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宪良、男、汉族，1922年农历5月28日生于吉林省（当时延寿县归吉林省管辖）同宾县（当时延寿县名）， 相当于高小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松花江军区政治部战士、区武装部副部长、县粮食局书记、副局长、乡党委书记、县民政局副局长、县橡胶厂书记、厂长、县总工会副主任等职，现已去世。

    左宪良说：“我一直过着两个生日：一个是农历5月28日的出生日；另一个就是8月14日的‘出生日’，1949年8月14日比我出生日更重要，更具有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一天凌晨我冒死勇敢地逃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从而获得我再生的今天，是我今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永远值得我纪念的抗战的胜利，若没有抗战的胜利，哪有我的今天”。

    1945年6月9日，左宪良正在地里干活，伪区公所派人通知命令他去“国境”出劳工，没有期限。

    在伪满时期，谁家接到这样的通知，就等于接到死亡通知书一样。因为凡是去“国境”当劳工的很少有人活着回家。父母和全家放声大哭了一宿。他全家10口人（父母、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左宪良和妻子），他是长子，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他这一走，全家的生活就无着落。更何况这一年来，他家藏在河套的12袋口粮已被日军搜走，全家人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如果不去，日伪军就要抓他坐牢。坐牢也是死。暗无天日，只能任人摆布。被一起派往“国境”出劳工的还有本村的另一个人。

    第二天，父母和亲友给他凑了20多元钱，全村乡亲们哭着把他们2人送出10多里路，生离死别的惨景，让他终生难忘。全县530多名劳工到县城集合后，由伪县公署动员股股长给大家训话，他大声地说着：“你们这支勤劳奉仕队是去‘国境’干活，没有期限，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许往回跑，跑回来就是死罪，家属还要坐牢！”劳工们听完话，痛哭一场，都知道这意味着是要和家乡与亲人永别。伪县公署用两天时间给劳工们编完队后用马车把他们送到珠河（今尚志市）火车站。坐火车到了哈尔滨站，南行到了孙家站，乘务人员让把窗帘拉上。乘警警告大家不许扒开窗帘往外看，否则就是死罪。到平房下车后，背着行李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老五屯工棚子。这里就是杀人魔窟—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一处劳工驻地。

    老五屯工棚区，有五座工棚组成，中间是3排正棚，东西两侧各一排厢棚，占地约一华里见方。距他们工棚区大约3华里的地方就是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营区、场区和工区；北面不足200米处，是面积约40亩的劳工坟地。所有这些区域都属日本“国境”是军事禁区，十分诡秘，管制极严。为防止劳工逃跑，在工棚周围布设有铁网，铁丝网外有3米宽，2米深的水壕，壕里灌满了水。工棚区只有一个南门，设固定岗哨，由中国劳工站岗；外面设有荷枪实弹的日军流动哨。劳工夜间上厕所首先向岗哨打招呼，不然就按逃跑论处。对劳工的管理极其严厉且残酷，上下班都要身份证和严格搜身，场面非常吓人。如果搜出一根火柴就是死罪。有一次一个中国劳工小队长干活时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检查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兑酒喝，硬是残忍打掉他全部门牙，吓得劳工人人自危。每天活动必须是集体活动，绝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每天吃饭的时候，劳工们都要事先在自己铺位中间位置面朝过道盘腿坐好。劳工伙食班负责把一个饭碗，一个菜钵，一双竹筷迅速放在劳工面前摆好并盛好饭菜。然后，站在棚门口的小队长冲全小队百十人高喊着日语“卡西哟米克道”，劳工们随着一齐高声复颂，让劳工双手合并举到额前作揖，双目紧闭，心中想着，这饭菜是天皇赐给我的。约两分钟后，小队长又喊“依达达克麻斯”，劳工也齐声复颂，然后吃饭。吃饭也和干活时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惹出祸来。一次吃早饭默念时，一个日本兵突然走到一个巴彦的16、7岁的小劳工面前，揪住衣领子就把他提溜起来，厉声问他在想什么，小孩害怕着忙，顺口说出我想我妈呢，日本兵破口大骂；“你的天皇不想，你妈的想，良心大大的不好”。一拳头把小孩打得鼻口窜血。日本兵觉得不解恨，又把小孩按倒在地，薅着头发用脚踹，大家伙眼瞅着干着急，谁也不敢吱声，最后实在没招，左宪良偷着跟小队长说：“不能再打了，打坏了就不能干活了。再说，你也有管不好的责任，来这些天了，你还没让小孩记住吃饭时心里该想谁，这不是你的责任吗？”小队长听左宪良说完，可能是觉得有道理，就到那个日本兵跟前说：皇军，您不要再打了，他是个小孩，刚来不几天，还没有学会，以后我一定让他好好地学，不想妈妈想皇军。你要把他打坏了，他的活谁干，耽误活可不是小事。那个日本兵听小队长这么一说，停下来，对小队长说：“他的以后再想妈的不行，要想天皇，如果再想妈就死了死了的。罚他两天不许吃饭”。小队长点头哈腰答应着把小孩拉到了一旁。看日本兵走了，悄悄地骂道：“去你妈的小日本鬼子，你妈了蛋的天皇，纯粹是个害人精！”

