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发表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老航校)训练处处长吕黎平缅怀老战友严振刚烈士的文章,以此纪念在人民空军早期历史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严振刚烈士。
1948年3月1日,年仅33岁的严振刚同志因公不幸牺牲,之后东北老航校校党委召开了隆重追悼大会。
1979年,经当时空军、沈阳军区空军批准,在牡丹江重修被“文革”破坏的严振刚烈士墓地。
2018年5月以来,东北航空历史研究会与牡丹江市政府、空军驻牡丹江某旅政治部的有关同志一道,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已被迁移的严振刚烈士墓地。
严振刚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严振刚烈士
“同志”,这是对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的相互尊称。在我们党内从很早以前就提倡这样的亲切称呼,而不喜欢叫职务,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品德就是最高尚的。职务虽低亦能得到人们的永久怀念,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就是这样的同志;相反,有的人职务很高,但没有什么实绩,还用权势谋私利,却得不到人们的佩服。所以,一个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之后,能否得到人民的敬佩与缅怀,并不能完全以职务来衡量,功之大,德之望,非地位能及也。我要哀思的是一位参加创建空军航空机务的优秀党员。
严振刚同志原名严长庆、严镇,江西省永丰县藤田区严坊村人。1938年2月,他带领18名同志从延安来乌鲁木齐学航空时,我才认识他的。当时,党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邓发同志指定严振刚学航空机务,任该班班长;我学飞行,亦任班长。邓要我俩分工合作,努力学习,掌握技术,完成任务。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感情。1939年,党支部改选时,他被选为支部书记。机械班毕业后他离开了航空队。
1942年9月,他同我党在新疆的同志一道被敌人逮捕。1944年我同他关在同一个监狱,隔室坐牢。1946年由党中央营救,我党在新疆人员被宣布无罪,集体释放回到延安。严振刚是航空队主要负责人之一。1947年我们到航校后,严振刚第一个担任航校的机务处长。
1948年2月,严振刚同志因公赴哈尔滨,27日早上骑摩托车外出时,在南岗一条十字路口同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头部负重伤,严重脑震荡,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于3月1日16时25分不幸逝世,终年33岁。
严振刚同志出身于贫农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少共区委书记,1930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骑兵团政委等职。
我同振刚同志相处10年,深知他对党赤胆忠心,对人民有彻骨的爱,为人正派诚实。我们在学习时期,相互交流心得,把自己理解了的问题,无保留地告诉对方,以使融会贯通;我俩分别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我们在如何对待盛世才官兵关系问题上,怎样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不为金钱所引诱,又能友好相处,学其技术之长,就是经过多次商讨之后才找到改进方法的。当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受到了苏联教官与党中央代表的表扬时,我们都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同学们的集体智慧,从不揽功。
1939年飞行班出了两个人与地方女人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后,我认为自己是班长,负有管教不严的直接责任,严则认为他是支部书记,没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各自主动向中央代表检讨,承担责任,毫不推诿。
在生活上相互关照,不分彼此。开始飞行班学员的津贴费较多,就支援机械班同学。机械班学员毕业成为军官,月薪多了,又反过来补贴飞行班同学。在对敌斗争中,相互鼓励,严振刚同志比我们先坐牢房,我向他汇报后,他给了我不少帮助,教给航空队同志对敌斗争的许多有效办法。他出任航校机务处长后,极力主张挑选从解放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培养成为航空技术人才。他亲自组织对飞机的装修维护,保证了飞行训练的需要与安全,为早出航空技术干部,多出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通过上面这些实际工作的接触与了解,我同振刚同志建立了最亲密的知心的同志关系。有时,我们对某些问题亦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他在机械班毕业后要求回延安,我认为不现实,但能心平气和地共同探讨,最后在组织原则范围内统一起来,由于彼此友好相处,了解各自的优缺点,就能取对方之所长,补自己之不足。我俩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能够取得一致观点,就是在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问题上,亦能事先互相征求意见,促膝谈心,端正态度。比如,我们到航校以后,有一位外国姑娘相中了严振刚,主动向他求爱。严对她亦有好感,动了情,他主动征求我的意见。当时,上级有不允许军队干部同异国女性结婚的要求,我同他权衡利弊之后,劝其放弃这一念头,向女方解释清楚,另找符合规定的对像。振刚欣然接受我的劝说,同她恳谈之后而割爱。我同振刚达到了倾吐肺腑言,全抛一片心的革命情谊的程度。
严振刚同志在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经过枪林弹雨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在白区环境中生活过,还在敌人的监狱里蹲了4年,在这长期艰难困苦和同死神的搏斗中,他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全力以赴,像条黄牛;对个人问题,置之度外,从不计较职务名利,党叫干啥就干啥,像个小学生;对同志以诚相待,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像个兄长。所以,他赢得了航空队全体同志和老航校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敬,把他当作知心的战友,信得过的带头人。
当我得知振刚同志不幸去世的噩耗时,真是悲痛欲绝,难过到了极点。我在得到先父去世的消息时,没有流过泪;在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时刻,没有流过泪;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鞭打脚踢,更没有流过泪。但在振刚同志的灵柩运回牡丹江,全校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我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感情,放声大哭了。这是我自1932年在红军学校毕业时因没有分到前方而掉过伤心眼泪后的第二次悲痛流泪。这滚滚泪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同志、人民军队内的战友最深厚的阶级感情的表露!共产主义的理想把我们紧密地联在一起,失去一位患难与共的战友会比失去自己的亲生父母还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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