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9年12月25日电（陈复尘）

    屈晓霞：大医精诚，“精”于高超的医术，“诚”于高尚的品德！作为医者，在义诊中我承受着生命相托之重、感悟着大医精诚之本、践行着医者仁心之责……是志愿义诊活动让我得以继续大医精诚的初心与梦想。在帮助他人活出精彩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更深刻的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使自己的余生平凡而不平庸！”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中国梦，也是我们延安儿女两代人、几代人的梦！父辈们为创建新中国献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作为革命的后代、新中国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医生，我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做个合格的好医生。退休后，我选择加入为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群众义诊的志愿者队伍，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余生继续做一个追梦人。”北京世纪坛医院退休医生屈晓霞对采访她的记者说。

    父辈创建新中国，延安娃与共和国同风雨共命运

    我的老家是革命圣地延安，最让我自豪的是，我就是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里，是与共和国同龄的“延安娃”。

    延安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圣地，是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的中国”书中的“红星”。我父亲屈强就在红星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先后在抗大、陕北公学、一二九师模范医院、太行五分区医院、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西北军区后勤部、西南军区留守处等部门工作。我母亲在革命队伍里，从一字不识成长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曾在延安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部门工作。

    1938年2月，我母亲宋光明嫁到屈家七天，父亲就跟随一二九师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六年后他们才得以再相见。母亲在妇救会主任闫佑西的帮助下，学习、宣传妇女革命的道理，还参加了防止汉奸特务破坏、查路条保卫延安的“矛子队”，1942年最终走出家门投身革命队伍。参加了由边区政府民政厅唐洪成厅长在杨家湾办的助产士学习班，高自珍是她们的指导员。

    助产士第一期学习班42人，学制二年。好多人不愿意做“老娘婆”，没有毕业就陆续改行离开了。我母亲学习努力，干活麻利，技术掌握的比较快。后来到中央医院妇产科实习并留在那里工作。在中央医院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正规医院里，她不仅从医学专家、大夫、护士们的医疗工作中看到了，代表当时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国最高水平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了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不怕艰难困苦、勇于克服困难、努力创造条件，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的革命精神。在中央医院妇产科里，看着一个个婴儿顺利降生、母子平安，看着孩子们健康的成长为革命接班人，使她爱上了妇产科工作，成为一名一辈子在妇产科工作的医生。

    1945年6月我姐姐屈晓英就出生在中央医院。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在转战途中妈妈失去了她刚满月的儿子。1949年4月26日，延安光复一年后，我出生在位于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里的边区医院里。襁褓中，我躺在马槽里和部队一起，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童年充满欢乐；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理想鼓舞着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物资匮乏让我们尝到了饥饿的味道；上山下乡让我们体会了苦累的含义……在与共和国同风雨共命运的经历中，我们成长起来了。

    从小我母亲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只要有人来找，她总是背上出诊包立刻就走，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我们吃没吃饭。七个孩子总有闹得凶的，妈妈总说“干助产士这个工作一手托两命，一点儿也不能耽误。”她特别喜欢助产士这个岗位，经常得意的对别人说“孩子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他（她）的父母，是我们！”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母亲不仅一辈子按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中央医院助产士操作标准要求自己干好工作，还常常用这些标准要求我们。比如：那个孩子把学习本撕坏了，她就讲她们当时学文化没有纸，用盘子装上沙子抹平了用树枝写字练习，让我们知道纸张来之不易要节俭。当我们借口家里工具不够，不去学校打扫卫生时，她就会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办法总比困难多！”然后帮助我们用干草扎成扫帚，照样能把操场打扫的干干净净。像这样用延安中央医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我们的事太多了。母亲爱回忆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她能把那些学文化、学技术、破除迷信、救死扶伤、保卫延安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不知不觉间影响着我们，让我对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产生了敬畏和向往。

