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2009年6月，在我第一部苏区文物收藏专著的编辑工作接近尾声之时，忽然接到老朋友——福建省体工大队教练张建新同志的电话，他愿意将珍藏了二十多年黄亚光题词签名的苏维埃纸币和公债一次性转让给我。这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惊喜欲狂。我追寻这东西已有多年，对它可谓牵肠挂肚。为了它，我已记不清打了多少次恳请求助的电话，每每夜里思及更是辗转难眠，一朝夙愿得偿，真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惬意和畅快。

    这一套题词签名票，包括黄亚光题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元券（图1）和伍分券（图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期壹元券（图3）和经济建设公债贰元券（图4），签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角券（图5）、贰角券（图6）、伍角券（图7），共计7张。另外，还有张建新同志于1984年9月24日请黄亚光同志题词签名时所拍的照片（图8），采访结束时其与黄亚光同志的合照两张（图9），以及一本刊登张建新采访黄亚光文章的1986年《中国钱币》第一期杂志。

图2

    拿到这套票以后，我在解放军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将其作为“补遗”部分编进了《红色票证》一书，并于2009年9月与广大读者见面。由设计者亲自在自己设计的纸币和公债上题词签名，这在中国印钞发行史上是罕见的，可谓“史无前例”，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这套票虽然在钱币界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疑问，但为完成文物收藏“流传有序”工作，我还是对相关知情人进行了采访和认证。衷心感谢相关知情人亲切热情地接待，公正无私地坦言，认真负责地签名。

    黄亚光其人其事

    黄亚光，原名黄雨霖，1901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城关一个富裕的教师家庭，他自幼爱好书法、美术，成绩优异。1916年，他以漳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日本公费留学。留学期间，他目睹了日本的强盛，反观祖国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改名黄亚光，寄寓自己能“冲出亚洲，为国争光”。

    1918年回国后，黄亚光在长汀七中任图画教员。是时，长汀正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区域，革命的火种点燃了这片土地。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黄亚光和同事张赤男成立了长汀学生会，热火朝天地办起了《汀州》杂志。1927年8月，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时，经李立三介绍，黄亚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成为了长汀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图3

    1929年春，黄亚光有幸与毛泽东同志见面，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他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3月14日，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了长汀城。当时，司令部、政治部驻扎在辛耕别墅。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调查会，为了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他嘱咐黄亚光找各种有代表性的人来参加。经过深思熟虑，黄亚光选取了老裁缝工人、老佃农、钱粮师爷、老衙役、老私塾先生以及流氓头子六种代表。这些代表阅历丰富，十分了解汀州各阶层的民生、经济和政治状况。由于长汀地区主讲客家话，群众代表与毛泽东同志在语言交流上有一定障碍，这时候黄亚光便充当了翻译和记录等工作。

图4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1年6月，黄亚光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当时，由于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在闽西苏区发起了“肃社党”运动，对持有不同政见的革命同志进行大肆捕杀。一天，黄亚光正在办公室审查汀连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一个肃反人员走进他的办公室，用平静的口气对黄亚光说，把你的手枪借给我看看。因为过去熟悉这个曾经一起工作的人，黄亚光毫无戒意地就把手枪给他了。不料，这个人突然板起面孔，宣称黄亚光等人是“社会民主党”，不由分说便逮捕了黄亚光和段奋夫等人。在场的群众惊愕失措，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伙武装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黄亚光等人押往永定虎岗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他们将黄亚光等一批扣上“社会民主党”帽子的干部关押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又准备将他们处死！那天，乌云遮蔽了天空，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黄亚光和几十名被定为“社会民主党”的同志被拖到河坝上，枪声响起，一个个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中…他们正要对黄亚光下手时，只听身后一声高喊：“慢！请刀下留人！”一位红军战士骑着马飞奔赶到，他传达了上级免除黄亚光死刑的命令，就这样，黄亚光的命硬从死神手中被拽了回来。后来，黄亚光才得知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救了他。

    死里逃生的黄亚光来到了红都瑞金，同时他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他被指派在毛泽东任主席的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担任工作（后担任过出版处处长）。日常工作是为毛泽东起草、抄写文件，书写标语，以及协助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的工作。

