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我在福建省上杭县工作过。那时候对通贤的认识，只感觉是刚从才溪镇分出来不久的小乡。这也许是才溪太出名的缘故，就像星星的光亮被月亮所遮掩了一样。都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才溪出了“九军十八师”，却没有通贤的名字。

    其实，不仅仅是我，只要学过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苏区时期毛泽东于1930年6月、1932年春和1933年11月下旬，三入才溪作社会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但很少人知道，当年的“才溪乡”是由现在的才溪镇和通贤镇组成的；“九军十八师”全国闻名，但也很少人知道有10名军、师级干部是通贤人；当年说的“三千才溪男儿参加红军”，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有一千男儿是通贤的。由于通贤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人们常常把通贤划入才溪，包括毛泽东前面两次的调查地点就包括了现在的通贤镇。以至于在中共党史上找不到“通贤区苏维埃政府”这个名字，通贤失去了他应有的光鲜，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通贤区苏”名字不应该遗漏

    2020年春节期间，由于爆发新冠肺炎，大家都呆在家实行“自我隔离”。儿孙们回家过年的时间已经是“史无前例”了，本来每年都是大年初七返回，今年因疫情的缘故推迟到正月十四才出门。这其实正中我下怀，巴不得他们多留几天，享受天伦之乐。

    一天上午，温暖的太阳已经照进了大厅，我正拿着一张矮櫈，移到南面玻璃窗旁边去晒太阳。说真的，冬天里隔着玻璃窗晒太阳确实是一种享受，没有风的干扰，阳光照射在身上暖揉揉的，比什么感觉都好。正在闭眼遐想之际，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我站起来拿过手机翻阅着，是厦门一个收藏爱好者发来的微信图片。一张“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中间虽有些破损，但基本内容完整。此证由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福建省会发出，第183号，会员是“通贤区上村乡阙长林”。从缴费栏可以看到，阙长林缴交时间只有1934年1、2、3月三个月。右边发证单位的公章非常清楚：“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福建省会”。
我对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的鉴别经验比较丰富，一看便知真品无疑。于是我们完成了藏品交换程序，拿到了这张会员证。

    中央苏区的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存世量还是不少的，但江西省的比较多，福建省的凤毛麟角，这一现象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也找不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1通贤区上村乡阙长林的会员证

图2会员证印章放大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买到苏区文物，都喜欢研究一番，弄清楚文物的来龙去脉，包括文物中所记载的文字内容。就这张会员证所说的“通贤区上村乡”，加上“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福建省会”的圆形大印，足以证明这张会员证上所说的是“福建省上杭县通贤区上村乡”，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上杭县通贤镇上村村。
由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比较肤浅，我发微信给上杭县原来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请他帮忙寻找有关“通贤区上村乡”的资料。不料，在上杭县革命史料和《通贤镇志》中都无记载苏区时期设立过“通贤区苏维埃政府”。

    之后，我又咨询才溪纪念馆的同志，得到的答复是：“查了许多资料和咨询了张老师做一些解答。1929年才溪为西三区，包括了通贤。1930年西三区改为杭武第七区，官庄、珊瑚也包括在里面。1931年才溪区境域缩小，此时通贤已不再才溪区管辖。到1936年，通贤又分到才溪区管辖”。

    据王坚先生说，2018年他在前往通贤采访当时已经101岁的老红军、原中央苏区时期福建军区政治部宣传员张占琳时，张占琳说过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通贤成立过区苏维埃政府。

    其实，关于通贤区苏维埃政府，早在1934年1月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1934年1月28日第三卷第八号第22至23页）的《才溪消灭文盲运动成绩》的文章中就已经报道过，原文如下：“模范的才溪通贤区，在进行社会教育中，吸收了大批工农群众参加教育工作，提高了工农的文化水平，现在我将消灭文盲的成绩来告诉你们：通贤全区有人口七千一百四十八人，减少了百分之六五的文盲。现在能看斗争报的占百分之四，约在二百左右人。能看红中与写浅白信的占百分之七，约在三百四五人。能看路票与打条子的占百分之四十（特别妇女约二百人会检查路票）。识五十字至百字的占百分之五十，尚有老弱无能学习的占百分之九。

    才溪现在全区有人口八千七百八十二人……”

图3《青年实话》原文

    只可惜这则报道很少人知晓。

    由此可见，通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实成立过区苏维埃政府。作为红色国土的后人，不应该忘记那段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光辉历史。

