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7日电（王斐、李静）

    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陈列着一张20世纪70年代的老式手术床，他长175cm、宽130cm、高52cm。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一张手术床，却承载着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当时被老乡们称为“灵神神”“活菩萨”的赤脚医生——孙立哲。当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第一唱唱的就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从1969年到1976年，约有28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插队落户。来自清华附中的孙立哲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被分派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村。1969年1月17日，在进村的路上，老乡随口一问“有没有医生？”同伴史铁生指着孙立哲调侃地一答：“他是医生，祖传的。”一句玩笑把当时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孙立哲推上了悬壶济世的赤脚医生之路。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孙立哲在陕北简陋的土窑洞中，做了3000多例手术，为8万名患者解除了病痛。

    插队到村里的第二天，农民高天亮遍寻上门来找知青替母亲看病。老太太脸上鼓着这一个红色的肿包，发热、发冷，满脸红斑，疼得呲牙咧嘴直呻唤。知青们赶紧翻阅随身带来的《农村医疗手册》查阅对症，最后立哲得出了结论——“丹毒”。于是大伙便把从北京带来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都拿了出来，吃药后两天老太太就痊愈了，但脸上的鼓包还在。后来经过询问和查阅，才知道老太太脸上的红斑叫血管瘤，是胎记。事实上，老太太患的是现代社会早已绝迹的“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北京知青们带来的氯霉素正是对症的特效药。随身带来的药用完后，大家又凑钱在公社买了氯霉素注射液，一个多月后，村里的斑疹伤寒病人几乎全都被治好了，这个好消息在山川被迅速的传扬开来。

    孙立哲学医是从给史铁生帮忙开始的。史铁生的腰腿疼犯了需要扎针，就请孙立哲来帮忙。那时候孙立哲只觉得好玩罢了。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村民王世友干活时伸了筋，疼得嗷嗷叫。史铁生二话没说，一针就给扎好了。这件事震惊了孙立哲，他开始迷恋上了针灸，全身心地扑进去钻研，背口诀、记穴位，对着穴位图谱日夜琢磨，并在自己身上进针练手，一时着了迷。他整天医书不离手，药理不离口，把一本《农村医生手册》翻了个稀烂。

    一天晚上，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已经熟睡的孙立哲从梦中惊醒。原来一个年轻妇女和婆婆闹架后想不开上吊了！立哲赶到时，她已经面色惨白、气息全无。孙立哲正想压迫眼球看瞳孔能不能复原时，突然感觉病人的胸口似乎动了一下，他立即猜想到会不会是假死？赶忙取了针就扎，先扎人中、再扎会阴，没反应又换了长针往脚心扎。突然，病人喉咙里“嗝”地响了一声，他又赶忙进行人工呼吸，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人终于活了过来。第二天，“神医”治活“死人”的故事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针灸治病虽然效果明显，但也有不灵的时候。为了能更好地为老乡治病，孙立哲只好到医院“偷艺”。自己装成病人，一会说咳痰咯血铁锈色，一会说心痛胸疼胸气疼；一会说后腰发困，一会说见荤恶心……看医生怎么诊断，怎么用药。唯一一次正规的学习是到姐姐所在的北京酒仙桥医院跟随一名外科老大夫学习了一个月。他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倍加珍惜，见什么学什么。很快便学会了打针、消毒、缝合、换药么准备手术包、清点器械等外科基础知识，并有机会观摩了手术过程，他以异于常人的聪慧、别于常人的努力争分夺秒地学习，并把自己的学习和在关家庄农村治病有关的事联系在一起思考，带着问题和思考学。学习快要结束时，没有医疗器械让孙立哲焦急万分，为此他也是费尽了心思，十八般武艺全使了出来。偷母亲存折、和朋友到医药合伙“顺”，能想的不能想的法子都想了，能做的不能做的事都做了。学习结束后，他带着学到的技术、树立起的信心和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器械回到了关家庄。

