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知道，实验前报告，上级肯定不会批准，不报告就自行实验，一定会受到处分。他心一横，即使受到处分也要试一试，在一次施放操雷的训练中，张逸民驾艇冲进靶舰250米以内施放鱼雷，只见鱼雷从靶舰正中腰下方直窜而过。张逸民这一违背军令的行为，受到大队长严肃训斥，责令他写出书面检讨。等候关禁闭。张逸民在检讨中诚恳地坦诚了自己所以置训练纪律于不顾的真实思想，就是要探索和感受如何在实战中发扬近战精神打仗。检讨感动了大队领导，张逸民不但没有受到处分，也没有关禁闭。

    1955年1月10日。夜。张逸民随编队在大陈海域对一艘敌舰发起攻击。攻击失败，一颗鱼雷因故障未发射出去。返航后，他马上组织人员排除鱼雷故障。此刻，兄弟艇队又奉命出击，张逸民经再三要求获准出击。航行途中，由于是独雷，艇身失衡，又遇大风大浪，速度加不上去，远远地拉在编队后边。返航至大陈附近海域，突然遭遇敌炮“洞庭”号。张逸民决定实施攻击，他借着月光，不顾舱面人员的一再提醒，冒着生命危险冲到距敌舰200米处发射鱼雷；鱼雷命中“洞庭”号正中腰部，在水面漂泊4小时沉没。返航回来，苏联顾问找来张逸民汇报。苏联顾问板着脸，硬是不信苏联鱼雷会发生发射管进水受潮而影响发射，也不相信鱼雷命中敌舰腰部不马上沉没而是在水面漂泊了四个小时，张逸民不肯附和，也严肃认真地摆真实讲道理。双方顶起牛来。在那个中国当局把苏联专家奉为上帝的年代，张逸民被戴上了一顶无形的“反苏”帽子，在授军衔和使用上受到了负面影响。但张逸民维护了中国军人骨气和尊严，绝不后悔，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世界鱼雷艇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单艇独雷200米发射鱼雷击沉敌舰的经典海战战例。从此，鱼雷艇近战的战法，推广到了整个快艇部队。

    张逸民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探索。他对海军鱼雷艇部队几次对敌攻击失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问题还是处在死搬硬套苏联海军《训练大纲》上。《训练大纲》规定，发现敌舰动用一个鱼雷艇中队组成攻击扇面，一齐攻击，发射了就撤。张逸民针对这个状况，大胆地提出了鱼雷艇“一队两组三不放”基本战法，“一队”，就是对敌舰实施攻击的一个作战群体，通常是一个中队。“两组”，就是将一个中队的4艘鱼雷艇分成两个组，一组实施攻击，一组负责钳制。使敌舰难以规避。“三不放”，即射击阵位不好不放；射距末进入有效射程（500以内）不放；战斗航向不稳定、攻击目标的首尾不清楚，不放。简言之：没用的命中敌舰把握不放。这套战术完全颠覆了苏军鱼雷艇《训练大纲》中的规定。

    这套战术经过反复实验，在后来的1958年8月24日金门海战和1965年11月13日崇武以东海战中获得了各击沉敌舰1艘的战绩。随着这一战术完善成熟，使我国海军鱼雷艇部队的战术技术建设进入了巅峰时期。

    推动张逸民创造辉煌成就的动力之四，是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张逸民无论是在当艇长、大队参谋长、大队长、支队副参谋长的岗位上，还是在支队政治委员、基地政治委员的岗位上，总是做到尽心尽力尽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业绩。

    1958年年底，张逸民担任了一大队大队长。他立志要把一大队打造成一支海上铁军，并为此付出了一切。当时一大队处于休整期，老艇长调走、转业、老战士退伍、复员，舰艇也正处于整修状态。支队长向张逸民下达了一年之内恢复战斗力的任务，这个任务显然很重很重。令支队长感到意外的是张逸民不仅没有请求减少任务、降低要求，反而主动立下军令状：保证一年之内，除了确保恢复部队战斗力外，还保证将19名刚从海校分配来的新艇长训练成全天侯战斗艇长，保证解决训练中的沉雷、航行中渔网缠绕等鱼雷艇部队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实现大队安全年。张逸民为实现军令状的承诺，真实费尽了脑汁，用尽了心计，耗尽了力气。训练新艇长，实行了分批出海制。最多时一天要出海三次，张逸民硬是一次不落地出海，手把手的教授艇长各种操纵技能。为了探索发生航行事故、沉雷事故和渔船缠绕螺旋桨事故的原因，张逸民把支队历年来发生的各种事故资料全部找来，制成图表标明对每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然后没日没夜地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终于找到了发生事故的规律，提出了应对的措施。这一年里，张逸民忙得天昏地暗，一个月难得回一次家。连他的夫人魏淑霞都说：“张逸民呀！我嫁给了你，可真正同你结婚的是鱼雷快艇！”但是，张逸民忙出了成果，到年终时，军令状中的承诺全部兑现：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9名新艇长训练成了全天候战斗艇长；新艇长在舟山群岛这样复杂得海域训练航行112000公里以上，不发生航行事故，实现大队航行安全年；全年实放训练鱼雷59条，没有发生一次沉雷事故，水下网缠住螺旋桨事故也未发生。当年11月，总参谋部、海军和东海舰队三级联合工作组前来考核，对一大队在一年中做出如此大的成绩惊叹不已，好评如潮。随后一大队重新担负起了中央军委战略值班部队的重任。

