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5

图16 

    图11至14四张均为“给发”版，图15、16二张则为“发给”版。但六张的“亁”字其“长相”也无一相同。

    为便于藏友读者辨识与欣赏，再依序把上述16张借谷证的“亁”字放大后排列于下：

    惊奇吧？惊奇之余疑惑也更多了。收藏在于研究甚至是“穷究”，有了心得和成果在于分享和传播！这也是收藏的乐趣之一。于此，我也更能理解洪荣昌先生过去惠赠我的《红色货币》（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为何会把中央苏区货币的版别和版式分类得如此之细的原因了。

    三、版别如此之多的原因分析与判断

    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机是利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配比熔合而成的印刷工艺技术。它的基本流程是：字模镌刻、铸造铅活字、拣字排版、装版印刷。该技术18世纪传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被激光照排等新型印刷技术逐渐取代。

    据胡国铤主编的《共和国之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领导机构概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一书关于“中央苏区的印刷机构”一节所述，当时有中央印刷局、中央印刷厂、青年实话印刷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所、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印刷所、中革军委印刷所及其他一些地方性印刷企业。从上述印刷机构成立的时间与印刷设施设备看，该“临时借谷证”应为中央印刷厂印刷。该“印刷厂下设编辑、铅印、石印、铸字（又称浇字部）、刻字、裁纸装订、油墨等八个部。各部工作人员不等，最多的是铅印部和石印部，各有二十多人。除了四至五人为上海人外，其余都是江西、福建人。”“铅印部主要负责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该部原来有二台老式印刷机，后来从长汀的毛铭新印刷所调来两台，又从福建龙岩洋口买来了一部圆盘机，这样就有5部对开印刷机、圆盘印刷机了。”

    如果该书考证无误，结合当时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在一个月内要借足20万担粮食，那么中央印刷厂必须在几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印制完成“临时借谷证”交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分发给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实施。

    由此，我们可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故对“特”“委”字横排的所谓“错版票”很好理解，即拣字工人排字时的失误所致。对繁、简、大、小字体混用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因当时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是经常性的出现此种现象，原因是相同规格的铅字不足，虽有铸字设备，当时国民党对苏区经济封锁非常严厉，缺少铸字材料肯定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只好繁、简、大、小字体混用。对“发给此证”和“给发此证”，有的藏友可能会认定“给发此证”为“错版票”。笔者认为，它只是行文或说话时语序上的区别而已，其表达的语意是一样的，不会因此产生任何歧义，故不能认定它为“错版票”。

    可让我们最难理解的是，为何会出现如之此多的“长相”不相同的“亁”字呢？

    专业人员讲，要保证每个铅字印刷出来都字迹清晰，菱角分明，使用寿命大概是印刷一万次左右。那么，借谷20万担，印刷10斤和20斤二种借谷证，按各印一半推算，用“对开机”印刷（据专业人员说《红色中华》报为四开机印制，当时对开机很少），一个版面一次可印10斤借谷证32张，需要32个“亁”字；可印20斤借谷证20张，需要20个“亁”字。一担谷为100斤，需要10张10斤的借谷证，10万担谷为1000万斤，需要印制10斤借谷证100万张，一个版面32张除100万张，则要印刷31250次。也就是说每个铅字要更换3次才能完成100万张的任务，一个版面有32张，则同一字要更换96次，当然“亁”字也不例外。同理20斤借谷证需要印制50万张，一个版面能排20张，需要印刷25000次，则同一字要更换50次，我们关注的“亁”字也不例外。合计要印完150万张借谷证，里面每个字都需要更换140次左右。

