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8年2月，在皖浙赣边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三支红军游击队，为适应党的战略任务的转变，在中央东南局、皖赣特委和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汇集于皖赣交界江西一侧的瑶里(现系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乡政府所在地)，尔后前住安徽岩寺集中，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开赴抗日前线的瑶里改编。这既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皖浙赣边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事件，也是我党在南方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积极组织领导抗战工作的成果。

    [关键词]瑶里；新四军；改编抗日

    1938年2月，在皖浙赣边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三支红军游击队，为适应党的战略任务的转变，在中央东南局、皖赣特委和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汇集于皖赣交界江西一侧的瑶里(现系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乡政府所在地)，尔后前住安徽岩寺集中，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开赴抗日前线的瑶里改编。这既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皖浙赣边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事件，也是我党在南方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积极组织领导抗战工作的成果。

图为瑶里谈判旧址

    一、瑶里改编前，各支红军游击队的基本情况

    参加瑶里改编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有三部份:一部份是由原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带领的原皖浙赣独立团的一部和活动在安徽省宁国、泾县一带的由厥怀仰带领的游击队;另一部份是由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以及杨汉生带领的原皖赣特委独立营和活动在安徽省的祁门、江西省的浮梁、婺源一带的游击队;还有一部份是田英等所带领活动在江西省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的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都是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和闽浙赣主力红军离开赣东北苏区时和北上途中根据方志敏同志的指示留在赣东北苏区和皖浙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的部分红军部队。

    熊刚带领的那部分红军游击队，就是1934年11月方志敏同志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抵皖南时，根据敌人己在皖浙一带驻有重兵.对我抗日先遣队进行“前堵后追”的形势，决定留下一个侦察营(营长熊刚、政委姓张)，与赣东北省委为加强皖南苏区红军武装力量，派往皖南活动的游击大队(由宁春生率领，共300余人)合编成的皖南独立团(下辖两个营:一个营是方志敏留下的侦察营，另一个营是由宁春生率领的游击大队改编的)。这个团于1936年4月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受皖浙赣省委领导。下辖三个营，以原皖南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和第二营两个营，各地调来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营。改编为第三营的这些游击队，也是原赣东北苏区挺进师的一部分和抗日先遣队留下的部队，主要有:王丰庆带领的部队，是1934年6月根据闽浙赣省委指示到皖赣边区开辟和恢复工作的挺进师的一部分；李步新带领的那部分，是原抗日先遣队19师的一个排和青阳县的一个游击队【这个排是由原19师的团长王岐山带领为掩护主力转移被敌人截断后与部队失去联系的主力红军，他们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先在青阳县九华山一带与当地的一支游击队在一起活动，后因敌人“清剿”转移到泾县活动时与1934年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泾县新峰时，根据方志敏同志的决定留在泾县西南乡一带工作的李步新同志取得了联系，并成为泾(县) 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王岐山任队长，李步新(原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为中心县委书记)兼政委】;江天辉带领的那部分，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时，江天辉根据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带领一部分部队去联络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失去联系的倪宝树部队未联系上而留下打游击的主力红军。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带领的这些红军游击队先后于1936年4月在嶂公山会合后，根据1936年4月在嶂公山召开的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的第三营。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独立团受到严重损失，团长熊刚被冲散，政委刘毓标身负重伤被俘入狱。到瑶里改编时，仅保存下50多人。

    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以及杨汉生带领的独立营，就是1936年4月在嶂公山召开的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后，皖赣特委(书记正丰庆、副书记李步新)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精神组建的一支由特委直接指挥的部队(这个营的政委是杨汉生)。这个营于1937年4月由特委书记王丰庆率领和余金德部队会师打乐平呜山后被国民党16师和55师包围。遭到重大损失，王丰庆被俘【在敌将王丰庆押往景德镇经浮(梁)乐(平) 婺(源)根据地时，王乘机逃出】，仅杨汉生政委等13人带着一挺机枪突围回到祁(门)浮(梁)婺(源)根据地。独立营保存下来的13人，加上祁(门) 婺(源)休(宁)中心县委(特委副书记李步新兼县委书记)领导的游击队和祁(门)浮(梁) 婺(源)中心县委(江天辉兼县委书记)领导的游击队，到瑶里改编时，还有150余人。

