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 …… 洎及近代，积弱积贫。 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二十八划生今年二十八岁。1921年6月29日黎明时分，他告别妻子杨开慧，与何叔衡应邀参加朋友们在草场门外的聚会，饭后照相。他俩与大家一一握别。

                        
    这天下午六时许，长沙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长沙城西临湘江，小西门又叫德润门。这片繁华地带，有美记油行、楚盛米厂、玉和酱园、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等。货运码头、客运码头在沿江地段一个挨一个。毛泽东与何叔衡来到小西门水上码头。

    何叔衡受到赵恒惕省府的通缉，他刮去了平日蓄着的胡须，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头戴遮阳帽，遮盖小半个脸──三停遮了一停，手提一只藤箱。

    毛泽东留中分短发，目光谦和坚毅，面色微黄透红，说话低缓。他不修边幅，穿着蓝土布长袍，像个道士。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白布袜子耷拉在旧黑布圆口鞋面上。手执一把雨伞，右肩斜挎一只鼓鼓囊囊的深蓝土布褡裢。

    他俩登上去往武汉的戴生昌轮船公司所辖小火轮，先沿夏季水深的湘江，经过洞庭湖，停泊岳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汉口，在那里转乘大轮船继续东向赴沪。

    谢觉哉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谢觉哉在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小火轮排水量吨位只有二十多。因只在江河航行，时人又称其为河渡。河渡甲板堆得满满当当的货物，没有多少地方走动，除了统舱，全船只有两间官舱。这是一个七尺长、六尺宽、五尺多高的舱房，在帐房后面。房里有两张木板床，顶头摆放。此外还有一张小木桌，一条高板凳。桌子、板凳上都有很厚的油腻。靠右面有一个缺块玻璃的窗户，苍蝇从窗子飞进飞出。他俩睡觉时才发觉满床都是臭虫（统舱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每天只开两顿饭，通常是一碟黑红的豆豉炒辣椒，一碟齁咸的咸菜，一碗可口的青菜豆腐汤，一大碗粗粝的常德红米饭。

    毛曽这样描述湘江：“微风吹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

    上船时在船舷边巧遇湖南一师同学、好友萧子升（萧瑜），他也下榻官舱。原来萧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的。毛从自己随身携带、正在研读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说起，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甲板到舱室，两人争论一直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萧子升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民失去了自由。

    毛：搞社会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啊！

    萧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了，个人力量微不足道。

    毛：公众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应该服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要实施“新民主主义”。

    萧利用经典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善意的命令主义。毛反驳说：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萧说不愿以牺牲来获取后代的幸福，但毛回答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萧说他能等那么久。

    毛说：我不能等，时不我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匹夫，你也是匹夫。位卑未敢忘忧国。

    船行于洞庭湖浩缈烟波，湖上隐隐传来──

    “你不同意蒲鲁东的学说，这多么可惜呀！”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多么可惜呀！”

    从长沙到汉口，这是熟悉的航路。1918年，毛泽东就与萧子升等二十五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一天到达汉口，改乘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

    滚滚长江东逝水，他们搭乘的汉口启航的招商局大轮船被江水推托着向东，云影波光，风声鸟喧。一路见到太多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魔鬼般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毎下愈况，每况愈下，沉沦，沉沦，不知伊于胡底。

    这一路的风景和喟叹以及嗣后多少年行程的印象，他最终以诗句概括：“百年魔怪舞翩跹”，“绿水青山枉自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7月4日，轮船抵达外滩十六铺招商局大达码头。李达夫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会悟迎接。代表们的住宿是由她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以二十块银元租用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几个房间。一次给付两个月的房租（租期、租金覆盖暑假，防止校方再租给他人。）讲明要住一个月（实际上只住了不到半个月）。

    博文女校紧靠马路，两层砖木结构石库门新建建筑，坐南朝北，内外两进，前进楼下二间为课堂和会客室；楼上三间，左右朝北的二间，均有阳台，后进上下六间为教室。

    该校已放暑假，仅有一个廚役兼门房。黄绍兰校长听说来的都是些“穷书生”，就吩咐廚役给楼上的南北客人每日供应三餐。校园里非常安静。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直到1921年6月马林来中国后才得以重新恢复。马林的到来对于中共一大顺利召开起了直接推动作用。从经费上看，共产国际资助这次会议组织经费就以千元计。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壹佰元。”

    他写道：“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同住。张国焘也不常住，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代表们住的是教室地铺。

    黄绍兰家就住在楼下，女儿七岁，叫黄允中，多年后她回忆： “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母亲不许我上楼打扰代表们，但我有时还偷偷上楼去玩。记得有一次我走进毛主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黄允中得知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集中驻地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人到中年了。她母亲终其一生都不知晓。但她听到前来租房的熟人王会悟说到“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北大”即对租客身份的一句玩笑话，却让王心中一凛──“是不是过激党啊？”心想：她就是神仙也不会知道吧！于是顺水推舟地说：“你我都是过激党嘛。”二人嘻嘻哈哈笑了一阵。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諕得玄德面如土色。” 王会悟和黄绍兰各自“在家做得好大事”！她俩这次成交的后果之一就是几十年后让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旧址成为永垂史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国焘是外地代表或出席者中最早到达上海的。且看他眼中的湖南何毛：“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 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与热情劲儿。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1年加入中共的朱其华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刘仁静回忆：“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的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了担任会议记录以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在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

    包惠僧说：“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李达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李达高度评价说：“ 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多思、多谋，李达抓住了毛的特点。张国焘则抓住了他的另一个特点──“他的常识相当丰富”。毛后来批评那些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走路要用脚，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还有“叫化子和龙王比宝”等等实质上的反常识言行。他历来倡导：实事求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简要地回顾中共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