    依靠村民们凑出的30几元起家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为了让老乡们能不花钱、少花钱治病，1973年孙立哲在医疗站办起了土药房。他们白手起家，在三孔窑洞里用高粱杆子蒙上透明塑料布建立了无菌室。制药时，先在里面用福尔马林熏蒸进行空气消毒。消毒后工作人员钻进去既闷热又辣眼睛。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医疗站先后生产出了生理盐水、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十的葡萄糖注射液、百分之五的糖盐水和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注射液，还生产了复方柴胡注射液、板蓝根注射液、三黄注射液、川穹注射液、败浆草注射液等10余种中草药针剂。后来孙立哲又从中药厂挖来了一位老药工齐如，在他指导下又生产了很多中成药，如大山楂丸、保和丸、益母丸、调经丸、附子理中丸、黄连上清丸、六味地黄丸和通宣理肺丸等，丸、散、膏、丹都做过。在制药的同时，医疗站还种植了杜仲、黄芪、党参、板蓝根等许多中草药。自制药品不但满足了关家庄公社33个大队的需求，社员的医药费减免了百分之五十，在当时农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少花钱、不还钱、治大病”的医疗模式。到1975年，关家庄医疗站已发展到10多人，看病不仅限于内、外、妇、儿科，还包括眼科、五官科、皮肤科、中医科、针灸科、放射科和检验科。手术也不仅局限于普通外科，还涉及了泌尿外科、妇科、产科、骨科、胸外科等多个科室的领域。最火爆的时候，五六台手术同时进行，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孙立哲实施摘除或切除术，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

    为方便外地群众就医，1975年孙立哲组织的“巡回医疗队”开始巡回医疗。医疗队一般选择在有大手术的村里落脚，每到一地，四处赶来求医的老乡早已挤满了窑里窑外，有的甚至等了两三天。医疗队总是赶不上吃饭就投入紧张的工作，原定的巡回日期总是拖了一天又一天，有时不得已只能连夜“潜逃”。一次连夜赶往康家村的路上，途经一片枣树林时，突然从树林里蹿出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咚”一声跪在医疗队的面前，孩子的一只眼睛被圆柱状突起的肉瘤顶出来，医院都不肯收治，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求立哲。这种病叫“视网膜母细胞瘤”，手术时因眼底微细血管多止血困难，很难活着下手术台。孙立哲犹豫片刻后收下了孩子，连夜在康家村大队做了手术。手术中由于血流太多孩子突然没了心音，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孩子终于缓了过来并顺利完成了手术。白天看病、晚上手术，巡回医疗队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方土法，用最低廉的成本为群众解除病痛，甚至收治了许多被公立医院认为是不治之症或已经没有治疗意义的病患。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打坝时被钢钳砸中肚子，疼痛难忍，但表面并没有伤口。在没有透视设备的条件下，孙立哲立即诊断为肠穿孔并及时进行了手术。果然，一打开腹腔，肠内粪水在腹中到处流淌，稍有耽误后果不堪设想。家属惊奇的说：“孙立哲的眼窝比城里的透视镜还厉害。”1974年的一天，一个患肾上腺癌的米脂农民拄着棍子一路乞讨着来到医疗站。由于没有检查设备，情况比估计的严重得多，瘤子和同侧的肾粘连成一体，密如蛛网的血管像红蚂蚁一样突突地跳。看到这种情况，助手们建议孙立哲原封不动地缝起来，这样孙立哲就不用担什么风险。孙立哲一听就恼了：“我的风险怎么敢和病人的性命相比？我作为医生连这点风险也不敢冒，那成什么人？做！”剥离的难度的确很大，有一次刚点了一下，血喷出来直射到窑顶上，原来准备2个小时完成的手术整整做了13个小时。低廉的价格、显著的疗效使窑洞“神医”的美名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出关家庄、飞出延安，每天都有很多外乡、外县、外市甚至外省的老乡慕名前来求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