    南京铁道医学院毕业，与患者共度四十个春秋

    1966年，我怀抱着献身医学事业的激情与梦想，踏进了神圣的医学殿堂—南京铁道医学院。白求恩大夫，就是矗立在我面前大医精诚的楷模。而母亲的讲述也在时时鼓励着我。时至今日，仍然鞭策着我不但要用延安精神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肩负起一份传递延安精神继承革命传统的神圣职责。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世纪坛医院（原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接受了严格的24小时住院医师培训，三年里，我们全天候“泡”在患者身边，成为患者病情变化的第一发现人和处理者。那些以身作则践行医者仁心的前辈、同道和护士们，都是我最好的老师。感谢他们的培养帮助，使我能在紧张高危、夜以继日与死神搏斗的神经内科临床一线工作中得心应手。四十年工作在医疗临床一线，我已记不清收治了多少患者，参加了多少次抢救，节假日加了多少班，工作中担了多少风险……是患者性命相托的信任和痊愈出院时满意的微笑，让我收获了一个医者最大的快乐。 

    志愿者给老少边穷地区义诊留下白衣天使的笑脸

    2008年5月我退休了，没有接受诸多民营医院的高薪聘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到老、少、边、穷地区义诊的志愿者队伍，希望所有的贫困地区都能像我的延安老家一样，在全国各地的援建中摆脱贫困，进入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十一年来，我十六次参加志愿义诊活动，汶川、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东、青海、西藏、云南、甘孜、阿坝、广西……等等老、少、边、穷地区都有我们义诊的足迹。

    我到过连测血压是怎么一回事儿都不知道的草原牧区，也到过先天性智力障碍高发的深山村寨；我到过有心电图机而无人会用的乡卫生院，也到过连血糖都查不了的县医院；我到过乡亲们捧出喝的水给北京来的医生洗手的国家级贫困县，也到过平均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名执业医师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群众基本健康知识教育的缺失、就医难的程度和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匮乏的状况深深震撼着我，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2012 年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义诊时，经过反复争取，终于得到工作人员同意，如愿调换到前往黄南州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库泽藏族自治县的医疗组。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上车出发。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每个人都开始觉得憋气，动作幅度大一点儿，呼吸马上急促，心跳立即加速。由于路况很差，一路上尘土飞扬无法开窗，为了省油车没有开空调，结果车内温度很快升高，每个人都热汗淋淋，挨着座椅的衣服、裤子都湿透了，人几乎要虚脱了。高原反应也在逐渐增强，有些同道血氧饱和度已降到百分之七十多一点，口唇紫绀，心率 150 多次/分。我也开始胸闷心悸，血氧饱和度降到百分之七十六，心率 126 次/分，有些喘憋了，我放慢动作幅度，尽量掩饰着不适，表现的轻松一点儿，免得给其他的同志增加负担，也让年轻的同道们觉得高原反应没那么恐怖。

    虽然知道库泽县是黄南州各方面条件最差的一个。但当汽车停到位于泽库县主干道上的县医院门口时，我还是很震惊。县城街道上全是厚厚的泥浆！走进三层楼的县医院，窄窄的走廊里挤满了等待义诊的藏胞。八九平米的诊室里摆着文件柜、简易沙发和医生的值班床，以及有半脸盆水的脸盆架和一个水桶。剩下的一半，挤了一张诊查床和两张桌子 4 把椅子。套上白大褂，我和北大医院呼吸科的李主任两人就开始工作，加上两个翻译、两个患者及家属，和一个负责“把门”的护士，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嘈杂得连说话都听不清。一个妈妈带着 3 岁多的小男孩坐在我面前，说孩子的半边身子没有汗。孩子太小，哭闹着不配合做神经系统检查，只能通过观察他的发际有些低，判断他有可能是枕大孔区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我只能建议她带孩子出去做一个颈部磁共振检查，明确诊断，必要时手术治疗。一位藏族老妈妈，乌黑闪亮的面孔上洋溢着兴奋，她用手在头顶上比画着，翻译说：“她总觉得头顶发热”，我给她查血压、颅神经均正常，只是舌苔很黄厚，给她开了去火的中成药，她高兴地竖起双手大拇指，说自己已经 85 岁了还很健康，对北京来的专家表示感谢，然后满脸带笑的眨眨眼睛起身离开了，老者的风趣快乐和那份满足令我心动。一个体型肥胖的中年男子说他经常心里发慌、出虚汗，必须赶紧吃东西才行，我怀疑他有糖尿病，建议他查查糖化血红蛋白。县医院的告诉我除了肝功其他生化检查都不能做，不能查血糖，连指测血糖也没有，真让人不敢相信！我们带去的降糖药都没法用，也没敢留给他们。
前来看病的藏族同胞越来越多，走廊上、屋子里弥漫着牧区特有的膻味，不等屋里的人走出去，下一个已挤进来了，询问、翻译、比划、查体、再翻译、开处方，周而复始的进行着。义诊结束时，每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了，但又为能给藏族同胞解决一些病痛而欣慰。

