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给东江红军留下一个连和120条枪,并传达党中央要求,重新组合粤东红军队伍和从海陆丰撤出的部队,组建红十一军——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江红军编制成立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指示：“目前东江红军应以现有之四团为基干,扩充为四个纵队而成立红军第十一军。”

    这支从农民自卫军,发展、壮大建立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一军,实现了党中央对创建广东唯一一 支纳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序列的军级队伍——红十一军目标的要求。

    1930年11月,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东江苏维埃政府派两名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大存因战事需要,未 出席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执行委员。1934年1月,东江又派出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大存继续被 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

    东江的军事力量和苏区根据地是中央苏区江西苏维埃的南方屏障,在中国革命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广东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史上,革命先驱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产生深远影响等等,成果最突出的历史事件。它是千万名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共产主义事业所作的奉献！它是广东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开展农民运动光荣历史篇章的记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地区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耀眼光芒。

    三、红十一军历程的贡献与教训。

    红十一军成立后,转战东江及粤赣、闽边地区，巩固、发展了东江根据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和土 地革命,拖住了陈济棠相当一部分兵力，配合了中 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1.为建立、发展、巩固东江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江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五华第九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革命形势就从反“围剿”的斗争转向主动出击敌人的斗争。熊熊的革命烽火,不但在八乡山根据地燃烧着,同时逐步扩大到五华与八乡接壤地区,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东江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改编为红军之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先后在潮普惠、陆惠、揭丰华、梅埔丰、五兴龙、蕉平寻、惠紫河博等地创立了根据地。在实践中,红十一军和地方武装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一方面配合各地的赤卫队,粉碎敌人的进剿,保卫苏维埃政权,为创建、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2.颁布红军、苏维埃政府系列政令，极大鼓舞军民斗志、士气,强烈震撼国民党反动派。

    1929年3月,五兴龙县城苏维埃政府选择龙川县回龙区大塘肚村实行土地改革,颁布了由毛泽东、 朱德、古大存、刘光复、朱予干、陈海云等署名的 《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大大地推动了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1930年5月，广东东江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布告》；8月,广东东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土地暂行法”。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均由工农红军官兵进行宣传,并且帮助农会或苏维埃政府进行贯彻、实施。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解除了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农民得到了实惠后，他们更自觉地参加红军根据地的建设,在斗争中表现出无比的革命坚定性。红军在实施土地革命中,保卫了广大工农的利益,而工农又给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红十一军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部分老区群众住宅墙壁上,至今还保留当年红军、苏维埃政府、革命群众写在墙上的标语、布告；也有国民党悬赏缉拿古大存的标语。

    3.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东江地区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边缘,既是中央苏区 在南方的屏障和门户,又是广东军阀进攻中央苏区 的重要基地。因此,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 的巩固、发展。由于红十一军和地方武装保卫着东江地区,牵制着军阀部队对中央苏区的威胁,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这就大大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在敌人多次“围剿”和严密封锁中,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东江特委在大埔县靠近福建边界的茶阳、青溪两地秘密开办了“同丰”、杂货店、“永丰”商店,收购大量进出口物资,帮助中央苏区解决了不少困难。

    4.在反“围剿”、保卫根据地斗争中,生命铸就了军魂。1930年6月,行动委员会命令古宜权带领教导团去袭击五华县安流镇。当时,安流驻敌两个营,仅派教导团去恐怕难于取胜。远见卓识的古大存,看到孤军攻坚,难于取胜的情况,便带领46团及部分赤卫队开赴安流。敌虽顽抗,但由于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终于夺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7月,行动委员会根据中央及省委“集中攻坚”的指示,决定攻打有重兵把守的潮州城。三打潮州,没有攻下,红军牺牲了818名将士。

