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爷爷因遭遇山匪抢夺山货，被害死在山林之中。奶奶只好带着11岁的姑姑，7岁的父亲凤宝（乳名），4岁的二叔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叔，越过大别山金刚台，到对面的商城县讨饭。一路乞讨，奶奶带着四个孩子受尽甘苦。最后不得不在讨饭途中把姑姑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又在固始县方集镇把襁褓中的小叔送给一个曹姓人家，剩下父亲和二叔在商城县伏山乡落脚谋生。

    1929年5月6日，共产党商罗麻特委在商城发动了立夏（商南）起义。起义后，父亲不仅报名参加了儿童团，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还在红军首长的开导下，将乳名凤宝改作“国璋”，立志要为穷人做一把能砍翻旧世界，开创新天地的“璋”。

    1930年10月，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团73师218团。

    1932年12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11月16日，父亲跟随红25军由大别山区的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行程9,000余里，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的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红26、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父亲在长征途中双脚严重冻伤，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行军打仗，被誉为“长征中的小英雄”。

    1935年12月，父亲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父亲奉命奔赴山西，率领当地民兵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后到冀鲁豫军区任职，先后任营长、团政治部主任、团长，率部粉碎日寇多次“扫荡”、“清剿”，被誉为“百战百胜的吴团长”，被冀鲁豫军区授予“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1945年9月，父亲奉命从山东菏泽出发，挺进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2纵5师参谋长、师长。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39军116师，参加长春阻击战、大洼反击战、三打靠山屯及大黑林子追歼战、昌图攻坚战等数十次战斗，此后又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直至1949年12月红旗插上睦南关。（今友谊关）

    我们姐弟三人的乳名都与出生地有关，也是父亲曾经战斗历程的见证。姐姐（东东）1948年3月在东北吉林省洮南县出生；我原叫南北，是东北怀上的，1949年12月部队南下后出生在长沙。后来“南”字被警卫班叫丢了，只剩下“北”了；弟弟（西西）1952年2月在辽西出生。他没见过父亲，是遗腹子。

    1950年7月，父亲率领39军116师结束广西剿匪，准备转入河南挖渠、修路，而后回师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此时，越南形势发生恶化，应越共主席胡志明请求，毛主席批示：“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党中央同意派出以陈赓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前去助战。父亲被遴选上，遂离开116师，以军事专家身份随陈赓组建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从昆明出发，抵达越南宣光县山阳以北的越共中央驻地抗法援越，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越南边界战役。

    从1950年9月16日中国军事顾问团直接指挥越军攻打东溪战斗开始，至10月6日指挥越军包围了龟缩在谷社山区法军精锐的勒巴热兵团4个主力营，火力齐开，一举歼灭，并活捉了勒巴热中校本人。

    10日法军全面溃退，法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中越边界4号公路近百公里的防线顷刻瓦解，越南边界战役获得决定性胜利。

    1950年10月18日，父亲随陈赓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撤出越南，回到当时39军留守处驻扎的辽宁省辽阳市。

    这张是我和姐姐与父亲唯一的珍贵照片。

    此时，父亲心里有三件事：一是关注116师在朝鲜战场的动向，他分析军情，掌握战局，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二是治疗长期积劳成疾的胃病，三是期待能有机会见到离散近二十年的母亲。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正式入朝。

    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依据美军的动向情报，命令39军116师迅速反应，日夜兼程，秘密集结于三面环山，丛林密布，公路四通八达的云山小镇。下午17时30分，总攻的炮声响起，116师向固守在云山的美军发起进攻。一夜鏖战，116师重创美王牌军骑兵1师，击毙、击伤、俘敌2,000余人，击落飞机1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还有其他大量的轻重武器及弹药。

    首战云山，这一仗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也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帷幕。（1950年10月25-1950年11月5日）

    首战云山的战报频频传到39军留守处，激励着父亲。他立即向上级申请参战：“这即是建国后的第一战，也许是建国后的最后一战。让我上朝鲜战场吧，让我和战士们在一起，把美国佬赶出朝鲜去。”

    志愿军随即展开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6日-1950年12月24日）116师再传捷报：痛歼美军25师，347团在战斗中抓获美军24团一个整建制的黑人连；346团收复平壤，功勋卓著。

    不久，中央军委同意了父亲的申请，任命他为39军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就这样，父亲回国不到一个月，病没治好，母亲没见到，就满怀豪情壮志地第二次踏上了异国沙场。

    父亲回到39军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116师在39军编成内，配属炮兵第26、45团，担负在高浪浦里东南地区突破临津江，以期执行毛主席“要越过三八线……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地区，寻歼几部敌人。”的战略决心。

    临津江是汉江的支流，位于汉城以北三八线75公里处。它穿过三八线又折回西南，中游一段横泻在三八线上。

    12月13日，116师主力由平壤向高浪浦里地区开进。20日到达临津江北岸集结地域后，父亲不顾连日行军的劳苦，亲自带领116师各团、营、连及炮兵团指挥员到前沿阵地进行多次实地视察，以便对各战斗部队的攻击目标、进攻道路、前沿地形、江水深度、攀登路线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父亲在军情分析会上指出：39军入朝仅一个多月，就连续打了两个战役，战士们相当疲劳，且弹药也消耗较大，能否胜利突破临津江，完成志愿军司令部下达的战斗任务，关键在于选择主攻方向。

