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1编号：141248

图2编号：141285

图3编号：141292

图4编号：142691

图5编号：030798

图6编号：051375

图7编号：005789

图8编号：005799

图9编号：007666

图10编号：007667

    以上10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票幅均为10.5×18.5cm左右。关于它的发行时间、发行目的和作用，笔者于2018年5月以《红军临时借谷证与相关史实考究笔记》一文分别发表于《红藏视界》和《中红网》。今天要讲述的是在“红军临时借谷证”下方的红色方框内加盖了使用者印章的故事。

    图1-4在红色方框内加盖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供给部”棱形印章，使用地点在瑞金县河东区或河西区，借谷重量均为壹佰斤。图5加盖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供给部”条形印章，借谷地点在瑞金县河东区，借谷重量为壹佰斤。图6加盖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供给处”椭圆形印章，未注明借谷地点，借谷重量为伍佰斤。图7-10加盖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篆体大圆印章，印章直经为6cm，借谷地点3张注明在瑞金县河东区，一张未注明，借谷重量均为壹佰斤。也就是说上述10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均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所辖供给部门和部属所使用过的。

    二

    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有过二支队伍。

    一支是红八军的二十四师。1932年春湘赣苏区的红军独立第一、三师合编而成红八军，代理军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同年11月，军部正式成立，军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王震。下辖第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兼任）；第二十三师，师长杨茂、政治委员谢国俞；第二十四师，师长弋勇、政治委员胡楚父。全军2200余人。1933年7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后王震代）、政治部主任李朴、参谋长李达。

    另一支是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1934年3月1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原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该师第七十团，原红二十师第六十四团编为该师第七十一团，原第一教导团编为该师第七十二团。成立时全师约2000人枪。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同年10月后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该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随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红军临时借谷证”是1933年9月专门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使红军到处取得充分的粮食供给”目的而专门印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使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布告第六号--红军临时借谷票办法》第五条规定：“红军流动部队，因时间关系，所过地方，仓库存谷不够供给，因临时不及向支库领取发谷凭单时，得用临时借谷票的方法”

    由此可知，上述10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是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红军独立二十四师使用过并留存于世的“历史凭证”。从《红军临时借谷票办法》和票证使用说明第三条：“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领还谷子，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又可推断它的使用时间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游击战争”初期。借谷对象是当时尚还存在的群众性组织---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和群众个人。在红色方框处填写了使用地点的借谷证为向粮食合作社、备荒仓所借，未填写使用地点的为向当地群众个人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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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中指示“七军团于七日晚由瑞金出动，约十二号到达连城（今福建连城县）之北，在该地域相机协同二十四师突击连城续向北进之敌。”此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接近尾声。东路军红七军团北上抗日，以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回部分兵力，以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西路军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西为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而“探路”。

    有史料可证，自1934年8月2日至9月2日期间朱德总司令密集电示林彪、聂荣臻（分别为一军团司令和政委），罗炳辉、蔡树藩（分别为九军团司令和政委）和周建屏、杨英（分别为二十四师师长和政委），均与当时驻扎在福建闽西的二十四师作战部署有关，足见当时二十四师所驻地域之重要，所担任务之艰巨：

    1、“你们应具体指示二十四师以袭击南阳的部署....以便明三日拂晓实行突然袭击”（8月2日）；
    2、“二十四师主力在结束今日南阳战斗后，除一个营在南阳新泉之线活动以威胁新泉之敌外，主力应在今夜开回中屋村，限明日到达，以便协同并指挥一军团一个团仍执行突击朋口向西进之敌的任务”（8月3日）；
    3、“以一军团协同二十四师在朋口西地域抗击李纵队（指国民党“围剿”军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李延年。笔者注），并以九军团为预备队”（8月26日）；
    4、“军委已令一军团于29日上午集中河田，到后即协同二十四师担任于明日以西地域突击李纵队的任务”（8月27日）；
    5、“二十四师仍应依照军委昨27日17时×令，迅速加强猪鬃岭冈坊桥下地域支点工事及其守备队......应派分队向温坊、曹坊、吴家坊游击侦察并将所得敌情随时×告军委及一、九军团”（8月28日）；
    6、“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8月31日）；
    7、“九军团...明晨须压敌勿使向温坊增援，如形势有利则配合二十四师消灭该敌，二十四师一部向曹坊地域攻击”（9月1日）；
    8、“二十四师四个营则担任监视与钳制曹坊之敌，不得使其于明早增援温坊”（9月2日）。