图5

    黄亚光同志有绘画的特长，组织上又派他到国家银行设计绘制苏区货币图案。由于苏区当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厉的封锁和破坏，工作环境很艰苦，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等基础工具都没有。再加上黄亚光虽有绘画的特长，但没有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重重。毛泽民同志得知这个情况，派人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彩色颜料等送给了黄亚光。黄亚光大受鼓舞，他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印象，开始了纸币图案的设计工作，全心投入到创作中。他设计的第一张纸币是银币券伍分辅币（图2）。在设计贰角、壹元券时，他曾想在钞票上放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头像，但毛泽东很低调，没有同意，后才改用列宁头像。黄亚光在设计稿上，先把列宁头像等图案绘制在纸上，再用毛笔工整地写上银行名称、币值、签名、年份等文字。钞票花边是由江西工农银行纸币上的花边剪裁拼揍而成的。

    按照毛泽东主席对纸币设计图案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特征的要求，黄亚光在设计每张纸币、债券时，都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或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富有浓厚的革命色彩。他设计的苏区货币既朴实、精美，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把列宁头像放在正中，表示中国人民热爱这位世界革命导师。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将伍角纸币“伍”和“角”两字分别镶嵌入世界地图的东、西两半球图形的圆圈中，含义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再如，他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将债券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债券，下部为息票。债券为花边框图，上部为冠名，自右至左书“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公债券”，中间为主图，下部为落款。伍角券的主图是群众踊跃向苏维埃政府交售粮食的情景；壹元券是苏区对外贸易图；贰元券是群众参加合作社认购股票图；叁元券是发展生产图；伍元券是丰收图。他的设计彰显了获得翻身解放的苏区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表达了对苏维埃政府的热爱，诠释了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以及军政、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展现了苏区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

图6

    除此之外，据有关专家学者考证，黄亚光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设计过苏区地图，有《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苏区邮票，有《战士图》、《冲锋图》、《团结图》、《旗球图》等10多种；中央政府粮食部8两至6斤4两等十种面额的米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50斤、100斤借谷票；50斤、100斤、500斤、1000斤五种面额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以及多种多样的印花税票、广告、宣传画等苏区票证图标。根据黄老自己回忆，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

图7

    黄亚光同志设计的苏区地图、邮票、税票、米票、债券开创了红色金融、红色票证、红色图标的历史，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全国解放以后金融货币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红色货币设计的典范，是名副其实的“红色货币之父”。

    黄亚光同志1934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主任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审计处处长，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农民银行行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福建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93年4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92岁。

    张建新的回忆

    在拿到张建新同志割爱转让的纸币和公债后，我发现7张原票中，有5张的落款日期是“1984年9月24日”，而伍分和壹元纸币的落款日期是“1984年9月20日”，对此感到不理解。为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我曾经多次给张建新同志打电话，求证相关事项。张建新同志以极其负责的态度解答了我提出的相关问题，并讲述了他当年请黄亚光老前辈题词签字的详细过程。

图8   黄亚光签名题词时的情形

    张建新同志祖籍山东，1954年2月出生于福州，父亲曾是解放前夕南下支援福建的干部。这位传承着北方血脉，又在南方出生长大的男儿，体格健壮，一米九的个子站在人群中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优秀的运动细胞使他成为了出色的排球运动员，他曾代表国家男排参加过许多世界排球比赛。1982年，张建新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之后回到福建担任排球教练，尽心尽力地指导后辈，一直到退休。他培养过大量的优秀运动员，其中三名经他培养的女排运动员曾获得世界冠军。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建新喜爱上了钱币收藏。说起这个爱好，缘起于他经常出国参加比赛，起初只是对各种外币感觉有趣，并收集了不少。在上海体育学院读书期间，他去参观了吴筹中先生举办的纸币展览，其中有不少是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由于参观时填过一张登记表，留下了联系地址，后来就接到了吴筹中先生的邀请函，请他前去参加纸币收藏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各位收藏家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想法，就像一场磁场风暴，极大地吸引了张建新对苏区货币收藏的兴趣。他回到学院之后，把收藏苏区纸币的想法，告诉了一起来上海体育学院读书的老同学——福建体工大队的篮球教练。这位同学饶有兴致地听完张建新的叙述后，告诉他说自己家里就有，因为父亲是老红军，留存下来几种苏区货币。张建新听了非常高兴，体育学院毕业以后不久，就去了这位同学在漳州的老家，并用2个日本“龙洋”和3个“袁大头”，与这位同学交换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5张苏区纸币和2张公债券。这是张建新第一次收集到的苏区货币，也就是后来请黄亚光题词签名的这7张苏区货币。换到老红军的遗物，张建新感到这种流传有序的文物很难得，格外珍惜，并决心进一步收藏研究苏区红色货币。可那个时候谈收藏并非容易，因交通信息不便，钱币交流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苏区钱币很难寻觅，较长时间都没有什么进展。