    张逸民在担任军事工作岗位时是尽心尽力尽职。改行做政治工作，当了支队政治委员和基地政治委员以后，更是竭尽全力，创造出了更加出色的业绩。

    基地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李静和政治委员兼党委书民张逸民把基地三万多官兵实行大团结以后，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备工作中去，此时的舟山基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战斗力已经降低到最低点，要对付不断前来袭扰的美国和苏联舰艇、飞机是困难的。鉴于这种状况，张逸民和李静全身心地抓战备工作。他们在狠抓训练的同时，狠抓每个战斗单位的战备落实。他们带着机关干部，由北往南，一个岛屿、一个岛屿、一艘舰艇、一艘舰艇、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耗时四个月，到了70多个岛屿、100余艘舰艇、100多个连队，解决了包括维修、教育训练、自给生产、衣食住行在内的几十个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针对苏联和美国海军舰艇不停地来基地防区海域挑衅的现实危险，发动官兵、职工、家属“深挖洞，广积粮”。经过一年奋斗，基地所有雷达站，海岸导弹营一线部队、指挥所有及修船厂、油库、粮库全部转入地下洞库，构筑了防区内的一条地下长城，从而使基地战略工作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在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基地的战备工作做的如此扎实、如此之好，在海军独此一家，在全军也属罕见。正因如此，总参谋部在基地召开了现场会，在北京举办了展览会，向全军推广。

    （三）

    张逸民取得的成就，赢得广大官兵的赞扬，赢得了中央媒体的宣扬，也赢得了各级领导机关的表彰。

    1970年下半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个工作组，先到了陆军和空军，最后来到了海军舟山基地。他们是奉命为中央军委各总部挑选后备干部而来的，工作组来到基地就召开了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师团领导干部汇报会，还同基地党委副书记和常委分别进行了谈话，他们发现，张逸民时年42岁，是他们考察全军正军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不断创新，作战勇敢，战绩卓著；把有受到地方派性影响而造成极不稳定的部队和基地官兵紧密团结起来，投入到战备训练中去，取得了优异政绩。总政工作组一直没有找张逸民谈话，只是在张逸民送行时，问他们有何指示？工作组组长才说了一句话：没有指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攀登新高峰。

    可是，正当张逸民“继续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时候，1971年突然发生林彪“9.13”事件，一下就把张逸民扔进万丈深渊。“9.13”事件发生后，经过各级党组织层层研究决定，先把张逸民划入林彪集团成员抓起来，然后列出21条罪状，对张逸民进行了严格审查和批判斗争。

    这是一场特殊斗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

    执行审查的一方，是由某些领导者和他们领导下的办事处机构——清查办公室，专案小组组成，占绝对优势。他们打着中央军委的旗号，执仗手中的权利，怀着各自的目的，展开了“审查”。他们的“审查”方式是“先定罪定调，再慢慢取证”。这本是冤案，何来罪证？于是他们就文斗武斗结合，拳打脚踢一起上。再不认罪，他们就捏造张逸民“罪行”。印成材料下发部队，发动官兵批斗，仅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批斗会就达上百次。参加批斗的官兵人数，比基地的总人数三万多人还多。他们对张逸民的那种“残酷”、“无情”，连一般经历过文革“隔离审查”的人都无法置信，难以想象。

    受审查的另一方就是张逸民。他身陷囹圄，孤立无援，处于任人宰割的绝对劣势，但是面对强暴和邪恶，张逸民宁死不屈，以事实为武器，奋起反击：反击他们对人格的污辱、反击他们的谎言、反击他们的无限上纲，即便妻子被迫害致死，张逸民也绝不退让一步，对于他们先后13次做出的不实结论，张逸民一概拒不接受，拒不签字。 张逸民这位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英雄，在这场特殊政治斗争上，同样不畏强暴和邪恶，坚持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军人本色更加光彩照人。实在令人钦佩、令人敬仰、令人难忘。

    这场特殊争斗的最终结果是：21条罪状和错误全被张逸民推翻，还了事实本来面目。某些领导没有实现既定目标，仍心有不甘。于是他们就依仗手中的权利，避开正常手续，避开本人签字认可，硬是给张逸民连降两级的处分，并以一纸离休命令，结束了张逸民的海军生涯。

    张逸民这个浴血疆场曾为海军征得光辉荣誉的军人，就这么转眼间被打入深渊，给人以许多思考和启迪。为什么一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便可如此随心所欲，凭着个人好恶去任意主宰他人命运？为什么有些人公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对事关一个高级干部命运这样严肃重大的问题，竟然可以先定性，再找事实，找不到事实，便凭空捏造，指鹿为马，却能得到认可，这与封建王朝里“莫须有”也可河治人死罪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张逸民这些本来可以该很快查清的问题，却拖了16年之久。尤其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高声疾呼，今后再也不搞什么政治运动了，但某些领导者仍置若罔闻，继续搞“文革”中的那一套。直至1978年，邓小平同志大力推动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那些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明目张胆的抓住张逸民不放？为什么最终由事实推到了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而事后却无一个人，无一级党组织对这起冤案错案负责，相反，却要受害者倒过来感谢组织。试问：公民基本权利何在？公道真理何在？人们还可以提出很多“为什么”，但答案根本到底只有一个，说明“文革”暴露出来的种种政治弊端是如此根深蒂固，根植于几千年封建帝王专制独裁土中的“人治”制度，如同毒瘤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割除的。但是，一个国家，法制必须取代人治，滋生人治的土壤必须彻底铲除。否则，上至国家元首，下至草民百姓，个人最基本的做人权利，包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人间悲剧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