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人际交往

    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创立者，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是积极的倡导者和不折不扣的践行者。其在人际交往中也处处体现群众路线的光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人际交往范围广、对象多，但其交往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即做事论理论法大公无私，私交论情而不损公肥私。下面我们选择毛泽东与普通百姓交往的几个方面来呈现毛泽东的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艺术。

    （一）亲属请求，铁面无私。建国初期，有大批亲朋旧友写信给毛泽东，或要求安排职务、或要求办理入党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 170 封，涉及亲朋故友 150 余人。”[[[] 尹韵公.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如何闯过亲情关[J].党的理论,2015(2):86.]]例如，儿时在外婆家与毛泽东玩得最好的表兄文松南写信请求毛泽东为其一亲戚（文昌运）介绍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5月12日回信，“昌运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6]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66. ]]回信让文松南大失所望。毛泽东对于凡进京要求解决工作等诸如此类事情的，态度明确，即不准来，来了北京也不见；对于要求解决工作类请求，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对待公事，论理论法，讲求规则，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到处发话，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点也可从《毛岸英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看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哥哥农业专家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想到北京工作，被毛泽东拒绝，其表兄弟向三立写信给毛岸英想帮杨开智在湖南谋得厅长职位，毛岸英回信写到“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接着他写了对外祖母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也不能徇私照顾杨家照顾向家，即使被至亲不理解、挨骂，他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6/c_128098998.htm.]] 至于父亲，毛岸英 写到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6/c_128098998.htm.]]毛泽东的大公无私由此可见。

    （二）恩师困难，慷慨相助。毛泽东并非冷血无情之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一些仍处于平民地位，生活困难的老师恢复联系，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不是慷公家之慨，而以其个人之稿费加以接济。如对于解放后已经去世的邹春培老师，毛泽东把关心延续到其儿子邹普勋身上，其次专门写信，关心其健康，多次寄生活费接济其生活。毛宇居是毛泽东私塾老师中最年轻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次与其通信，毛泽东通过其关心家乡建设。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启蒙老师李漱清两个儿子追随毛泽东革命牺牲，解放后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做客，在家里3次设家宴招待，并有多次书信问候。但当1953年家乡遭遇“粮亏猪贱”困难，李漱清上书毛泽东要求解决困难时，毛泽东直接告知不愿不应当干预地方事务。私塾老师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1937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任地市领导，有人建议调中央机关任职，毛泽东坚决反对，要回避用人唯亲。在湖南第一师范为毛泽东打下扎实国文基础的袁仲谦老师，因生前疾恶如仇大骂地方贪官污吏、劣绅，死后被刁难，不准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知道后亲书“袁吉六先生之墓”。得知师母经常饿饭，1950年4月，毛泽东派专人从湖南新化接师母到北京住两个月，为师母体检，做衣服做鞋，为师母划桨游中南海，临别送师母两大箱日用品，此后，毛泽东逢年过节给师母寄钱物关心照顾师母直到1970年去世。毛泽东听闻湖南一师校长张干生活困难，便多次接济，1963年最后一次给张干2000元；帮助王立庵老师儿媳妇吴启瑞解决子女上学的困难等。曾在湘乡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两度担任毛泽东老师的教育名师张有晋，解放后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毛泽东在家设宴招待，并多次安排医生给老师检查身体。毛泽东关心、尊重成为尊师美谈的老师还有郭佰勋、谭咏春、胡汝霖、罗元鲲、刘策成、黎锦熙、王季范等。毛泽东与老师的交往详见黄露生的《毛泽东的尊师风范》。对于支持过革命事业的党外民主人士教师，毛泽东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部分用于报答，如每年都给章士钊两千元。

    （三）平民故交、感情如故。毛泽东年轻时很多同学、故交好友都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艺术家、文学家、教育家等。但也仍然有很多平民百姓，毛泽东人就交往如一，感情依旧，不因时位而易人。如1927年曾掩护自己脱险、一直在生活在乡下的张有成，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寄钱接济他生活，还邀请他到北京做客。1925年曾为回乡养病的毛泽东治愈疾病的杨舜琴，参加过革命，两个儿子为革命牺牲。解放后毛泽东回韶山邀他叙旧，敬坐首席，邀请他到北京做客，还赠书寄钱。农民运动时期结识的乡下教师蒋端甫，解放后，多次与毛泽东书信往来却一无所求，被毛泽东称为“君子之交。”1919年在汉口偶遇的流浪少年许志行，毛泽东资助和鼓励他求学，解放后邀请他到北京家里做客。朱其升和彭友胜是毛泽东1911年参加新军的战友。[[[] 杨庆旺.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46-166.]]解放后，毛泽东与两人常联系，邀请到北京做客，资助朱其升500万元（旧币））建立油布雨伞厂，对于彭友胜恳请安排工作并未答应，只是证明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和自己同一班为副目。唐自刚早年参加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当营业员、经理，后又入党，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农民运动，与毛泽东相识6年，相处很好，马日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回乡教书。解放后与毛泽东恢复联系，被毛泽东邀请进京做客，并安排学习新知识，毕业后随王震赴疆工作。还有毛泽东回韶开展农民运动时，参加运动并救过自己的郭仕逵，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并邀请进京做客。