    1983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而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钱币学会。张建新很想参加钱币学会，为的是能更好地向前辈学习，提高收藏研究钱币的水平。但福建钱币学会的同志告诉他，要想参加钱币学会必须有钱币研究方面的论文。张建新并没有因此气馁，下定决心去采访黄亚光，准备写一篇采访苏区货币设计者的文章，以了解更多关于苏区货币的故事。非常巧合的是，张建新的妻舅与黄老的儿子就同住一个大院，邻里关系非常融洽。于是通过妻舅找到黄老的儿子，通过黄老的儿子带他去直接见到了黄老本人。

图9   当年张建新从黄亚光家出来后与他的合影

    初见黄老，是在福建省政府机关宿舍大院一幢简朴的平房里。张建新开始还有点忐忑不安，黄老是省委书记，这么一个大官，自己作为一个无名小辈，不知道怎么与他交谈。没想到一见黄老，就被黄老和蔼可亲的笑容融化了。虽然黄老当年已是83岁高龄，但是看上去却只有六七十岁的样子，精神矍铄，气色红润。黄老说起话来幽默风趣，很是健谈，而且思维敏捷，逻辑严谨，说出的话题有理有据。张建新向黄老提出了许多有关苏区货币的问题，黄老耐心听取，有问必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为什么没有台湾岛？黄老说，这是有政治原因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们国家还不强盛，我党虽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提出抗日主张，但台湾及澎湖列岛怎样重入中国版图问题当时尚不明确，所以就没有画上去。其中还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下端，是否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两位同志的英文签名。黄老告诉张建新，纸币上的签名是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特殊的暗号，目的是防止敌人伪造“苏币”。除此之外，国家银行纸币还有多种的防伪措施：一是每张纸币都有一个独立的6位阿拉伯数字号码，有些还带冠字，一币一个冠号，不重复。二是在我们自己生产的造币纸上添加羊毛、烂布、麻绳等纤维。三是在纸币的文字和图案中做有不少特殊暗记，如故意将一些字的笔画写错等。黄老说，可别小看这几张国家银行的纸币，这里边是有很多机密的，这些机密只有少数专业人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知道。最后，黄老还神秘地把头凑近张建新，小声说：“今天我可把全部秘密都泄露给你了”，然后爽朗地笑了起来。

    张建新说：他曾先后三次采访黄老，其中壹元和伍分2张纸币是第一次拜访黄老时请他签的。后来回家一想，何不把家里收藏的所有黄老设计的纸币和公债都拿去签呢。于是第二次去时就带上了另外5张，请黄老签了，在签字时还给黄老拍了照片留念。拜访结束时，黄老送张建新到门口，张建新又叫路过的人帮忙拍了一张合影（图9）。这就是7张原票为何黄老签字日期不一致的原因，其实，这也是很符合正常逻辑的。仔细观察，前面签名的壹元和伍分纸币，“二十日”的写法，使用的是简体中文，而后面5张签名落款的时间“廿四日”写法，使用的是中国古代计数符号，“廿”是二十的意思，证明确实是两次不同时间所写。从照片上看，黄老桌子上还摆着那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我还注意到，1986年《中国钱币》第一期，刊登的张建新请《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文章，文中有2张照片，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1984年9月24日题词签名的革命战争公债一元券和经济建设公债贰元券。虽然当时杂志印刷照片的像素比较低，但革命战争公债的“32304”正面编号很明显可以看出来。“32304”就是图3革命战争公债正面的编号（背面编号为680436）。所以，可以肯定这7张黄老题词签名的苏区纸币和公债是1984年9月24日题词签名的原票无疑。