    9月5日朱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东线红军发奖电：“

    这次你们接连两天在温坊消灭李延年纵队两旅，击溃敌人七团，取得了伟大胜利，严厉地打击了敌人进攻长汀苏区的企图，给了敌人两翼包围以当头一棒，胜利的保卫了长汀苏区，写下了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9月8日：朱德电令林、聂并告罗、蔡、周、杨：要求一军团西移抗击周纵，“一军团现在守备地域应令二十四师部队接替守备，......一军团移动后二十四师即归蔡指挥。”“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钳制与抗击李纵队。”

    9月10日：罗炳辉、蔡树蕃急电要求“温坊以东三里处之高地敌已占领筑垒，每日九军团、二十四师各派一营与敌保持接触，阻敌筑垒，侦察连在敌两侧翼活动。”

    10月7日：朱德电令九军团移到古城（今福建长汀县古城镇，与瑞金交界）、瑞金地域，令“二十四师主力仍留河田以北地域，并向河田、大田屋、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以掩护九军团的移动。严令要求“保守绝对的秘密，除二十四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属知道。”“二十四师从今晚起，应令其受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

    10月8日：朱德，周恩来电令周、杨：要求二十四师实行伪装迷惑敌人。借“敌称我军数万，集中河田东北及西北之刘园，蔡坊地”的错觉，“应乘此时机，实行伪装，积极迷惑敌人,派出小部队向敌人游击，并伪装居民，到有关地区散布谣言，说大红军到了，要进攻温坊，进攻朋口，大家准备欢迎等工作。”“应不断与敌保持接触，并派小部队于夜间扰乱敌人，使其更加迷惑动摇，借以迟滞敌人前进。”

    10月10日和12日，由军委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纵队和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及全总、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后勤部队及担架队等组成的中央纵队悄然离开中央苏区首都瑞金，踏上漫漫的、史无前例的长征之路。二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则跟随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及红军地方独立团、独立营等红军部队1.6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队约3万人留守在中央苏区坚守阵地。

    四

    为牵制国民党军大部主力，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安全突围，二十四师等红军部队在项英的领导下，开初仍然象往常一样开会、发文件，扩红、征粮，甚至“还保留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而后在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带与国民党军反复转战死守。直到1935年2月5日和2月13日项英收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后，他才组织余部分9路突围。但此时，中央苏区全部县城和重镇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各地方部队也基本被摧毁。二十四师及其他红军余部只剩约一万人在中央分局率领下分九路突围，结果留下一条条血路。其中：中央分局组织部长陈潭秋和谭震林率二十四师四个连，朝福建长汀方向突围后与张鼎丞、邓子恢汇合；中央军区政治保卫局长汪金祥和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团长李天柱、七十二团政委孙发力各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向寻乌南部、蕉岭、平远方向突围，遇粤敌独立四师堵击，伤亡惨重，余二三十人突出重围；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七十一团政委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前往湘南在信丰极富地区与粤军交战后，抵达油山，再转湘南；最后突围的是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他们把全团编为四个大队，贺昌、袁血卒各率领一个大队，项英和陈毅一起率两个大队向福建长汀方向分散突围。九路突围过程中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一部分人被俘，只有不足两千人突围出去。

    原中央政府内务代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红色中华》主编周以粟，少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伯台，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二十四师政委杨英均在此次突围中牺牲。原教育部长，后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也在往福建长汀地区转移中被捕，同年6月在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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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1月3日18时中央军区获悉的“蒋介石拟定的‘清剿’中央苏区之方案”中可见当时二十四师和其他红军部队及游击队以巨大的牺牲牵制了国民党军多少主力及其赫赫战将：守备在江西万安、遂州、大汾和桂东方向由薛岳指挥的第七纵队和周浑元指挥的第八纵队；封锁江西宁都、古龙岗的樊崧甫指挥的第三纵队；收复瑞京（瑞金）的汤恩伯指挥的第十纵队；进攻于都的罗卓英指挥的第五纵队；由福建长汀向瑞京推进的李延年指挥的第四纵队；由沙县、永安、清流向石城清剿的卫立煌指挥的第九纵队。其“各线以公路为主，于公路要地约相距十里左右筑相当碉堡为据点，护路后用六路分区‘清剿’”。

    突围后的二十四师幸存者继续跟着项英、陈毅等领导撤进深山，进入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成为南方八省的“星星之火”。

    以上十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与苏区人民生死与共的历史见证。正是老区人民群众以最大人力和物力的支援，才使二十四师及其他红军部队有更大的能力牵制国民党军大部主力，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安全突围。

    正如陈毅所歌“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