    田英带领的那部分红军游击队，是1935年初挺进师主力部队撤出皖赣苏区转到贵(池)秋(浦)东(流)一带后，由田英率领挺进师一部分部队回到皖赣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地区打游击的部队，到瑶里改编时，发展到150余人。

图为瑶里陈毅旧居

    二、瑶里改编的前后过程

    1937年9月上旬，由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同志率领的皖赣特委独立营及祁(门) 婺(源)休(宁)和祁(门)浮(梁)婺(源)两个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打下了敌鹅公滩据点，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此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入狱的原皖浙赣独立团政委刘毓标同志(1937年3月3日被俘后关在浙江省衢县的牢里)，经陈铁军同志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也释放出狱回来了。他带着“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祁门石灰山找到皖赣特委后，详细报告了他在衢县监牢里从陈铁军那里得知的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当时国内的形势，这时皖赣特委的领导层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但是，长期栖身深山，与党中央失掉联系的皖赣特委和游击队的负责人，对全局情况了解甚少，对《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关于“国共合作”之说仍有不少疑虑，有的甚至认为下山“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对刘毓标获释归来更抱怀疑态度。在这形势突然骤变，又未得到党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应该怎么办?皖赣特委专门召开会议分析研究，认为在突然骤变的形势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决定一边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探其虚实，并利用和谈的机会积极联络边区各支游击队，一边想方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于是，皖赣特委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瑶里正式开始了谈判。

    瑶里谈判，是在9月底至10月初进行的.皖赣特委的谈判代表是江天辉等，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代表是驻浮梁瑶里的别动大队长张参义等。为了便于联系，根据我方代表的提议，国民党地方当局从瑶里的江家下到祁门的石灰山架通了一条电话线。谈判是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两种形式进行的，经过我方代表的据理力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国民党当局停止向游击队进攻，撤退在根据地周围的一切驻军。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红军人员过境通行无阻。(二)国民党当局解除“移民并村”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和与当局的敌对行动，全部给养可以自由购买。

    瑶里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同志为代表到南昌去找项英、陈毅同志汇报情况，了解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请示工作。他们俩于10月初从瑶里出发，国民党当局驻瑶里别动大队的大队长张参义还亲自送他们俩经婺源到衢州坐火车去南昌的。

    李步新、江天辉去南昌途经婺源时，刘建绪(伪四省“剿匪”总指挥)派他的侄子(驻婺源县伪团长)送去一封信，要李步新、江天辉写信调部队下山改编，并威胁说“诸君，何去何从，自由选择”。刘建绪的侄子也在一旁劝说，均遭到李步新，江珊同志的严正驳斥和拒绝。他俩明确告诉刘建绪的侄子并要他转告刘建绪：“我们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听党中央的。没有党中央的明确指示，是不会随便下山接受你们改编的，希望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李步新、江天辉到达南昌找到陈毅、项英的住处时(当时陈毅到湘赣边联系部队去了不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团司令还想利用陈毅不在南昌的机会欺骗说:“项、陈已留言，叫你们写信回去要部队到景德镇集中改编。”对国民党当局早有戒心的李步新、江天辉同志立即回答说：“陈、项留言也好，没有见到陈毅、项英，我们是不会走的。”又一次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坚定他们非见到陈毅、项英同志不可的决心。
李步新、江天辉同志到南昌后的第三天，陈毅同志从赣南那边回来了，他俩立即向陈毅同志汇报了皖浙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红军离开苏区以后所经历的艰苦斗争；刘毓标获释出狱后寻找部队的情况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的情况；请示了“国共合作、共润抗日”是不是党中央的主张;《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是不是真的；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下一步该怎么办等问题。听了李步新和江天辉同志的汇报和提出的问题，陈毅同志非常高兴和满意。如陈毅同志听到他们汇报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皖浙赣边还有300多人的武装力量后，高兴地说:“那很好啊，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保存了这么多武装，不简单呀！”当他们汇报到瑶里谈判和部队在未得到党中央指示前采取的有关措施时，陈毅同志称赞说:“你们的警惕蛮高嘛！”“你们这样做就对了。”并对他们提出的间题，也一一作了解释。他要李步新和江天辉回去以后告诉边区党组织和全体指战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各阶级、阶层、党派、政治集团政治态度的变化；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各政治集团的赞同;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南方游击队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就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并指示他们回去以后，首先在景德镇成立“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由李步新任办事处主任，要皖赣特委和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坚决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早日完成皖赣析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