    父亲根据在辽沈战役中指挥116师攻打昌图、义县、锦州等多地攻坚战的作战经验，提出六点指导意见：一、主攻方向应选择在韩军两个团薄弱接合的江面突出部。二、115师配合组织正面佯攻，让敌误判我军要在此作渡江准备。三、抵近敌军前沿，利用地形地物秘密构筑工事，隐蔽我攻击部队和炮火装备，以保证发起进攻的突然性。四、调动39军供给，保证攻击部队在渡江前有足够的食物和充足的弹药。五、务必做好战士的防冻防寒准备，保证渡江后不冻伤，不减员。六、攻击部队进入预设阵地后，必须保持静默，严密伪装，地面不准暴露一人一物一枪一炮。

    116师师长汪洋决定：立即抽调全师大部力量，在距离敌前沿100-300米，正面宽度约2,500米处，利用雨裂沟，隐蔽突击构建能容纳7个步兵营（约7,500人）的300多个简易掩体、战壕、防空洞、各级指挥所和50多个有伪装的炮兵阵地。

    12月25日，39军召开党委会，通过了父亲的六条意见，确定由116师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115师和117师作为二梯队，渡江后全军立即合力向湘水里穿插前进。

    经过3天的紧张施工，12月30日23时，116师7个步兵营，6个山野炮兵营，8个团属炮兵连及师、团指挥机构，计7,500余人，80多门火炮全部进入临津江北岸冲击出发阵地。

    12月31日凌晨突降大雪，整个116师攻击阵地被蒙上一层天然的伪装网。全师隐蔽18小时之久，无一目标暴露，就连美军侦察机低空侦查，也没发现江对面竟会隐藏着志愿军的千军万马。

    31日下午16时40分，116师师、团炮兵群的86门火炮按照预定方案对敌前沿及纵深实施猛烈的火力急袭——仅仅10分钟就准确摧毁了敌前沿40余个火力点，为步兵打开了突破口，堪称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

    炮火延伸后，左翼346团l、4连跑步通过封冻的江面，迅速消灭残存火力点内顽抗的敌人，胜利占领江南岸登陆场。右翼347团5、7连，涉过寒冷刺骨的临津江，攀上了高达10米的悬崖，攻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

    战至1951年1月1日，116师已突进敌纵深15公里，快速突破了韩军三道防线，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胜利地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所赋予的任务。

    1月4日，116师率先攻入汉城，与兄弟部队一道解放汉城，占领了总统府。联合国军被驱至三八线以南地区，扭转了朝鲜战局，为志愿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1月25日，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席会议上，116师副师长张峰汇报了本师突破临津江战斗经验。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金日成首相以及其他志愿军首长的一致好评。

    突破临津江战斗结束后，父亲被提升为39军参谋长。

    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在总结116师突破临津江战例时称其为“三险三奇”：一是突破口选得险，但很奇，即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弯向敌方的地段，一反兵家的常规，出其不意而制胜。二是进攻出发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近8,000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提前一天隐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发觉，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三是炮兵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50余门火炮设置在距敌前沿300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确地摧垮了敌人的工事。”

    更为后人铭记于心，功垂千史的是——战斗结束后，116师的346团1连、4连，347团的5、7连，四个连队同时获得“突破临津江英雄连”称号。2019年国庆70周年游行中，这面猎猎舞动战旗通过天安门接受了检阅。

    父亲又连续组织指挥39军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战役。

    五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6月，父亲担任39军第一副军长，奉命在距平壤东北约80公里的成川地区进行休整。

    1951年10月6日，父亲去平壤以西大水洞志愿军总部开会，乘吉普车返回军部途中，行至平壤东北的成川郡附近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的空袭，肋部中弹，不幸牺牲，年仅32岁。

    父亲牺牲后，在整理遗物时，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一份染着鲜血的账单。

    账单上清楚地记录着父亲从39军留守处借到100万元（东北流通币）的开支情况：

    购买提包25万，看望老首长徐海东30万，修理收音机8万，警卫员和司机有病住院各补助5万，慰问我军修养干部10万等等，笔笔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

    1951年11月1日，父亲遗体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东中一号墓。

    时光荏苒，瞬间便飞逝了大半个世纪。我们姐弟三人也从步履蹒跚的娃娃变成了古稀老人。可我们骨子里却永远铭记着国家对革命烈士的敬意与尊重，感恩着党和政府对烈士子女的关怀与爱护。

    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2014年9月30日，我国迎来首个烈士纪念日；

    2018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小葬于墓，大葬于心。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光辉篇章，都是挺立在民族身躯里的不屈脊梁，都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源源动力。就如同一座座无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人民心中，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相传的载体。

    2020-08-12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