    1931年1月间,五华县伪基干队队长谢汉雄、张守中统带100余人围剿八乡山。古大存动员八乡山的苏区人民,在贵人村成品字形的3个山头上筑起3大寮,打退敌人的进攻。6月17日,五华反动头子张九华带领反动基干队400人进犯八乡山。红十一军将士在古大存的指挥下,经过2天3夜的激烈战斗,击退敌人10多次的进攻,毙敌100多人,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红军安全转移,敌向双头方向狼狈败退。不久,五华反动派又伙同张瑞贵师1000多人,进犯八乡山贵人村。军长古大存和红军战士,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英勇善战,又一次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1春,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第3军军长李扬敬指挥张瑞贵师和毛维寿师,以4个主力团的兵力和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疯狂地进犯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在敌我力量悬殊,给养极端困难,西南山边被 打开了缺口的严重情况下,当时,东苏及西北分委  允许向外活动,于是古大存决定：在贵人村完成阻 击任务后,即布置撤离八乡山。

    4月20日晚上,古大存率领红十一军军部、46团补4连共100多人从滩下撤出,经戏子潭到揭阳县龙潭、陆丰县下砂,转战至紫金县洋头炮子,与古宜 权率领的教导团汇合。古公鲁等军需处人员到了下 砂,没有跟上部队,被炊事员黄秋红(俘虏来的)报 当地警卫队来围捕,结果古公鲁、古鉴州、甘菊高 等被捕捉押解到五华县城华城被杀害。司号员古 任、宣传员张剑珍等7人从天堂山到紫金找古宜权 部队,走到秋溪时被反动警兵捕捉,张剑珍被押运 解华城杀害,其他被判刑。徐妙娇(古大存的爱人) 等从八乡山回到棉洋,被叛徒出卖,杀害于华城。后 方医院人员陈奎、陈添等从天堂山回双华。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人员分别疏散隐蔽,待机而动。

    1931年9月,古大存到潮普惠向东江特委汇报工作时,知道党已决定将红十一军改为独立第2师,师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设2个团，第1团的团长和政委由彭桂和黄强兼,第2团团长古宜权,政委卢笃 茂。红十一军已不存在了。

    自红十一军成立以来,广大官兵在环境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不怕牺牲,八乡山四次反“围剿”, 不少官兵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十一军(含前身)团以上领导干部光荣牺牲的有：严凤仪、李明光、丘宗海、刘春、邓子龙、何石、李斌、古宜权、李光中、刘光复、陈俊、邝才诚、彭桂、陈开芹、卢笃茂、陈木奎等数十人。五华籍的革命烈士就有1000多人。

    四、红十一军挫折的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是广东省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级编制的红军队伍。红十一军自1930年5月创建至1930年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第2师,十分短的时间便受到挫折和失败,其中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一)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党的“六大”决议贯彻之后,东江地区同全国各地一 样,发展了大好的革命形势。1930年5月,李立三错误估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势力,认为全国革命高 潮已经到来了,提出《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基本思想。军事战略上以城市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工农武装起义。他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他要苏区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提出“促成全国武装总暴动”。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 于6月9日提出的草案《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 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东江特委、东江军委贯 彻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从此,整个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处于逆转的不利形势。

    (二)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1930年1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指示中, 对于形势问题有此指示：“......现时东江的游击战争,已普遍的发展,在斗争已深入的区域(如五华、兴宁、惠来),如不进而号召和组织夺取城市的地方暴动,必然会使斗争停顿在流动的游击战争的途上,再不能向前发展与扩大了......。你们到现在还有‘割据’的计划,实足以证明你们对省委指示的忽视。这点,希望你们立即纠正。目前东江各县的中心任务不是要做到保守的割据某处某处,而是要积极的组织地方暴动,发展苏维埃区域。”中共广东省委及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也指示东江惠属两特委及11、12军军委:“红军的策略路线:过去因各军不了解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产生了右倾的保守观念,而将红军的行动偏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中,削弱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这种错误的右倾观念,在这次大会中已完全纠正过来,决定目前的策略是‘集中攻坚’,发动广大的群众,配合广大的群众力力量,向重要城市进攻,实现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促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到来。”
1930年初,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林道文同志代表省委来传达的,主要精神是贯彻总暴动路线,会议还制订了18条纪律:凡不听命令,泄漏机密,......都要枪毙。1930年6月间,林道文强调 军事战术上要“集中攻坚”,攻坚的目标是汕头市、 潮州市。为了适应军事上“攻坚”的需要,还取消了党的领导,成立了“东江行动委员会”以领导一切, 颜汉章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为前敌总指挥。6、7月间,颜汉章先后3次命令古大存攻打潮安县城。当时潮安县城驻有敌军2个团,在附近的枫溪驻有敌军1个师,上游的丰顺县留隍区驻有敌军1个师。古大存集中46团、47团和教导团2000人第1次攻打潮安县城,未打进去,只好撤退回丰顺县留隍区栋下。这次战斗,虽然消灭敌人1个营,但我军牺牲200多人。古大存率领队伍回到栋 下村时,还受到了颜汉章的无理批评。颜汉章又命 令古大存第2次攻打潮安县城,仍是攻不进去,还 牺牲了不少同志,再次退回来。古大存早就不主张 攻打敌人兵力集中的潮安县城,在第2次攻打潮安 县城失败后,还建议颜汉章:“在敌我兵力如此悬 殊、地形又不利我军的情况下,不能死拼硬打!”而 颜汉章仍然不听,批评古大存,又命令古大存第3次攻打潮安县城。古大存只好第3次攻打潮安县城,结果还是打不进去。