    李步新和江天辉在南昌只停留了十几天时间，在李步新和江天浑准备离开南昌返回时，陈毅同志考虑到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加上国共两党过去积怨太深，怕边区的党员和游击队指战员转不过弯来，便决定亲自去一趟。于是，10月底陈毅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景德镇地方当局取得联系后，由地方当局派员陪同经瑶里上了石灰山，皖赣特委也派邹志诚带领的游击队到长岭接应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到石灰山后，皖赣特委立即召开了特委会议，陈毅同志在皖赣特委会议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对在艰苦环境里坚持游击战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间，然后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针对部队和部分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题，大讲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也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国共两党在十年血战后能够一致抗日的原因所在，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要识民族大义，化仇为友，团结内部，共赴国难。陈毅同志的报告，使广大干部耳目一新，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抗日热情，为统一干部的认识和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
陈毅同志走后，皖赣特委立即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一面组织边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干部向部队和各阶层的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家庭不和外人欺，合作抗日得胜利”的道理；一面派人联络周围的各支游击队，到12月底，中央派往边区工作的陈时夫、朱辉、李华楷、张振东、刘玉林，袁大鹏等同志到达边区时，边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皖赣特委联络各地游击队的工作也取得很大成果。原分散在宁国、泾县、祁门、浮梁、都昌、湖口、鄱阳、婺源。彭泽一带活动的各支游击队已陆续向石灰山集中。基于这一情况，1938年1月初，皖赣特委又派李步新、杨汉生去南昌，向中央东南局及项英、陈毅同志汇报了部队联络集中的情况和各地党组织联系的情况。项英同志指示，鉴于原皖赣特委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失散已不复存在，为继续联络皖浙赣边区一带尚未联系上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将皖赣特委改为皖赣浙省委。

    李步新和杨汉生回来后，立即向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支游击队传达了东南局及项英同志的指示，于是，1月底已集中在石灰山周围的各支游击队便分批下山转到瑶里进行整训。首先下山到达瑶里的是由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及杨汉生所带领的皖赣独立营和原活动在祁门、浮梁、婺源一带的游击队，约150余人、2挺机枪；其次是熊刚率领的原皖浙赣独立团的一部和厥怀仰所带领的活动在宁国、泾县一带的游击队约50余人。一挺机枪；最后一批到的是由田英等同志带领的原在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活动的游击队，约150余人。各支游击队共计350多人，于春节前两天(春节是二月二日)全部到达瑶里，当地许多群众把准备过春节用的鞭炮拿出来放，欢迎子弟兵进驻瑶里。

    皖浙赣边各支游击队在瑶里集中后进行了整编。整编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统一番号，将各支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熊刚任支队长；第二步是思想整顿，对部队普遍进行了“搞好革命团结”“自觉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第三步是加强军事训练，组织部队统一了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的动作和要领，实行了早操制度等；第四步是扩编，在瑶里敬义堂设立了招兵处，田英等部分领导干部带领几个10余人的“抗日教国宣传队”，分别到祁门、休宁、东至和景德镇的广大农村宣传，人民群众精神振奋，踊跃参军，仅10多天时间就扩军200多人。部队在瑶里整编期间，陈毅同志由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主任朱辉陪同于春节后从景德镇到瑶里看望下山整编的部队，召开了边区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璐军和新四军的决定，传达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具体指示。同时，宣布成立皖浙赣省委，以李步新为书记，委员有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陈毅同志在瑶里期间，还在程家祠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召集当地的保甲长、地主、资本家和一些有名望的人开会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请他们喝了涌。整编结束时，整个部队已有500多人，机枪3挺、长枪200多支、短枪30多支。整编结束后，部队仍驻瑶里待命。

图为瑶里改编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