    因为没有自来水，洗手只能用水舀子舀水往手上淋。上厕所也是大难题，地上挖坑的厕所已经无法下脚，我们只好集体乘车到一里地外的政府大楼旁一个“高架厕所”解决问题……

    缺医少药无力完成义诊，是我心中一个打不开的结

    记得 2010 年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公蜡胡洞乡卫生院义诊时，年轻、憨厚的乡卫生院孙院长向我们介绍说：“这里地广人稀，乡卫生院管辖面积很大，最远的村子离卫生院九十多公里”；“乡卫生院没有救护车”；“卫生院共有六个工作人员”；“政府给卫生院配 心电图机和半自动血液检测仪，但没人会用”；“配备的 X 光机已经放了 3 年了，还没有安装......”。当地绝大多数牧民没有什么医疗卫生知识，没量过血压，许多人长期被头昏、头胀、胸闷、全身乏力等症状困扰。那次义诊时我接诊了一位长期头痛，有时疼到呕吐的女患者，我在详细询问病史后，考虑她可能是血压高引起的，就问她平时血压怎么样，她一脸茫然，原来她从来就不知道测血压是怎么一回事！一测血压已达  200/110mmHg 水平，已是高血压三级、极高危了。

    在青海河南蒙族自治县医院义诊时，有一位 40 岁的僧侣，一侧上肢颤抖一年多了，现在同侧下肢和另一侧上肢也渐次开始颤抖。查肌张力时可以发现明显的齿轮样肌张力增高，和左手搓药丸样震颤明显。他过去做过脑影像学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诊断帕金森病没有问题。借助需要翻译交流，我把认真询问病史、进行必要地查体、对症状体征给予分析鉴别，最后得出诊断结论和处理方法的过程和思路，一步一步告诉给我做翻译的娘毛先大夫。严格地说帕金森病不能算罕少见病，但如何治疗却出现了难题。一是在这里没有左旋多巴和美多巴，二是这里的大夫从来没有治疗过帕金森病，不知道如何调整药物剂量。于是我与娘毛先医生约定：由她做这位患者的主治医生，长期跟踪治疗。我按常规写下美多巴的治疗方案，以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留下我的联系方式，通过通讯和互联网保持联系，帮助她给患者调整用药。每次义诊我都尽可能手把手培训当地的医生，尽自己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临走的时候，娘毛先代表当地医务人员把一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在这些年的义诊活动中， 2011年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羌纳乡义诊的经历，曾是我心中一个打不开的结。那次，从驻地到义诊点走了近三个小时，一下车，眼前黑压压一片，都是等待北京医生的藏族同胞。只有一间屋子的乡卫生院狭小简陋，义诊就安排在相对宽敞点儿的乡政府里，几张小学生的课桌就是我们的诊台。