    在颜汉章下命令攻打潮安县城以前,古大存就不主张攻打潮安县城,而极力主张攻打八乡山山下的丰顺县城(即丰良镇)。古大存认为:驻在丰顺、五华2县的敌人并不多, 在群众支持下,完全有把握攻下敌人兵力薄弱的丰顺县城。而且，攻下丰顺县城后可以借此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可在巩固八乡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再向外围发展,进而发展整个东江革命根据地。但是,古大存这一正确的主张却遭到颜汉章的反对,还批评古大存“右倾”、“怕死”。由于古大存不坚决执行军委、行委的错误指示,结果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活动在韩江东岸的48团,虽然属于红十一军的建制,但实际指挥权在闽西的红十二军 (军长邓毅刚、政委李任予、参谋长宋铁英)。1930年9月间,48团配合红十二军先后攻打大埔县高陂、枫朗、百侯等据点,均遭到严重的损失。第1次攻打高陂镇时,该镇周围筑有堡垒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敌邓龙光独立师有1个团驻守,又以逸代劳。而刚建起来的红十二军自福建省龙岩向高陂开来,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敌军装备精良,我军装备多是大刀、梭标等,只有48团装备较好,有4挺重机枪。由于48团对地形较熟,因此,李任予命令48团打“前锋”。攻打高陂镇时战术上不是采取诱敌外歼,而是采取强攻硬打,激战l天,我军损失严重 (48团损失更为严重)。当敌人援兵开到高陂时,李任予命令48团当“后卫”,掩护红十二军向福建省撤退。

    在攻打高陂前,48团政委兼党委书记温仰春,因为抵制过“左”倾错误的主张,结果受到行政上免职处分。攻打高陂失败后,又以“不积极”、“右倾”为理由,给温仰春行政上以撤职和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1930年冬,李光中接任48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由于战术上攻坚,攻打 (福建)百侯、高陂、张胜坝等处都遭失败,伤亡很大。 攻打高陂镇失败后,并未吸取教训,李任予又布置攻打枫朗、百侯,均遭到失败。由于部队伤亡严重,大批减员,士气低落,引起群众对红军感到失望,降低了党的威望。

    1931年春,李立三要求苏区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东江军委组织红十一军主力北上中央 苏区,进入湘境之后,沿途屡遭袭击,国民党军许 克祥部堵截于前,范石生部追兵于后,红军主力陷 入重围,几经冲杀,无法突围,最后弹尽援绝,全军覆殁。

    立三路线在东江地区的贯彻虽然不足一年,但军事上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当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我军不攻打敌人兵力强大、地形不利于我的据点,不用主力去和敌人硬拼,而坚持以西北地区的八乡山为主要基地,并紧紧以闽赣中央苏区为依托,在各地苏区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改,进行经济建设,尽管敌人 前来进犯,都是可以击退的,军事上的损失也是可 以减少的。

