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五团交通总站改编为海丰县人民政府通讯总站，所有人员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这个时候，作为总站长的父亲没有安排我母亲的工作，让她回家照看孩子，成为家庭妇女。母亲育有五子一女，都是共产党员。我有二位兄长从少年时起就跟随父亲参加革命，成为离休干部。唯独母亲在胜利的时候黯然退出，着实让人遗憾。

    母亲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看似柔弱的她实则胆大坚强。1960年春父亲在紫金县庄田矿区工作期间患病，母亲陪他到海丰彭湃医院手术治疗。病情稳定后，母亲不放心家中子女，只身返回庄田矿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公路只能通至高潭，从高潭再往南岭庄田等地都必须徒步，一路荒山野岭少有人烟。所以我们从海城到庄田都须在高潭留宿，次日再走一日的路程。但母亲归家心切，那天下午班车到达高潭后，她竟然孤身走夜路回庄田。春寒料峭，山间小道崎岖难行，路两边时而峭壁深涧，时而怪石嶙峋，尤其是伯公爷岭上下几公里，常有毒蛇野兽出没，白天行走都很瘆人。我母亲一人趁着夜色翻越高山峻岭，路上跌跌撞撞半夜方才到家。每当想起那晚母亲浑身尘土在屋后敲窗呼喊我们开门的情景，母爱的暖流就在我的胸间激荡。

    父亲在1961年调回海丰县石油煤建公司工作以后，我们全家除二兄在部队外总算团聚了。这段时间应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光。父亲的战友常到家中聚会，如余晓、陈世阳、陈庆明、丘池等同志。母亲跟他们都很熟悉，也凑在一起聊以前的战斗经历或老同志们的趣事。那时丘池同志正处人生低谷，父亲多次嘱咐我大兄黄协（他那时任汕尾镇委副书记）要关心帮助丘池同志。从父母与战友们的亲密交谈中，我记住了很多老同志的名字。后来我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时倍感亲切，同时也唤起了我对少年时代的很多美好回忆。

    1997年我二兄儿子结婚时，解放初期担任海丰首任县长的刘夏帆同志不顾八十高龄，从广州专程返回海丰参加婚礼。他见面就说“你们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今日他的孙子结婚，我一定要来”。前辈在战火中凝结的情谊，让我们后人深受感动。

    父亲是1964年6月4日因病去世的，享年54岁。英年早逝与他长期在矿山忘我工作是有关系的。父亲弥留之际，母亲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摇了摇头表示没有。父亲的追悼会很隆重，县委组织部长姚立明主持追悼会，海丰县委、县政府、赤山驻军都送来了花圈。家乡父老组织各村代表和赤山小学师生步行数里到海城老车头迎接灵车。老红军战士林进、陈世阳亦代表老同志在海城人民礼堂门口接灵，并护送灵车到我的家乡赤山。

    父亲离开我们两年后，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开始了。期间我大兄多次遭到拘禁，我和弟妹三人按月发放的抚养费被冻结了，母亲带着尚未成人的弟妹和身有残疾的侄儿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这时，我们又看到了母亲超常的坚韧，她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每到一处总会养着一头猪，以补贴家用。1968年10月，我下乡告别母亲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给我，我心里明白母亲囊中羞涩。那段时间，我们经常靠“动姜盐”打发日子。这时，很多老同志和交通员们常来看望我母亲。如陈世阳夫妇、王坚、王如、余训、吴英、黄仁、唐华孙、许火星、李诗京等同志。彭湃医院许溪院长、原边纵五团卫生员吴惠玲同志常到家中为我母亲看病打针。他们让我母亲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战友同志之间的温暖。

    1972年10月24日，患有高血压病的母亲离开了我们，享年59岁。她没能熬到拨乱反正的时候，与父亲在天堂上永远相伴了。我们总感到父亲亏欠母亲太多，可母亲在世时从不这样认为。父亲是她的骄傲，父亲让母亲的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多年后，我在海丰县党史研究室编的《海陆怒潮》《中国共产党海丰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海丰组织史资料》等书中清晰地找到了父亲的人生轨迹。2019年10月，我父亲的生平事迹被海丰县党史研究室编入《海陆英雄》一书。历史证明，父亲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否则一个没有文化的农家苦孩子不可能英名留世。

    父母一生清廉，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是，父母在荆棘路上的前进足迹，给我们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恒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