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博文女校走路几分钟就到开会的地方。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公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是并排二幢一楼一底坐北朝南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红砖相间的清水外墙,上面镶嵌白色粉线,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进入大门为天井,经过六扇玻璃长窗之门进入会议室(原系李汉俊寓所的客厅),室内正中间为长方西式餐桌,围放圆凳十二只,桌上有一个荷叶边粉红色玻璃花瓶、茶具和一对紫铜烟缸。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十三位代表,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上海:李汉俊、李达; 湖北:董必武、陈潭秋; 湖南:毛泽东、何叔衡; 山东:邓恩铭、王烬美; 广东:陈公博、周佛海; 陈独秀指派:包恵僧。
代表们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与毛泽东年龄巧合。
7月23日晚8时许,各地代表在李公馆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被安排为书记员,负责记录;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对毛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参加会议的十三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
毛泽东后来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救亡图存而苦苦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唯一正确的航路。
“旅行团”不旅行,整天关在房子里,还有两个早已引起注意的“红色”外国人;7月30日晚8时左右,法捕房派华人探长程子卿前来刺探,大家见一个穿着灰色竹布长褂的中年人闯入会场,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随即退走。在马林以手击桌警告下,大家意识到危险,代表们必须转移。除主人李汉俊,还有陈公博未离开,其他人夜暗中迅速撤离,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陈现在广东,家里其妻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此寓所。
大家刚从会场撤走,不到一刻钟,那里就呼啸着开来两辆车,来了一个法国总巡,叫费沃利,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这九个人搜查,讯问,扰攘多时。
他们才撤走,为渔阳里的人们探听消息的包惠僧就蹑手蹑脚地回来了。陈公博说, 法租界巡捕离开后, 楼梯又响, “我那时真有些吃惊, 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 谁知那人头探出来的是包惠僧。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 我说此非善地, 你还是走罢, 详情明日再谈。惠僧走后, 我和汉俊再谈几句, 看时计已十点多钟, 遂和汉俊告别”。
包惠僧匆忙离开李家, 疑心有人跟踪, “走了几步, 遇着一辆黄包车, 我不问价钱就跨上去说:‘三马路’。到三马路孟渊旅社前下了车, 又买了一点零细食物, 沿着三马路到西藏路, 跑到新世界兜了一个圈子。我想法租界的包打听到了英租界就该松劲了, 我才沿着跑马厅到马霍路通过爱多亚路, 到霞飞路进入老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
从上述回忆看, 包惠僧离开李汉俊家的时间应为晚10时左右, 绕一大圈回到渔阳里2号, 估计已是午夜时分了。大家得知法捕房又严查李公馆,不禁额手称庆,称赞马林目光锐利,决策得当,我等幸甚。这个戴一副金丝眼镜的荷兰人曾因为中国苦力受恶洋人欺负,路见不平,拔拳相助。由今观之,他不但有勇而且有谋。
李公馆是不能再用做会场了,夜已深,当务之急是投宿何处?白尔路那里有无坐探张网以待,大家不得而知。此前早就请一位代表去看个虚实。他是谁呢?
静谧的博文女校。周佛海因肚疴乏力神倦,下午请假未去李公馆开会,留门虚掩,服药后一个人在地板上早早就睡了。夜半醒来迷迷糊糊地,黑暗中似乎有人轻轻推门而入,只听得窸窸窣窣地,顿时睡意全无,吓得一个激凌,猛地坐起来,惊恐地低声喝道:“谁?”“我。”
听到这熟悉的湖南乡音,周佛海一口气松了下来,躺回苇席。来人终于摸到电灯开关,啪的一声开了灯。“毛书记员同志,你把我吓了一大跳啊!” “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周这才注意到包惠僧、张国焘的铺席仍是空的,立即又坐起来:“出事了?”毛泽东讲述了今晚之事并说此间不宜久留。此前,夜深人静,毛在外面徘徊久矣,他可不想自投罗网。渔阳里到女校,走路只要几分钟,但此门此时难进。经过长时间的暗暗观察, 确定博文女校安全后,他才走进去。
周听得惊心动魄,跳起来,病体似渐康复,二人提着行李出门,只见夜色如墨,万籁俱寂,他俩向渔阳里走去。
大家终于在渔阳里会合,议决停会,复会待定。“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如是说。
但包惠僧说他当夜“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 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
当晚10点多钟, 陈公博离开李汉俊家后, 发现有人盯梢, 一直尾随他, 遂叫了辆黄包车到大世界, 先逛书场, 后逛戏场, 还分别在地面和屋顶的露天电影场看了一会儿电影, 又在人群中绕了几圈, 确定甩脱跟踪后, 急忙出了大世界一个侧门, 雇车回到大东旅社。陈公博回忆道:“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 关好了房门, 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 全搁在痰盂, 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 湮灭证据的工作, 算是告成了。”
会议才开了几天,军警特就找上门,盯着这里的还有北洋政府派来的侦探,他们是北京代表的“尾巴”。从会议的座上客到阶下囚,这个危险始终存在。投身革命,对各种风险毛泽东一直有所准备。革命必将株连家人。与其坐以待毙在家,不如破釜沉舟革命。
今年2月上旬,毛泽东偕毛泽覃回韶山过农历新年。上次春节回家,父母健在,大家其乐融融,而今双亲故去,只有毛泽民、弟媳王淑兰、毛泽覃和毛泽建。
正月初九的晚上,一家人围在上屋场老屋的火炉旁,毛泽东和弟妹们拉家常。毛泽东说:“泽民,你把家里收拾一下,也跟我到长沙读书去,要得不?”
毛泽民被大哥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惊呆:“饭怕没得呷了!我们这一个大家怎么办,家里的田哪个种,屋哪个住,往来的账目怎么结,财产怎么管?父母都故去。难道他们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家业,就败在我们手上?”
毛泽东笑道:“这好办。田给穷人种,屋给穷人住。至于账目,把猪、牛卖掉,有了现钱,别人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我们欠人家的,一次还清。不跟我出去闹革命,你必须登报和我脱离关系──只怕这都不保险。我是要扯旗造反的。官府一天抓不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两条路,由你选。”
毛泽民遵照大哥的吩咐,处理好了家中的事务,告别妻女,也到了长沙。他在省立师范附小搞校务,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帮堂妹毛泽建解除了同萧家的包办婚姻,将她带到长沙读书,后来和三个哥哥一样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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