    将军背后的血泪家史

    王坚是《红色文化周刊》的特约记者，军人出身的他，长年展转闽西山区，采访知情者，查找文献资料，匡正了不少历史真相，撰写了众多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从而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三次前往通贤，在采访邱国光将军年过九旬的弟弟时，拿出了父亲邱东传生前亲笔写下的“家史”郑重地展示给了他。看后让他感慨万千，里面记录了这家人在邱国光、邱南光两兄弟参加革命后的家境遭遇。

图4邱国光将军

    邱国光（1918--2001），通贤镇下邱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供给部会计、文书、供给员、科长，卫生部供给主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4纵后勤部部长，辽东军区兵站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三分部部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13兵团兼广西军区后勤部部长、广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央对外贸易部华南地区副特派员、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邱国光有个哥哥叫邱南光，红军到通贤后第一个站出来，到才溪、通贤和红军接头，联合其他积极分子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南光长得高大，脚力好，别人又叫他“油筒仔”，担任赤卫队的指导员。当地的反动派找到其父邱东传说：“你家的佛养生子（南光的乳名）带头造反，害得我们田产损失，你们一家今天走不了啦！” 邱东传只好天天躲在深山里，在山上一连住了十几天。后来，反动派“大头四子”被苏维埃政府押到白砂（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处决了，才敢安心回家居住生活。

    1934年6月份，武平钟绍葵的保安团从十二排开到通贤，汇合通贤当地的反动派来到邱东传家里，说他家是“红贼头”，把家里的三口铁锅、一口水缸砸烂了，米谷等物件抢走，说是“惩罚”红军家属。

图5邱伟元展示其祖父手写的“血泪家史”（王坚摄影）

    1934年10月20日夜里，邱东传突然听到南阳双溪田方向响起了枪炮声，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军13师的兵，还有本地的恶霸地主都来了。刚听到东塘埂上响枪，白军就冲到了他家里。因为是黑夜谁都逃不了，妻儿被关在家里三、四天，他在外面不敢回家，又担心妻小的安全，心中难熬度日如年。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邱东传空手离家没有带到一点粮食，黄屋的亲戚借给他二升米，大才里的朋友好心送番薯送给他吃，并在他家住了两天。第三天走上白石坑、竹子寨，又遇上白军13师的兵，被他们押到上村，当时一共有11个人被抓。当时他想，回到通贤就死定了。家里的锄头、铁铲、被子、蚊帐都被反动派“罚走”了，没法生活了。后来，国民党乡公所的反动头子罚他去开壕沟、做城墙，做了十天苦工。12月份（公历），白军13师的部队要开走，乡公所又派他给白军挑担子，一直挑到连城新泉。原本说当天可以回家的，第二天，他们又从新泉挑担到莒溪，吃完晚饭又被关起来。第三天又挑到席湖营，照样被关起来。第四天，挑到姑田，天上下大雨，一身衣服湿透了。白军用木棍拼命打他的脚，痛得他直流眼泪，吃完晚饭又被关，在屋子里烧柴火把衣服烤干。第五天，挑到永安小陶，白军说好给他们路费的也没了。天亮了，他们5个人只好一路要饭走回家，农历11月28日才回到通贤。

    1935年2月，过年没得东西吃。邱东传有个5岁的女儿叫满凤子，趁妻子不在家，邱东传狠下心把女儿卖给官庄钟屋人，老婆回家来拼命骂他“不是人”，他只好跪倒在地求饶，伤心大哭。

    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邱南光去永定、龙岩向张鼎丞等领导请示工作任务。不料消息暴露，通贤乡公所的恶霸反动派写信给才溪乡公所，阳下的反动分子假意请南光吃酒，组织团丁来包围，把邱南光抓去灌水、吊打，受尽折磨，后押到培沙里禾塘路上的茶亭杀害了。反动恶霸十分凶残，同时被害的还有13个革命工作人员。

    由于长期的穷苦生活，连续悲惨沉痛的打击，邱东传身体不好，手酸脚又软，不能种田。白天坐在家门口，时时担心受怕。家里分到了七担“公田”，每年要上交租谷4担2斗。天时寒冷，没衣服没棉被，床上盖的是簑衣，身上穿的是破烂长衫。可是族长对他发话：“你的佛养生子被人杀死了，你心肝痛天天哭，不能在祠堂里借住了，不吉利搬出去。”一家人只好搬出祠堂，另外搭了个简单的寮子。就是立四根木柱子，用杉树皮和茅草来做屋顶，用石头砖块砌了一个灶头煮饭吃。夫妻两天天上山砍柴卖，帮人做零工，烧木炭卖，挖山上的野薯、野菜代米吃。

    上述，只是邱东传“家史”中的一部分，足见其是何等的心酸与悲催，也足见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毒与残暴！正像《白毛女》戏中所说：是旧社会把“人”逼成了“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