图10   张建新2017年11月18日签名之后与作者合影

    这里解释一下革命战争公债一元券为什么会有正反面两组发行号码问题。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一时期，为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红军队伍不断扩大。为解决战争经费，支援红军，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6月开始，发行60万元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因为是第一次发行公债，没有经验。在公债发行条例中，没有规定什么时间开始兑付。所以，大部分人在拿到公债票后不久，就将公债票用于抵付土地税等。很快，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票又回到临时中央政府来了，等于白忙乎了一次，临时中央政府实际上等于没有筹集到钱，还浪费了印刷费，支援红军作战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临时中央政府不得不在1932年12月再次发行120元革命战争公债，即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票设计印刷总结了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的经验教训，规定了在1933年6月1日以前不准抵交租税。为了节约印刷成本，临时中央政府把收回的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背面加盖椭圆形印章再次编号发行。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券，除了极少数当时忘记抵付土地税上交的以外，绝大部分都有两组号码。

    知情者的说法

    2017年6月1日，中央电视台《百年金融》两位年轻漂亮的女导演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从北京来到了我龙岩的家中。她们同时还把黄亚光同志的小儿子——黄小霖夫妇一并请来了，这真是让我受宠若惊。自从拿到张建新同志割爱转让的黄亚光题词签名币以后，我时时想着找黄老的后人确认一下，以完善收藏“流传有序”的工作。没想到此时黄老的后人就这么近距离站在了我面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黄小霖夫妇秉承了父亲平易近人的态度，笑容可掬，言语谦虚，这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相谈甚欢。

    当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由他父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题词签名的那7张苏区纸币和公债原票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叹，尤其是黄小霖夫妇。他们接过纸币和公债细细端详，连连感慨：“这确实是我父亲的签字，我们都很熟悉父亲的字体”。黄小霖夫妇非常肯定，这7张苏区纸币和公债上的确是他们父亲的题词签名。

    那天黄小霖夫妇的突然光临让我欣喜万分，一时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让他们留下墨宝。当时想请他们直接在其父亲题词签名的原票上再签字，又觉得不妥。后来几个月过去了，11月初，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用这7张苏区纸币和公债，再加上张建新同志拍下黄老签名时的照片，用实物扫描制作一张图片（图13），让知情人在图片上签名确认。

    2017年11月15日晚上，我和夫人一同带着这张自己设计制作的图片，前去拜访黄小霖夫妇。一阵品茶言欢，我便拿出图片请他签名。黄小霖欣然应允，写下了“这是我父亲的签字”八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图11）。尔后，还从书房拿出他父亲遗留的印章。黄亚光遗留给小儿子的这枚私人印章，是一枚素体长条形黄色石质印章，印钮虽然没有雕刻什么花文图案，但体形硕大，约4寸高，章面1寸见方，黄亮黄亮的，看得出使用许久的包浆，握在手上冰爽顺滑的。黄小霖说，父亲一生清正廉洁，没有留给他们后代什么财产，只有一些他生前阅读的书和这枚印章。黄小霖双手合抱印章，毕恭毕敬地在他签字的图片之上铃印。

图11   黄亚光儿子黄小霖签名时情形

    盖章完毕，我一边收拾这张签好字盖好章的图片，一边说道：从张建新拍下的照片看，您父亲是一个非常俭朴的老红军。没承想，这一下子勾起了黄小霖对父亲的回忆。他用一种非常感慨又崇敬的口吻，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黄老生前生活简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家本色。他们当时住的小院子就像是普通农家平房，除两张半旧的藤靠背椅外，能坐的就只有几条长木凳和小矮凳。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几次提出给他装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工作人员打算给他住的地方加高一层，把设计图纸都画好了，工人也都叫来了，却硬是被黄老赶了回去。黄老这种严以律己的精神也反映在培养教育子女方面，他对子女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从不为子女拉关系走后门。黄小霖自福州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电信部门从事技术工作到退休，黄老从来没有向单位领导打过招呼要求照顾或者提拔。黄老的夫人与习近平同志的母亲，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亲如姐妹，来往以常。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也经常去看望黄老夫妇，但黄老从来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个人要求。有一次，黄老生病住院，身体很虚弱，医生建议他打一点白蛋白以增强免疫力，他却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群众还很困难，不能浪费。”即使在生病之时，黄老还时刻想着国家和群众，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老红军精神真是令人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