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走了。走得冷清而又热闹。

    冷清的是主流媒体。关于他的逝世、他的葬礼，主流媒体不见有一字的报道，这与2015年邓力群逝世后的情形形成了巨大反差。热闹的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一时间，这些舆论平台上又掀起了一轮反击李某及其同伙的热潮。按说，中国人讲恕道，讲死者为大，一个人生前再不好，到他死了的时候，也是要表示相当的尊敬的，但是李某为什么就偏偏成了例外呢？公平地说，这怨不得广大网友。怨谁呢？一怨李某自己。是他，对党和人民不依不饶，临死还要再疯狂地咬上一口。既然你不仁在先，广大网友又何必自作多情，对你报之以义呢？二怨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是他们狐兔不如，其类死了，非但不去认真地“悲”，反而拿死者当猴耍，摆弄着这具僵尸向党和人民发难，难道党和人民就应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么？

    俗话说，偷鸡不成蚀把米。李某及其境内外同伙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轮的发难，他们非但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反而赔上了老本，连李某过去的一些陈谷子烂芝麻几乎都被抖落了出来（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鼓捣到海外又转为内销的）。这恰如被扒光了衣服，使得这具僵尸以更加丑恶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那结果还殃及我这个无辜，害得我还要劳心伤神，对4年前写的一篇东西进行修正。

    2015年邓力群去世以后，因为有网友欢呼“李某赢了”，我写过一篇网文《邓力群赢了，李某输了》。从当前抖落出来的新材料来看，此文的缺陷有三：

    一是有妄断之处。我写道：“至于李某，我不知道他是否睡过别人的老婆。从法学角度讲，没证据就必须认定无过错。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李某要比邓力群好。”回头去看，这个结论太草率了。尽管新材料没有显示李某睡过别人的老婆，却显示他睡过人家的黄花闺女。1977年，他在给中央两位主要领导的信中赫然写道：“最后不听劝阻，竟在去年五月发展到同此地未婚女青工乱搞男女关系 (并跟她讲过些政治性错误事)，自属严重错误。” 同年在给水利部主要领导的检查中，他又一次承认：“被捕、庐山以及这次男女关系之大错误，当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品质不好所致。”据知情网友透露，那位女青年就是李某所说的“一枝花”。1976年8月，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待我如父亲的那个‘一枝花’……我很想介绍与××（引者注：收信者之子，隐去名字）……她是完全信赖我的……最难得的，是肯用脑子，不随波逐流。”一个女青年，你“乱搞”也就罢了，还要在“搞”后塞给自己的晚辈亲属为妻，即使人们的思想再解放，也不能不认定这是禽兽不如的行径。

    二是误解儒家思想。在那篇文章中，我从立德、立功、立言及爱情四个方面对邓力群、李某进行比较之后指出：二人的“博弈为4：0”。记得写到这里，不禁对李某心生怜悯，于是又提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建议来一场加赛。赛什么？赛阳寿，因为李某尚在，胜算的几率较大。规则：只要李某比邓力群多活一天，即为胜出。不过，李某如欲取胜，必须变成像邓力群那样的仁者，‘仁者寿’嘛。李某勉乎哉！”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盼望李某在加赛中胜出，这个动机直到今天来看也是好的。问题在于对儒家思想理解得不全不深。

    “仁者寿”与其说是儒家的养生思想，毋宁说是劝人向善的伦理思想。据《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载，鲁哀公让孔子为他讲解为什么是智者寿、仁者寿。孔子说，人有三种死法不是因为自然生命的枯竭：一是因起居无时、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被疾病夺去性命，这叫“病杀”；二是因藐视君王、以下犯上、贪得无厌，被刑法夺去性命，这叫“刑杀”；

    三是因不自量力、意气用事、以卵击石，被战争夺去性命，这叫“兵杀”。智者和仁者是不干这类蠢事的，所以不会死于非命。

    明白了孔子的原意，便可以看出我的错误所在：一是孔子所说的“寿”是指自然生命的正常延续时间，而不是指寿命的长短。在排除外界因素的情况下，人的遗传基因不同，寿命也就有所不同，这是不可以划杠杠、搞标准化的。二是孔子所说的“三杀”，并非必然，而是显示出统计或概率的特征。比如说李某，虽是恶贯满盈，但由于机缘凑巧，却偏偏让他侥幸逃过了“三杀”。一是李某虽犯“病杀”中的贪图安逸享乐，但从来不会像他当年妄图取而代之的周总理那样，犯为工作劳累过度这一条，而是自奉甚厚，甚至惜命到神经质的地步。给亲属的信显示，他可以为医治一个小小的肛门皮炎而八方延医请药，而且在信中唠叨个不停，也就是说他犯“病杀”的条件并不充分。二是李某虽一向藐视我党、以下犯上、以下乱上，却偏偏遇上我党厚道，不管他怎样耍泼皮无赖，还是给出路、给待遇、给职务，始终没有对其“刑杀”。三是他诡得很，知道当今世界谁是强者，非但不会去触犯强者，反而去趋炎附势、投怀送抱、为虎作伥。纵观李某近40年的所作所为，他就是华尔街大亨手里牵着的见富人则驯良、见穷人则狂吠的一条走狗。这样的人焉能像拉登一样死于“兵杀”？

    可见在一般情况下，仁者能够避免横祸，得以善终甚至长寿。但“仁者寿”这个命题是不可以逆推的，恰如我们说人是一种动物，但不能说动物是人一样。善终特别是长寿的人，并不一定都是仁者，也可以是恶者，甚至十恶不赦的恶者。正是因为这种情形的存在，在中国老百姓的谚语中，才既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样的警言，也有“修桥补路寿命短，杀人放火寿数多”之类的气话。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孔老夫子的阐述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强调“仁者寿”的同时，早就对寿而不仁的人进行过无情的鞭挞。据《论语·宪问》载，有一个叫原壤的人，无行却很长寿。一天，他劈开两腿，毫无教养地坐在那里等待孔子。孔子见他这副德性，不禁训斥道：你小的时候不学好，长大了又没长进，‘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着又用拐棍敲打他的小腿。人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是道德模范，非常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不是气急了，他是不会动手打人的。嗟夫！本人虽一向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诩，无奈学艺不精，误解了他的思想。我要为此而向他老人家赔罪，同时也要为谬种流传而向广大网友道歉。

    三是材料单薄。比如文中谈到李某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仅仅举了两例，这无疑是由用功不够所致。现再举几例，以为弥补。

    1977年，李某在写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的信中说：

    “关于叛徒问题。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北平被捕后，我以群众面目(化名)写了个‘悔过书’，字句没有涉及到党，更没有牵连任何同志。内容虽经警署修改登了报，我对此损害党的威信的‘悔过启事’自应负完全责任。出狱后，即将经过向组织写了详细报告。延安审干时，保安处曾做过‘有损气节’的结论。”

    “庐山犯错误，主要是由于自已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又骄傲狂妄，而参加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活动。我同彭无任何直接关系，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反党关系，当时已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