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苏联专家进京

    四川刚解放，有一批苏联专家要护送到北京去，首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父亲，要求很高，绝对不准有半点差错，必须得用脑袋来担保。父亲在八路军总部时，每次有重要的首长过封锁线，都要着点名要父亲护送。1973年8月，我探亲回部队路过北京时，去了外贸部长林海云的家里，在八路军总部他是父亲的科长，老两口告诉我，父亲很会打仗，枪法特准，就是脾气怪了点。估计于此，最后这个任务还是选中了他。首长说：“你可以带半个连！”父亲说：“我只在我挑一个班就够了，蒋介石都逃到台湾去了，全国也解放了,不会再有大仗打了,放心吧,要是完不成任务，杀我的头！”父亲在自己熟悉的战友当中选了十四名同志，每人都是一长一短两件家伙，这些老前辈们可都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兵啊，听说是要去北京，他们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

    任务完成得很好，中央首长非常满意，当首长们看见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时，不由得一个个都倒吸了口凉气，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的残余仍然很多，加上四处匪患成灾，都认为这是一着险棋，父亲这伙人却不以为然：“咱们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呀！这点小事用不了那么多人。”首长们对这些文盲大老粗的子弟兵真是一时难以说得清楚，说今天请同志们吃西餐。

    北京饭店突然来了一伙全幅武装的“土八路”，工作人员顿时都紧张起来，首长们和气地招呼大家走路要轻，别大声说话，到指定的房间去用餐，父亲这伙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呀，看见地毯都不敢下脚去踩，进了厕所也不敢用，说比部队的伙房还要气派，在饭桌边坐下之后，一个个看着吃西餐的刀刀叉叉发愣，脑门子上直冒虚汗。首长招呼大家用餐时，洋相就更多了，有的被叉子刺痛了嘴，有的说还没有自己家里的棒子面饼子好吃，有的说自己家乡的煎饼那才叫好吃呢，有的还笑话洋人吃饭也真是太麻烦了……，看见部下的表现，父亲的脸面有点挂不住了：“别他妈的穷酸，不会用家伙还不会用手抓啊！”于是大家都纷纷丢开了刀叉，全都用手干上了，父亲用餐刀切鸡腿时候，不小心把盘子给弄翻了，一时间竟忘记了是在北京的大饭店里面，“去，给老子找把刺刀来！”惹得服务员们一阵好笑。

    饭后首长们将父亲一行送上了南下的火车，就是这次，父亲顺便回到了离别近20年的家乡，见到了我没有见过的爷爷奶奶。

    父亲休息了一会儿又说，老子当年可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八面威风啊，谁敢撕军长的命令呀！只有老子才敢，要是换了别人，那还得了，现在不行了，打日本我死了好几次都没死得了，打蒋介石我也算命大，这次恐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喉咙哽得咽不下口水，父亲说：“看你，怎么像个娘们，哭什么，老子还没死呢，死了也不准哭！”第二天上午，敬爱的父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光荣的人生旅程。

    保持革命本色

    父亲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的龙日农场二分场任场长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那时的藏区匪患成灾，汉族干部和国家财产常常是土匪们袭击的目标，汉人常常都是土匪冷枪射杀的对象，而且土匪的特征并不是十分明显，常常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斗争艺术非常考究，在藏区，几乎家家都有枪，所以很难一下分辨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土匪。

    一次，在场部大门外面的哨位上，骑兵团的一个哨兵就被路过的土匪一枪撂倒，还抢去了一支冲锋枪，听父亲讲是因为部队刚刚换了新冲锋枪，土匪里面的特务早就对这种新枪垂涎欲滴了，估计是想弄一支回去研究研究，等大家都跑出来的时候，土匪的马队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时，土匪里面的特务比较多，还有不少的外国特务和台湾国民党特务也在里面，人们常常谈匪色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战斗，随时随地都可能流血牺牲。父亲到任以后，几次和土匪的交锋都大获全胜，土匪的嚣张气焰一下就被压下去了，大家的士气也一下子高涨起来，都说二分场来了个会打仗的场长，土匪再也不敢对二分场轻举妄动了。

    藏族大头人派人送信来了，说是非要邀请父亲去赴宴，要和父亲交朋友，大家都劝他千万不能去，说这里面肯定有诈，去了凶多吉少。可是，父亲认为这是个打开工作局面的好机会，为了能在藏区站稳脚根，更好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尽快消除对方的隔阂与敌对情绪，他凛然决定单刀赴会，只身单骑去见这个藏族大头人。