    有一天，左宪良他们在搬运木料时，发现两只野鼠，劳工们立即围起来要把他们踩死。正在这时，其中一只竟然冲着大伙站了起来俩小爪合在一起作出揖拜的动作，左宪良看它们可怜，劝大伙不要弄死它们。可是不听劝告，硬把两个野鼠踩死了。日本工头关岗知道后，看着死鼠，大发雷霆，下令让左宪良他们30多名劳工紧急集合站成一排。左宪良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岗上前，左右开弓，打了左宪良两个大耳光，打得他两眼冒金星，又命令左宪良打下一个人，这人是左宪良老乡，不忍心打。关岗大声骂道：“八嘎牙路”！一连打了左宪良10多个耳光，又把他踹倒在地，一顿乱踢，头被踢肿，血流满面，惨叫连声。见此情景，大家被迫互相打耳光，直到每个人打得鼻青脸肿才罢休。关岗找来翻译对劳工们说：“今后再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许弄死，如果弄死，就像今天这样。”开始大家不知道小鬼子为什么对老鼠那样亲，后来才知道，老鼠是日军“731部队”用作培养鼠疫菌的。挨了这次毒打以后，他的左耳朵几乎全聋，牙齿全部松动，逃回家以后全都换上了假牙。

    有一天，来了一名日本军官，分队长让左宪良跟他去。这个日本军官把他带进一个车间里，用手势告诉左宪良照他那样走，两眼只准往前看，不许往旁处瞅，左宪良点头答应。进门一看，这个空旷的大车间有好几个像大油罐形状的机器，正在轰响运转，震得地面不停地颤动。只见有6个日本人穿着三紧式黄色工作服，戴着白色手套和口罩，正看着机器。领他的军官近前与他们说话，看样好像问他们要不要左宪良。左宪良想起了先期来的劳工们说过的话：“日本人单独调去的劳工全都有去无回。”想到这里，左宪良急中生智，装病唬弄鬼子。左宪良使劲咬破舌头，顿时痛得直冒汗，血也顺着嘴角流了出来，他双手捂着肚子嗷嗷直叫，躺在地上假装得了急症。他装得非常像，从眯得很小的眼缝中看到看机器的日本人向那个日本军官连连摆手，嘴里还叽里咕噜地喊着。“后来我知道了他们说的是快快的！快快的！意思是快把我弄走。”日本军官和另外一个日本人把他拖到门外，叫来了两个劳工把他抬回了宿舍。左宪良回到宿舍不久，日本军官就派翻译官和分队长来看他。看他是不是得了霍乱病什么的，如果是，就送到劳工坟 ，这种病日本人是不给治疗的，其他的病也是如此。左宪良听着翻译和分队长的对话，听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是该有多么可怕。在他们工棚区东面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劳工坟地，专门收容患病劳工。劳工开始他们还认为是给劳工治病的地方，后来他们才知道是专门为劳工设置的坟地。它们村一个姓景的劳工就是送到不久后死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一个日本兵领着左宪良他们四个劳工往出架这位老乡时，他眼泪汪汪地看着左宪良，一种绝望告别似地眼神一直在左宪良的脑海里。这个劳工当时央求日本兵说：“不要把我架走，我没事，我能好，帮你们干完活我还得回家呢！”在日本兵的逼迫下，左宪良和其他三位劳工把自己的老乡送到了劳工收容所。说是收容所，从地面上并没有房子，从地面上看，只有一个东西向、高不过一米、宽六七米、长几十米的扁平土包，土包西侧有个半地下的窖门。进去后是个大地窖，门口很黑，往里走看见一排柱子上挂着数盏灯，火光微弱，全都是豆油灯。灯下是与劳工棚一样向下挖成的过道，过道两边地上铺茅草就是病床，上边稀稀拉拉地躺着毫无声息的“病人”。窖里阴森、寒冷。他们四人抬着那位老乡走进不到20米，迎上来一个30多岁、穿着一身蓝色衣服的人，对他们：“是送病号的吧，把他放在这你们回去吧”。他们把左宪良的这位老乡放在地上的时候，这位老乡也许知道自己已不能和左宪良一起回家了，眼泪流了出来，拉着左宪良的手说：“咱们俩一起来的，只有你一个人回去了，你真有出去那天，一定到我家告诉一声，说我很想家，可惜小日本鬼子不让我回去，你走吧，我心里难受。”