    同行的三名医生中只有我一个女性，妇女和孩子们全都围到了我的面前。我是神经科医师，这时也只能变身为妇科、儿科和全科医师。我认真接待每一位患者，用自己从医近四十年的临床经验和医学常识分析判断他们的病情，拿出诊断治疗意见。看肚子痛的孩子多，我就把课桌拼起来当诊察床，给他们做检查。儿童脐周痛，最可能的是肠道寄生虫病，应该查一下大便，可卫生院唯一的医务人员告诉我，这儿什么也做不了。我只好给每一位患者写一份检查情况、治疗方案和进一步检查的建议交给他们。一位藏族老妈妈胸闷、气短、喘憋、不能平卧已很久了，心率每分钟130多次，伴有频发早搏，两肺湿罗音，腿和脚肿得像面包一样，已是重度心衰了。但是她从未到医院看过病，这儿又什么都做不了，是什么心脏病？哪种心律失常？一时都无法确定。我们只能因地制宜的先给她一些强心利尿扩管的药，希望能改善一下她的心衰症状。但在这样的条件下，她还能坚持多久呢？看着老人双手合十、微微点头向我们表示感谢，我心里难过的不知是什么滋味……就这样大半天下来，我接诊了近百位患者。天快黑了，屋里、院里还有许多风尘仆仆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骑马赶来看病的藏胞。当义诊不得不结束的时候，等待看病的藏族同胞们默默地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战场上的逃兵，脚步格外沉重，连多看他们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心中结结实实地打上了一个结，多了份儿永久的愧疚。我要再来米林，再来羌纳，一定要让每一个前来就医的藏族同胞都满意而归。 

    党中央“精准扶贫”，使林芝羌纳乡旧貌换新颜

    2017年7月，义诊活动再次走进西藏林芝地区。我带着揣了六年的心结，一路上思绪万千。眼前都是当年在羌纳乡义诊时的情景。然而，从机场赶往住地的路上，映入眼帘的一切都让我惊喜。记忆中那些颠簸的道路、破旧的房屋不见了，宽阔平坦的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新建的居民小区整洁、时尚，风格独特的藏式小楼鳞次栉比。

    过去没有外来人居住的小小县城里，宾馆一家又一家。穿城而过的尼洋河上，泉州市援建的两座大桥把县城南北连接起来，河堤精美的护栏上镶嵌着LED彩灯，两岸草坪亭阁、绿树成荫；入夜，整座县城华灯齐放，璀璨的灯光映照在奔腾的尼洋河上，流光溢彩；街心广场上人们随着超大液晶屏上播放的藏族歌曲，跳着欢快的锅庄，这就是美丽、祥和的工布江达。

    我去的义诊点在娘蒲乡，是工布江达县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乡卫生院是座干净整齐的二层楼，有六位医护人员，可以进行心电图、超声波、检验等基本检查，实行了城乡居民医保政策。那天，来看病的藏胞也很多，但他们都衣着整洁、行色从容，带着平静的微笑排队等候。交谈中，对高血压、心脏病、骨关节病等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有了一些了解。我们还深入到当地的贫困居民家中送医、送药、送慰问品。在漂亮的藏式小楼前，我不敢相信这是贫困居民的家，带路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儿的房子都是政府援建的。我很惊讶，这个贫困家庭的7个孩子都在上学，原来当地政府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走进学校，建起了住宿制的中心学校，实行了12-15年的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政府包揽了一切学杂费、食宿费。在设备完善的校园里，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他们美好的学习生活。

    工布江达县的所见所闻，使我更加急切的想知道，羌纳乡的现状。那儿的志愿者传来的消息让我更加惊喜。微信照片中，羌纳乡也和林芝其它地方一样，建起了统一规范的二层楼乡卫生院，诊室整洁宽敞，配备了各种基本检查设备，有了一支医务人员队伍。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全覆盖……六年的时间，是党十八大各项精准扶贫的政策使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藏胞看病不再难！曾经让我难以释怀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深刻阐释了扶贫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他指示我们“做好扶贫工作是党的重要使命。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习总书记的指示极大地鼓午全国各族人民向脱贫宣战，而我们一支支志愿者组成的医疗队，则是全国精准扶贫大军中一支重要力量。在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老少边穷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在今年7月我们重回维西县义诊时，再次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