    藏人们在头人的统领下，身着过节才穿的民族服装，戴着花花绿绿的服饰首饰，就像是在迎接他们至高无上的菩萨一样来迎接父亲，父亲刚一下马，就被藏人前呼后涌的迎进了头人的牦牛帐篷，父亲大度从容地将卡宾枪随手靠在头人的座位旁边，这一举动，立刻让对方的情绪从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缓和了下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在下马之前，我就已经将第一发子弹头朝后压在梭子里啦，他们就是拿起来也是不上膛的，这时我身上的枪早就响了，打了十几年的仗，在死人堆里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呀，别看他们成天咋咋呼呼的，真要是动起手来，没人能靠得近我的身子”。父亲的风度和自信，让大头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趴在地上不停地给父亲作揖祈祷，通司（翻译）也很卖力，对话十分投机，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气氛很活跃也很融洽。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可能是这个大头人想在父亲的面前露一手的缘故吧，看见帐篷外面远处的草地上有大雁在觅食，接过仆人的抢打了一只大雁，父亲二话不讲，抬手一枪就是两只，藏人们全都被惊呆了，张开的嘴半天都合不上来，一个个双手都伸出大拇指，朝着父亲不停地比划着，不停噢噢噢地吼叫起来，好像今天他们真的遇见了神仙，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早在战争年代就是有名的神枪手了，在他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清楚地记录着挂彩时的职务“因战”、“抗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侦察队长”，父亲还荣获过一枚“神枪射手”的奖章，没有两下子行吗。

    枪打输了，大头人觉得很没面子，提出还要赛马，结果他赛马也输了，这下头人终于彻底服气了，而且还服得不得了，他趴在地上，紧紧地抱住父亲的双腿不放，仆人们不停的往父亲的马鞍上栓东西，什么羊腿啊，酥油啊挂了一大堆，父亲说那个头人身上的酥油味可把他给熏坏了。后来，那个大头人逢人便讲：“二分场有个罗场长，可了不得，他可是神枪啊，一枪就打了两只大雁，他的东西是抢不得的，哪个去抢他的东西是要倒霉的。”从那以后，二分场就平安无事了。

    我们是1958年到的苗溪，就是现在的川西监狱，父亲到的时间要早一些，记得是雅安专区公安处的李自成叔叔用美吉普把我们送到川藏公路的飞仙关段，然后又改骑马，走了40华里小路才到的苗溪。那时芦山还没有公路呢，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石板路，老百姓都称之为“官路”，记得是卫加齐和彭素洪两位通讯员叔叔牵着马来接的我们，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出门都是羊肠小道，到处都是原始森林，野兽都跑到场部里来了，常常都有野味来改善伙食，场部共有七八匹马可以骑，都是从部队上带下来的军马，最老的那栋二层楼房的后面就是马厩，有一次通讯员叔叔送信，在大平山上摔死了一匹马，三大队的干部让几个犯人把马肉背到场部伙房，大家打了几顿牙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马肉，根本就不像大人们说的马肉是酸的，我觉得好像也和牛肉差不多。父亲下队都是走路，极少骑马，他常常得意地说：“我这双大脚可是不简单啊，驼着我走了十七个省，就没座过一天车，不过我那时也没有车，缴获敌人的汽车都让我们点着火给烧了。”

    当时的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要靠犯人们到芦山的县城里去背上来，各中队的监舍都非常简陋，根本就没有围墙，好些中队都是利用那些古庙宇改建的，那时候从芦山的飞仙关一直到灵鹫山顶，沿途几乎都是庙宇不断，据说有108座庙宇呢，我们小时候常常在菩萨的身上爬来爬去的，拿庙子里的东西当玩具，听大人们说，如果要是那时侯芦山的庙宇都能够保留下来的话，肯定比现在的峨眉山还要漂亮壮观呢，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做“先有灵鹫，后有峨眉。”

    当时的部队很少，好像就一个营的兵力，为了不让犯人逃跑，生产、管教、改造全靠为数不多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披星戴月的干，他们克服的困难，现在的人根本就不敢想象，干部们大多数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革命，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旺盛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股高昂的革命斗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老前辈们在苗溪的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他们风趣地说：“犯人是有期的，而我们则是无期的”。他们都很尊敬父亲，父亲也很关心他们，那时候没有楼房式的单元住房，都是住的平房，大家成天都在一起，谁家的情况怎样互相都是十分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显得非常融洽、和谐、自然、纯洁、无私、真诚，有一次父亲享受被戴帽连调两级工资，可是他却一级都没有要，他让秘书梅家义叔叔去看看谁家的孩子多，谁家的负担重，结果把这两级工资全都让给了那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了。

