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您为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周恩来伯伯称您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伯伯赞誉您“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方面见诸于书刊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有关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还鲜为人知。您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对于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从不推辞，勇往直前。您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同士兵一样吃穿，抗战时期每月领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直到34岁才结婚。这些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您的高贵品质。

    正如您信中所写，“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我并非不感寂寞、孤单，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我决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是‘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及北北珍重自己的身体及自己的一切”……

    您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又常以不能更多地帮助妈妈而难过不安。您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正如著名哲学家培根所说：“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爸爸，您为之奋斗并献身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21世纪之初的中国，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您的家书，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愿以此寄托我对你们深深的无限思念。
    2001年12月 

    毛主席曾赞赏说左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在左权牺牲之后，左权所在的山西晋中市辽县城就改名为左权县，毛主席还下令说：除了左权，谁也不可以再把名字作为县城名，也没有人违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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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权，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长、连长，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后，任红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教育改造部队，率部参加赣州、漳州等战役。1933年初任中革军委作战局参谋，后任副局长。同年1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进行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左权注重研究军事理论，撰写了一些军事论文，并翻译了若干有关苏联红军建设和作战的文章。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1938年2月在山西临汾地区指挥警卫部队伏击日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同年11月主持召开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制定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促进了司令部业务建设。从1939年起，先后3次组织整军，并注重对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和利用战斗间隙整顿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此期间，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厂，生产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8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共歼灭日伪军近4万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抗击日军第36师团一部的疯狂进犯，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在敌后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左权仍然提倡学习军事理论和研究战术问题，先后撰写数十篇论文，对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司令部工作和后勤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与论述。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