在这里不敢多说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日本人听见了，不高兴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左宪良拉了拉他的手、轻声说：“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你好了，我来接你，咱俩一起来的还得一起回家。”他听我这么一说，哭得更厉害了。穿蓝衣服的一看这情景，吓得立即说：“快走！快走，这不是唠嗑的地方”左宪良听他说话是中国人，就用商量的口气和他说：“请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有一天真好了，我们一定好好感谢您”。他听左宪良说完，悄悄地跟左宪良说：“你没看到吗，到这里来的人能好吗。凡是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因为日本人压根就不想让他们活着出去，怕把病菌、病毒带出去。我也不是不懂人情，实在是这里太危险。头几天，几个劳工送来一个‘病号’，也像你们一样，老乡送老乡，恋恋不舍，哭了起来，我劝不住他们，结果被两个牵着狼狗巡逻的日本兵看见了，不容分说，把送‘病号’的四个劳工劈头盖脑往外打，一边打还一边让四个劳工‘快快地跑’。四个劳工跑出不远，日本兵把狼狗放开追咬，跑在最后的被狼狗一下扑倒，眼瞅狼狗恶狠狠地朝着倒下劳工的喉咙咬去。我心想完了，这一口下去准没命。正在这时，牵狼狗的那个日本兵一声吆喝，那条狗马上坐在那不动了。我想，还真是遇到有好心的鬼子了，谁知还未等我想完，那个个子稍高一点的鬼子让小个鬼子放狼狗去追咬另外三个劳工。狼狗边吼边追咬前面三个劳工，他们一看狼狗朝他们追去，跑得更快了。没想到其中一个一下摔倒了，狼狗扑上去就咬住了他脖子，并骑到了他身上左右猛甩狗头，那个劳工用手护着后脑勺。你说那狗咋训练的那么听话，那小个的鬼子冲那狗又嘟噜了几句，那狗竟松开那劳工的脖子，扯着劳工的衣襟一下就把劳工扯了个仰面朝天。劳工奋力挣扎，手打脚踢，这狗跟日本兵那么狠，又咬住劳工的一只手，猛的一甩，这只手立刻搭拉下来，原来是被咬断了。这狗还不罢休，像疯了似的它撕开衣襟，照着劳工的肚子就是一口，猛地往上一甩，顿时血就放箭一样窜的老高，热气腾腾的肠子也跟着冒出来了。两个日本兵见状哈哈大笑，嘴里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哭哇，看你还能不能哭，看你还哭，直到把劳工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冲我说‘你的把他的处理的’。我把那劳工弄回来不一会他就没气了。在这个地方就是日本人祸害中国人的阎王殿，他们拿中国人太不当人看了，对中国人说整死就整死。这日子不知道啥时候是头”。说着，这个穿蓝衣服的人回头看了看刚送来的左宪良那个老乡‘病号’，又小声地对左宪良他们说：“你们安慰安慰他是对的。但别说多了，说多了他心里更没底了。你们快点走，要是让鬼子知道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走，你们肯定没好，快走！快走”！左宪良他们往回返时，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病人”鼻孔里爬出许多蛆，不知道这人是死是活。仔细看看，那人的手指似乎还在微微地动，恐怖极了。左宪良多少天都做恶梦，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出那可怕的场景。左宪良那个老乡在10多天后也死去了。左宪良想到这些，不敢装病了。他慢慢坐起来，对翻译和分队长说：“其实我没啥病，好像早晨吃啥不对劲了，肚子疼得受不了，冷不丁倒地把舌头硌坏出了点血。没大事，我下午就能干活。”

    下午，那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和分队长到工棚找左宪良。二话没说，日本军官就比划着，让左宪良做下蹲动作，这一招真狠。左宪良连饿带吓，再加上这一顿折腾，本来就已经很虚弱了，让他做这种下蹲动作，真是要他好瞧。左宪良做了10多个，就眼冒金星，气有点不够用。他艰难地做着，旁边的翻译官数到了50个的时候，左宪良实再坚持不住了，但又不能说不行。。他知道，一旦说不能做了，日本人真的就可以以他有病为借口，把他送到“劳工坟”“收容”起来。