    通讯员卫加齐叔叔骑马送信时，不小心弄丢了一份绝密文件《公安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县公安局的局长和县检察院的检察长都来了，说是要逮捕卫叔叔，得等父亲来签个字才可以执行，卫叔叔被吓坏了，哭得跟泪人似的，父亲闻讯赶来了：“小鬼还年轻，出身很好，本质也不错，工作很积极，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文件丢了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管理好教育好，这个责任应该由我姓罗的来承担，你们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把我的干部带走，如果你们实在要抓的话，那就先把我抓起来吧！”就这样，父亲终于把卫叔叔给保下来了，像这样的事例还很有几次，他们后来都成了苗溪的中层领导，一生都在努力地为党的劳改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父亲说：“他们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在老老实实地干，不能够出现一点问题就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保下了他一人，就等于保下了他的一家子，不然他那么一家老小今后靠什么活啊！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我这里需要干部啊！”。说真的，虽然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都是在革命战争中学习的文化，虽然父亲的脾气很爆，干部们喜欢他也害怕他，父亲批评人的时候，就像是在骂大街，嗓门又大脸色又难看，样子实在有点吓人，但他的心地却非常善良，很会做点政治思想工作，总是以理服人，一点也不摆老资格，一点也不拿臭架子，有次一伙老乡上山打猎，路过一个中队时，因为天还没亮，他们就在干部区域休息，一个刚刚分来的大学生起来上厕所，不慎将老乡们靠在墙上的枪绊倒了，结果走火把腿给打穿了，她当时才20刚出头，非常悲观，在医院里面成天哭泣不吃饭，谁也劝不了，父亲当时也在住院，就去看她，见她哭的两个眼睛跟桃子一样，父亲就解开衣服让医生护士们数身上的伤疤，六个枪眼加上刀伤和弹片伤一共数了20多处，父亲说你看我身上穿了这么多的窟窿都没有哭过，你才一个窟窿，而且还离心脏那么远，就成天唧唧歪歪的不吃饭，像什么话，啊！你别悲观还没有找到对象，我告诉你，听医生的话，把身体养好，吃的胖胖的，好小伙有的是，到那个时候，保证让你挑还挑不过来呢，说得她也跟着大家伙哈哈地笑，问题就算解决了。大家对父亲都很佩服尊重，都是从心里去佩服他，去尊敬他，哪怕是骂得再凶，下来一样的亲热，一样的给烟下棋打扑克，一样的开玩笑拉家常，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从来也不记仇，所以他才那么受人敬重，他还有很深的农民情结，场部周边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

    1959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反右运动开始了，有许多的人，当然，也包括许多的好人，他们在这次运动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和历史背景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有的饱受了人间的种种磨难，有的甚至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生命。由于父亲的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敢于面对面地抵制当时十分盛行的弄虚作假和“胡夸风”，被列为右倾的对象，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可是，父亲却据理力争，决不低头，死不认“错”，他让那些前来做他思想工作的领导们也很是恼火，有时候父亲也像个小孩子一样，显得十分的顽皮，甚至是有些犯横，有一个上面来的领导和他谈话谈蹦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谁也不服谁，那个领导虽然资历没有父亲的老，可他毕竟是代表上级下来的啊，父亲根本就不管这些，好像要把人家给吃了似的，还非要人家把扣子解开，把衣服脱了，弄得这位领导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他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忙说：“老罗，你到底要干什么啊？”结果你猜父亲怎么说：“有本事咱们都脱了衣服比一比，你数数看，看看到底是你身上的枪眼多，还是老子我身上的枪眼多，老子当年在你家门口打日本的时候，你他妈的还在当儿童团呢，还在拿着红缨枪查路条呢，你他妈今天也敢来教训老子”！当时就气得这个领导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气冲冲的就离开了苗溪。