    (三)肃反把红十一军搞跨了。1931年1月7日,党的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等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东江军委书记袁策夷(即袁仲贤)执行了“左倾”的肃反下策,混淆了敌我界线,造成红军内部和革命队伍中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3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文远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内部发生一起严重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受第二国际的指挥。他们的政纲要和平、要自由,开国民会议劳资调协减租, 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共产党等等。他们组织的系统,同我们党的组织一样,并且很严密，没有横的关系。他们并且深入到我们党的内部,有许多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委员及我们党各级党部担任重要工作的,都是他的干部。”

    同年3月29日,中共两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苏区中更要根据赣南‘AB 团’、闽西社会民主党、琼崖改组派活动的教育和经验,在一切群众斗争一切实际工作中,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运动,要用群众的力量去肃清党内和苏维埃政府中的一切反革命派。......省委应特别指示苏区的党选择最好的同志组成政治保卫队的工作,加紧肃反工作。”

    同年9月,中共中央还不明白东江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情况,指示要不断地进行工作,“东江AB团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中央还不知道。但中央必须严重的告诉省委对AB团正确的解决路线是应不断的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煸动工作,揭破AB团的反革命作用,在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中,争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来，不能单纯的机械的只从组织上去解决。”

    东江地区1931年春最早搞肃反扩大化是在兴梅地区,然后在潮汕,海陆惠紫开展。先在地方上进 行,后来在红军中进行。肃反扩大化一直断断续续 进行到1937年上半年(潮澄饶苏区)才停顿下来。

    持续7年长(主要在1931年夏至1932年夏)的肃反严重扩大化,不但错杀了大批地方的党员、团员、干部,还在红军中也错杀了一大批官兵,使红军丧失了元气。红十一军营以上干部被错杀的就有11名,他们是：红十一军政委颜汉章、继任红十一军政委吴丙泰、军政治部主任王一莎、军参谋长龚楷；46团政治部主任叶诗光、48团团长罗时元、48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连半天、49团副团长共伯梅、49团第2营营党代表彭元岳、50团团长彭城、红3大队政委贝必锡。

    红十一军中被错杀最为严重的是49团。古大存曾有回忆：“黄强是海丰人,与陈炯明有亲戚关系, 大革命高潮时投机革命。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跑到香港自首,反动派派他打入我革命队伍进行破坏。他在当49团政委时,就根本不听从指挥,以削弱我军力量。他取得袁仲贤信任后,便开始猖狂活动,首先陷害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当我党发现反革命活动,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时,黄强则利用肃反,把独立2师开到紫金的乌禽嶂,关起门来杀,杀了我红军官兵1000多人。”

    47团、48团、50团也错杀了不少官兵。1931年冬,古大存在大南山见到军委书记袁策夷,袁告诉古大存：要调动古大存的工作,免去军长职务,改任军委参谋长。袁派了警卫人员监视古的行动,实际上把古大存软禁了。古大存完全知道袁策夷己怀疑自己为“AB团”分子了。古大存忍无可忍,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前往见了袁,并质问：“你调我当军委参谋长,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对你们这种做法很担心!你们不能糊涂地把我搞掉!如果要搞掉我,不经过党中央批准,是不行的呀!如果认为我有什么问题,也应把我送中央处理!”古大存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资格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你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你会慎重处理的。一个共产党员是随时准备在敌人面前牺牲的。今天,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袁策夷听后连忙表示对古大存无什么怀疑,鼓励他要安心等待一下。

    一个月后,袁策夷召开了特委会议,宣布古大存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说3次攻打潮安县城打不下来是“严重右倾”,决定撤消古大存的军长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2个月的处分。古大存不服处分。袁策夷问古大存还有什么意见,古大存说:“再提意见就会开除党籍了!”

    古大存虽然排除了“AB团”的怀疑,免遭于 难。但由于反对袁策夷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最后还是给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红十一军由于在肃反问题上犯了扩大化错误,不但错杀了一大批官兵,而且使不少红军官兵被迫离开队伍,有些人还跑到敌人队伍里去了。对于红十一军中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和带来的严重恶果,古大存作过比较客观的评论：“在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袁策夷惊慌失措,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这就使反革命气陷更高,使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此乃惨痛的教训!可以说，立三路线只是红军碰了壁, 而王明路线,特别由于过‘左’的肃反政策,肃反扩大化,却把东江红军搞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