    （四）同窗旧谊，鼓励进步。青少年毛泽东喜欢交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发“征友启事”传为佳话。毛钦明、毛森品是毛泽东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两人在农民运动中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钦明不幸牺牲，毛森品回乡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毛泽东主动联系上了毛森品，不仅写信勉励他出任工作，对他生活关怀备至，三次赠款接济他的生活。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五四运动期间，曾与毛泽东一起掀起驱张运动，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年任教导主任。解放后，毛泽东与他都多有书信往来，安排他与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进修学习，鼓励他大胆工作，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改革研究。同学中，毛泽东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周世钊，周世钊是新民学会的骨干会员，但投身教育事业，并未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鼓励其大胆工作，后其担任教育厅长和副省长。

    （五）工作交往，广泛典型。革命初期毛泽东接触学生、教师多，后来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接触工人农民战士多。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到各地调研，深入群众，接触的普通群众更多。毛泽东的多年的战争生涯，与普通士兵交往实在太多，既有背普通士兵的故事、又有到40里外的野战医院满足重伤士兵弥留前“面见主席”的愿望，还有参加普通士兵张思德的追悼会，并留下千古名篇《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住过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房东，交了很多平民朋友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如与房东高玉张亲如一家，毛泽东说“你的娃就是我的娃。”撤离王家湾时，用警卫排掩护群众撤退，群众没转移自己不撤退。还有派医护人员帮井家坪井生芳家抢救病人等。解放后，毛泽东还偶然结识很多农民朋友，如兰考县的孟宪德、北京市郊的鱼池村的张振等，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的林赛华等，毛泽东深入农户调研，嘘寒问暖。毛泽东还帮中学生王桂芹批改日记，对其假期回乡参加劳动锻炼，大加赞赏，推荐发表，并两次安排医生为其看病。劳动模范英雄人物是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也是毛泽东特意交往的对象，这即体现他的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毛泽东与很多劳动模范相识，交往密切。如，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邀请国庆观礼，1951年接见最年轻的无名“渡江英雄”16岁的小马，并请到家中做客，代为取名马毛姐。接见抗美援朝战场的“活的罗盛教”黄治富。十次接见，八次握手走合作化道路的劳动模范王国藩，多次接见工人劳模王进喜，在71岁时把自己生日宴开成“三同会”，邀请工农兵模范王进喜、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共同进餐。总之，毛泽东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很多，他深入群众，平等待人、相互关心；或以小学生身份出现、虚心向群众学习；或以忠厚长者省份出现，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或以“救星”身份出现，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另外，毛泽东的人际交往，由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还包括敌人、政治对手，在与国民党要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坚持开诚布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诚信”为交往的首要原则，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赢得了国民党内要人的尊重与佩服。如延安撤退后，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查看毛泽东生活情况，当向附近农民了解到毛泽东深入群众，自己一边生产种菜、自给自足，一边还领导共产党开展军事斗争，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蒋介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悟到了无法战胜共产党的原因，沉默良久，黯然离开。

    （六）人际交往、妙语连珠。毛泽东在诗词上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在与人交往时之所以能如鱼得水，群众路线开展得能游刃有余，其语言艺术的魅力功不可没。一是善用称谓。毛泽东交往对象广泛，而与人交往，免不了有个称谓问题，毛泽东善于用不同称谓来称呼不同的群体、对象。不仅对于身边的卫士、文书，毛泽东以其名字相称，对于其他领袖人物，毛泽东亦直呼其名，可见其与身边工作人员平等、与同事团结合作的关系。毛泽东还善于根据交往之对象的不同特征予以不同称谓，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朱老总”、“彭大将军”等。二是善释姓名。毛泽东在中南海碰到一小舞伴，问其姓名，答曰“孟锦云”，毛泽东便说，与孟夫子同姓，名字也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更好。此番话后，小姑娘轻松不少。毛泽东善于解释他人之姓名，可以消除紧张，拉近距离。三是比喻幽默。毛泽东常常在危难时刻，用幽默带给大家欢乐，消除大家的紧张与不安，往往还能起到提振士气的作用。如胡宗南派几十架飞机轰炸延安，正好有燃烧弹落在毛泽东的门口。毛泽东见此情景，对进屋汇报的战士说，“客人走了吗？”，战士们不明所以，不知何人来访。毛泽东指着天上说：“飞机呀，喧宾夺主，讨人嫌。”大家一听都乐了。曾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来到田次湾，毛泽东与很多同志挤在一个窑洞里睡。房东大嫂非常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起首长了。”毛泽东顺着大嫂说话的节律说道：“我们的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王红宇.毛泽东幽默艺术赏析——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6周年[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民感情在笑谈中加深。毛泽东的日常语言洋溢着对群众的爱、尊重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