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别具一格的红军凯旋门，气势恢弘的红军雕像，惟妙惟肖的红军油画，还有曲折盘旋的红军路，宽敞的红军练兵场，庄重肃穆的红军攻打内洞下纪念馆，古香古色的红军之家……仲冬时节，记者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双港村内洞下红色文化新村看到，整个新村都能寻找到当年苏维埃政权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印记，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A、几番易手：国民党“清乡”屠杀革命者

    洪一乡是瑞昌市最边远的一个山区乡，与湖北省阳新县的龙港、木港等乡镇接壤；也是远近闻名的红色之乡，1931年11月，中共瑞昌县苏维埃政府在洪一成立，隶属鄂东南特委，这里成为瑞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发祥地。彭德怀、李灿、何长工、程子华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曾先后率领所属部队在瑞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瑞昌共有革命烈士940余人，洪一乡就有460余人。

    1926年，洞下开明人士柯景益（字直崇），在时任中国共产党阳新县委员会宣传部长兼县总工会负责人柯松涛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管阳新苏维埃政府的财经工作，并以教书为名作掩护，把洪一麦良水垅作为落脚点，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潜入家乡洞下秘密宣传革命，串连发动穷人，成立农民赤卫队，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将没收的粮食、财产分给穷人，鼓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

    “在柯景益的积极配合下，柯松涛领导当地农民赤卫队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打击土匪骚扰，还派得力人员四出侦察，摸清敌人情况，乘夜袭击民团，很快就占领洞下，狠狠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82岁的女村民黄水兰对记者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土豪劣绅又卷土重来，洞下再次易手，被当地土匪、民团占领，并依托洞下岩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土匪盘踞的中心，匪兵还将村民赶出村外，强占民宅，人民群众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时间，内洞下又被乌云笼罩。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柯景益配合柯松涛依托洪一高山密林，继续与敌人周旋。后转移到赣北区继续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1928年春，柯松涛、柯景益带领农民赤卫队潜入瑞昌码头和洪下园等地巧袭民团，夺得10余条枪，武装了一部分农民。

    同年5月，柯松涛带领农民武装袭击了洪一双港桥徐达贞反动民团后，转移到栗子沟休息。夜晚，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落入当地红学会的手中。事后，红学会以重价卖给徐达贞民团，徐达贞又将柯松涛送交国民党瑞昌县县长。虽然遭到多方劝降，但柯松涛始终威武不屈，遂遭杀害。

    “1929年10月，得知柯松涛遭到杀害后，柯景益带领部分赤卫队利用晚上时间，从洪一经阳新洋港往武宁方向转移。此时，正值国民党26师师长郭汝栋带领军队在赣北一带进行‘清乡’。由于叛徒出卖，柯景益在位于武宁县大石下的一里坳被国民党军队抓获。由于柯景益坚贞不屈，结果在武宁泉口枣源英勇就义。”村民柯大猛向记者介绍了这段历史。

    B、高山壁垒：打尽天下打不进洞下！

    柯松涛、柯景益相继牺牲，他们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被迫转入地下。洞下又被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勾结当地的一些散兵游勇自立民团，再次占领。有了车前之鉴，民团组织依托洞下岩的山势，高山壁垒，筑木城墙，拥兵自据，出没其间，打家劫舍，残害人民。

    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第五纵队在彭德怀、何长工、李灿、程子华的领导下，挺进鄂东南，开辟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很快，战火又重新燃烧到洪一，掀起了轰轰烈烈土地革命，并成立了苏维埃瑞昌县人民政府，洪一大部分地区成为革命苏区。

    然而，尽管周边地区都得到了解放，而盘踞在内洞下的这股民团势力，在当地一些土豪劣绅的支持下，凭借地势，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从而使内洞下成为当时洪一唯一的一个典型的国民党“保垒村”。

    “内洞下之所以成为白区‘保垒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内洞下走去了一名国民党江西省参议员，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很深；二是内洞下集中居住了多名土豪劣绅，为了保护私家财产，他们勾结当地一部分散兵游勇，联手成立民团武装，抵制土地革命运动；三是洞下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是叫嚣：打尽天下，打不进洞下。”柯大猛向记者这样分析。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解放洪一全境。1931年12月，红三师主力在师长郭子鸣的领导下，遵照鄂东南特委指示，兵分三路向洞下逼近，在洞下农民赤卫队和村民的全力配合下，先后占领了上屋堂、后背岩、陀螺山几处要地，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准备仰攻洞下岩上的敌军。

    C、佯用火攻：彻底摧毁民团解放洞下

    得知红军来攻打洞下，盘踞在洞下岩上的敌军，强迫当地村民作掩护，在险要的位置上，依托山势，筑起了一道木城。考虑到这股敌军混居在村民当中，为了不伤害无辜的村民，红军一面朝天放枪，一面通过广播进行宣传，让村民走出村庄，不要当敌军的盾牌和炮灰。

    “经过红军反复的广播宣传，绝大多数村民走出了村庄，向外洞下转移。这股占住山头的土匪，经过红军反复的广播教育后，大多数人不愿与红军抵抗，严重地打击了少数顽固分子。”年近八旬的村民柯大顺告诉记者。

    由于内洞下地形复杂，又不愿意摧毁老百姓的房屋，红军只好分别在上屋堂、后背岩、陀螺山分三路包抄，向洞下岩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尽管对方军心有所动摇，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加上红军武器射程太短，一连攻了三天，仍然无法攻下。

    就在红军正苦于洞下岩久攻不下而一筹莫展时，内洞下另一名早就与红军有所接触、名叫柯愈志（字国基）的开明士绅向红军献计，敌军既然从山脚向山岩修筑了一道木城，要想消灭这股顽军，唯一的办法：火攻。

    “火攻！好！”红军将领很快就采纳了柯愈志的建议，立即安排一个连的红军到附近的竹林里砍伐了大批竹木，堆放在外城下，佯用火攻。敌军在高处发现山下的红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截断了山上的粮道和水源，而且砍伐了大批竹木，准备用火攻山，情势对自己非常不妙，立即乱成一团，溃不成军，纷纷丢下武器，化装成老百姓四散逃窜。

    当红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洞下岩后，发现山上竟然没有一兵一卒，就连这里的多名土豪劣绅也不见踪影。“打尽天下，打不进洞下”的神话很快就被彻底破灭，革命红旗第一次在洞下岩上空高高飘扬。

    红军攻下洞下岩后，转移到周边的村民立即返回家乡，箪食壶浆欢迎红军。柯愈志还让自己刚刚成年的长子柯南昌参加了红军。

    内洞下得到解放后，红军立即在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动洞下人民团结起来，抗债抗税，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多名土豪劣绅得到了彻底镇压，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家家户户象过年一样，敲锣打鼓，张贴对联，感谢红军给了他们的土地。从此，内洞下由一个典型的国民党“保垒村”，变成了一个苏区“保垒村”，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几年后，内洞下还一度成为赣北游击队和新四军的大本营，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