    多少年过去了，我当兵退伍回来进了公安局，有一次陪同局长接待一位从外地回来的离休老领导，当他知道我是罗春风的儿子时，就非常感慨地说：“哎！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可就是太犟，他脾气太厉害，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为是你不对的，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也敢叫你下不来台，为此他也是吃过不少的亏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发火生闷气，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干部在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叛徒、特务、内奸，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可都是革命的功臣啊！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啊！这样下去，国家非出大乱子不可啊！可是没过多久，造反派的矛头就指向他了，有很多南下的老干部都来劝父亲出去躲一躲吧，父亲真是一条硬汉，老子就是不躲，反正我都是死过好多回的人了，老子现在就是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大不了赔上这条小命！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都来了，说是为了父亲的安全，要收走他的枪，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吼道：“告诉你们，老子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缴枪的习惯，老子的枪是在打平汉战役的时候，从国民党一个中将的手里缴获过来的，有本事你们也去缴几支试试！别尽想在老子这里发洋财！”父亲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还要用拐棍打他们，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只好“急流勇退”溜了。

    结果父亲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硬是就没有被收走，这在那个年月可是十分罕见的，估计就在全国也没有几个。

    父亲打军代表的事情，一下就轰动了整个苗溪，“走资派”真是太猖狂了，造反派决定要给父亲点颜色看看，通知父亲到大礼堂接受批斗，他们原以为父亲是不敢去的，可是那天，老父亲却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大礼堂接受批斗来了，这样反而弄得造反派们手忙脚乱的，父亲看见台上一溜挂着黑牌子，埋着“狗头”弯着腰的“黑帮”，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声大吼让在场人都目瞪口呆的，“去！给老子来把藤椅，老子今天要坐着斗！”台上台下，人们呆若木鸡，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说来也怪，造反派确实是乖乖地给他抬了把藤椅放在台上，父亲稳稳当当的坐在里面，不慌不忙摸出支香烟点上，样子很是悠闲，批斗大会一下子好像变了味，没有多久，造反派就让父亲“滚”回去了，造反派说这派头哪是来接受批斗的啊，这明明就是来作报告的嘛，还不如干脆喊他滚回去算了，免得在这里出洋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以说走遍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走资派”敢像父亲这样，在批斗大会上还敢大喊大叫的， 还非要坐在藤椅上不可，他呀，完全可以去申请挨批斗的“吉尼斯世界之最”了。

    1987年10月28日，这是父亲最后的日子，父亲已昏迷两天了，这天中午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他被华西的专家们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说这是肝昏迷，患这种病的人常常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许多人在最后的时间，都要靠注射杜冷丁或吗啡来帮助减轻痛苦，可是老父亲却始终就没有哼过一声，也许是太疼了，棉被都被他给揉烂了，医生说，罗场长，你实在痛得难受就喊几声吧！可是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哼过一声，床头上的铁条都变形了，那是父亲的杰作，医生和护士都掉泪了，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人。上级领导来看望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说：“一辈子都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死了也不能提，过去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谁提过要求啊，自己还活着，还能娶老婆生儿子，知足了。”

    有一天，父亲得知他一次药就得花费近百元钱，这在1987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才几十块钱，父亲说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不能浪费国家的钱了，于是就不肯再吃药了，谁劝也没有用，直到去世。敬爱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想起老父亲临终前的话还是那么亲切，他叮嘱我说：“记住，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咱们是农民出身，1933年，我在党以后，就没有犯过错误，没有给你们留下过一点污点，做人就是要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次我是起不来了，我要完蛋了。”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只有一个抽屉是上了锁的，打开看见在抽屉的正中央有一个红布包，里面包着他的党费证、军功章、退伍军人证、残废军人抚恤证，还有一张泛黄的军人履历表，记得上面有林海云、滕代远、曾绍山、唐兴盛、钱江、肖兴川等老革命的名字，可惜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在几次搬家之后已经找不到了，屋子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公家的，上交国家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感慨，我明白了什么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陶醉

    有时候，我觉得老父亲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买上一挂鞭炮，来到一块僻静的地方，将鞭炮挂在小树上点燃，自己叼着根香烟，眯着眼睛蹲在旁边，那神态，那光景，简直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下了肚，美滋滋的，乐滋滋的，简直就是享受极了，时候的老父亲，已经完全陶醉在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了。父亲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也不打仗了，好长时间也听不见枪声了，放挂鞭炮过过瘾。

    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些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这代人对党对人民非常忠诚，但是却有着固执倔犟、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不好通容、不畏权势、好打不平、绝对不会让组织上给予任何关照等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应有的那些高贵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骆志勇 整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