    我们知道因有铸字机，每个铅字印损了，则拿来从新熔化浇铸新字，予以更换。问题是不论更换多少次，为何其它字都“万变不离其宗”，而唯独“亁”字则“变化多端”呢？只有一种可能，专业人员说，只要是铅字，因模具相同，故出来的字块都是很规整的“一个长相”，因“亁”字非常用字，在铸字材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可能用来铸很多“非常用字”。为此，只有辛苦刻字工人用其他原料来替代，如木刻字。在没有铅活字机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使用木刻活字印刷技术，但要用上好的棠梨木，木质细腻，又耐磨，如用一般的木料则使用寿命短，易变形，一般印刷二、三千次就要更换。就当时而言，为了赶印这一、二百万张借谷证，要请多个木刻师傅来不断刻制该字，即使是同一刻字师傅因要求快，每次刻出的字差异也会大（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票证中的“党徽”也要如此制作），因而就出现N个不同“长相”的“亁”字。如是这样，我们把木刻字按铅字使用寿命的四分之一推算，则140次乘以4，为560次。也就是说150万张借谷证印刷出来，共有560左右个的不同“亁”字版。如果10斤借谷证印刷占比更大，那就意味着还有更多N个不同“亁”字版。

    一张连6个标点符号在内，共116个字（十斤借谷证115个字）的小小铅字印刷票证，就创造了几百甚至上千个“同一字而不同形”的，收藏界认为不同版别的藏品。如果持有此票证的藏友们看到此文后，都能大家拿出来汇到一起晒一晒，肯定是红色票证收藏史上的一大奇观。只可惜此票证恐怕存世量也不会超过三、五佰张。从史料看，一是因面额小、借期时间短；二是战事紧张，粮食供给不足，发行后不久，政府又动员群众开展节约运动和退还公债、退还借谷证运动；三是春荒，1933年5月17日，时任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吴亮平在《红色中华》撰文说“目前粮食最感困难的地方是汀州瑞金一带......几至无米可买”，“劳苦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汀瑞一带红军部队的给养，也发生极大的困难。”因此，借谷证到期后，留存在群众手中的借谷证多为兑换新谷或作缴纳税款之用了。从市场看，就我所知有二次出现一定量的发现，一次是1997年瑞金的相关部门在一次销毁已过保管期限的会计凭证过程中侥幸被当时在场的工人收集保存起来的。这是解放后党和政府按当时粮价退还谷子或折价给钱收兑后用于作会计凭证附件而幸存下来的。因每张都加盖了“注销”或“附件”章，故收藏界把它称为已兑换票。据知情者说，此票总共不会超过100张，故当时售价比同时出现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还要高出几倍的价格。时隔十年，吉安永丰发现一批全新未兑换票，知情人士说有100多张，当时不少行家都不敢买，对其存疑。此批出现的有可能是未发出票证，当时的时局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原因导致它一直藏匿起来。此外，散见于民间的已极少，特别是红油墨二十斤折米十四斤半的临时借谷证更加珍稀。

    四、意外之外还有意外

    这个“变化多端”的“亁”字无意中还为自己创造了令所有制假者意想不到的“防伪标志”。该票证由于珍稀，价格昂贵，且无编码，故出现不少假票，使不少人上当。洪荣昌先生在其书中列举了此证的9种假票，一种是使用“乾”（gān ）字。虽然《辞海》定义“乾、亁”为通用字，均指“没有水分或水分少，与“湿”相对”，但当时的票证不论如何换字，均刻制“亁”字（细看左偏旁下面的笔划不是“十”，而是“干”）。另一种是使用“幹”（ gàn）字，则更不对头了，“幹”指动植物的主要部分。上述二种假票其所字无一例外均为规整的铅字。这种一字可辩真假的票证，也创造了红色票证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相信有心和细心的藏友肯定还会发现红色票证上更多的“秘密”，这是收藏人自我欣赏的需要，也是更好传播红色文化的需要！

图17  伪告造票用“乾”铅字，而不是“亁”字

图18  伪告造票用“幹”铅字，而不是“亁”字

    《红色中华》1933年5月17日报道中央印刷厂工人“每日在未到上工前半点多钟就上工”，目的是“能增加百分之五的生产”，“直做到四次战争全部胜利为止”。是故，这种“一字千版”的“临时借谷证”作为中央苏区红色票证的珍稀品种，收藏者能有幸得到之固然可贵，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央苏区印刷工人勤俭办事，艰苦创业的那种“一字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