    左宪良队分队长说，我想去趟厕所，回来再做，你跟皇君说一说，看行不行。分队长毕竟是中国人，他跟日本军官把左宪良的意思一说，日本军官还真同意了。他由分队长陪着到了厕所（看左宪良是不是真的解手）。左宪良抓住这个机会跟分队长说：“队长，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跟皇君说说，别让我再接着蹲了，我没啥大病，下午就去干活。”分队长啥话也没说，到了日本军官身旁，轻声地说：“太军，他没啥病，确实小便了，现在就让他干活去吧，这几天任务又多又紧，正缺人呢。左宪良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管教”。日本军官对分队长说：“你的面子给，他的不行，他的以后不许狡猾狡猾的”。分队长假装生气地踢了左宪良一脚，说声“快滚”！左宪良什么也不顾了，抬腿就往工地跑，他又躲过一劫。

    1945年8月9日，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宫藤，领着翻译，把2000多名中国劳工集合到广场上，用日语训话。翻译说；“老毛子（指苏联红军)从牡丹江那边过来了，咱们把这里的东西都破坏掉，老毛子看这里没有楼、没有房子就走了，老毛子走了，我们再重建。等把这里破坏完了，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那时候，你们想要什么东西随便拿”！大家听说苏联出兵打日本子，都非常高兴，他们私下里说：“这回小日本要完蛋了，咱们不用再当亡国奴了”。

    左宪良他们高兴了，每个日本兵都像丢了魂似的，满脸愁容。

    8月9日晚，日本兵开始装火车，准备逃跑。9月11日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左宪良他们的工棚围住，一边吼叫、一边用枪逼着他们场区里炸仓库。场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在平常日子里根本不让中国劳工靠近，他们打开仓库一看，有的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笼中有老鼠、“大眼贼”（松鼠）和猴子，有的装着牛和马。当时不知道这些动物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日本“731细菌部队”作细菌实验和生产用的。日军命令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再浇上汽油和酒精，然后命令点火焚烧。火光一起，烈焰腾空，霎时黑烟、马嘶、牛吼、鼠叫、猴啼乱成一团，神秘的四方楼，发电厂和锅炉房车间全部炸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就在这混乱之际，劳工中队的卫生长在8月13日秘密下令劳工准备逃跑。8月14日凌晨2时左右，他们趁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砍断铁丝网，钻高粱地，开始了生命大逃亡。

    他们共走了5天5夜，终于逃出了杀人魔窟。

    从此以后，左宪良一步步走上了革命、奉献之路。

    解放长春、德惠，他出过担架队，并出任小组长。村里往区上送支前物资，全靠人背，他在“731”落下病根，身体不好，背的少，他就用自家的小马驹旱地拉爬犁、硬把小马驹累得吐血而死。气的父亲把他好顿埋怨。

    左宪良说；“得救了，我干啥都来劲，啥都想往明白了干。”

    1948年8月31日，左宪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共产党的组织在延寿县第一次由秘密转为公开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中共延寿县民运工委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副书记）刘志民批准的。由于干的好，不到一年，他又当上了农业助理、区武装部长。

    此后，他的工作岗位、职务不断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他的信念始终不变：“党把命给我就知足了，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争先进，保先进。什么当官发财我都不去想，和在‘731’死去的我的老乡和难友相比、知足。”

    他一刻也未曾停下革命脚步，在延寿县他忘我工作，到了外地，他还是一如既往。1988年，在孩子们的要求下，他离开延寿到了锦州市凌河锦铁街道吉庆社区。“他担任了附近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到学校为师生作革命传统报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颂扬伟大光荣的共产党。”这段话是中共锦州市委凌河区组织部在2004年6月出版的《让党旗在社区高高飘扬》一书记载的。书中还写到“在凌河社区锦铁街道吉庆社区，左宪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提起他，人们都会投以赞许的眼光，称赞他是离休不离岗、奉献余热报党恩的好党员。他年过八旬，热情不减，一心扑在爱国主义教育上，热心于社会工作，无私的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书中还写到：“他行程几千里，应邀到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的医院、部队、机关、学校共29个单位，为上万人作过报告，全国有60多家新闻报刊杂志、电视台播发过他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报道，激发青少年勿忘国耻、勿忘历史、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他受聘于多家单位，为其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顾问，协助单位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并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获得了许多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