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档案馆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中的一篇《鄂豫皖苏区交通员建民关于苏区敌情、红军行动等向中央的报告》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篇长达5684个字的报告细述了鄂豫皖苏区的敌情，苏维埃工作的开展情况，红军的行动，地方武装的情形以及粮食问题等等。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到“以上是省委负责同志嘱咐我口头传达中央，根据中央首长要求写成文字，我写的有的地方重复，有的遗漏，有的表述还不够清楚”。这篇报告落款人为“建民”，时间为1934年6月13日。此时，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病逝，代理省委书记是徐宝珊。我刚读这篇报告时以为“建民”是徐宝珊或郑位三的代名（革命年代常用的方式）。当我知道“建民”原名石生瑞，是鄂豫皖苏区传奇的红色交通员时，我对他的生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石健民，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石岗村（今属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石岗村）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石文凯，是个老实庄稼汉。母亲汪氏，是石岗村一位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石文凯夫妇成年累月耕种着几亩田地，勉强支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他们的两个儿子，即长子石健民，次子石生胜，后来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石健民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聪明与倔强。他6岁起就帮助干家务、放牛、拾粪。秋收季节，父母都下田忙活去了，石健民就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而且料理得井井有条。父母夸奖他是聪明的“小石头”。

    为了让孩子将来有点出息，石健民8岁那年，父母拿出家中的微薄积蓄，把他送到本村私塾念书。他读书勤奋，学习格外用功，这种锲而不舍，好学上进的精神，深得教师的喜爱。因石岗一带连年遭灾，石健民深知家里日子艰难，读了四年私塾后辍学，从事田间劳动。石健民的表舅戴义生是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一家药店的掌柜，看到石健民家生活艰难，不让石健民去他的药店帮忙，从此成了“戴氏药店”的小伙计。石健民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十几岁时在七里坪一家中药铺当学徒。

    1926年，鄂豫边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石健民辞去药店差事，积极投身在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组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始终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列。这年秋季，他经箭厂河区共产党员吴先筹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石健民担任了紫云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1927年11月14日，黄麻地区党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黄麻起义”，石健民作为农民义勇队的一名骨干，参加了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

    活跃在秘密交通线上的百变交通员

    从1928年年起，石健民为地方党 (黄安县委)和红军从事秘密的地下交通工作。他常常乔装打扮，或商人，或“风水先生”，或敌军军官，出入于城镇山乡为中共地下组织搜集；传递情报，为红军购置枪支弹药。当时红三十一师专门安排一个特务营筹措经费，交给石健民作为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等一应开支。

    1931年3月的一天，石健民接到中共鄂豫边特委的通知，要他再去武汉，与城内地下党组织联系，设法尽快购买50支手枪和5000发子弹，以供红军急需。石健民到达武汉后，很快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如数购买了枪支和弹药。但怎样把这批武器运回根据地呢？他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商议，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第二天，石健民花钱买了一口棺材，将枪支弹药装进里面，再在上面铺一层木板，用铁钉钉实，又在上面盖上被子、衣料之类，然后盖上盖子封实。接着又雇一辆马车，拉着棺材，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他凭着机智和勇敢，闯过了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关卡，终于把枪支弹药运到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受到了鄂豫皖边特委的嘉奖。

    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同时，蒋介石调集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加之各革命根据地都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使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络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指示迅速建立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交通线。

    中共中央对交通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其条件：一、党龄较长，二、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三、政治坚定，四、身体强壮。中共鄂豫皖特委经过认真挑选，结果选中石健民。认为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又当过几年药店学徒的石健民，四个条件都具备。他沉着老练，智勇双全，又刻苦好学，曾读过不少医药、历史、地 理书籍，各方面知识都比较丰富，还写得一笔好字。石健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艰险而光荣的任务，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一特殊战线上。

    1928年至1939年间，石健民历任中共黄安县委、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交通员，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各大城市和延安、江淮等地及中原广大地区，传达党中央和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和情报，护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出生入死，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

    作为党的秘密交通员，石健民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着装变化多端，行动出没无常，不停变换身份，装束一天几变。有时上午是市民打扮，到菜市场买菜，下午又是客商行装，出入各大商行，夜晚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俨然象个豪绅，甚至在青、红帮中活动。因工作需要，他常请对方吸烟喝酒，通过各种办法，巧妙地进行周旋。经他转送的文件、书信和刊物，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有时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他事先将某些绝密文件，逐字逐句地记在脑子里，见到领导他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确保了他能完成许多重大任务，成为鄂豫皖苏区著名的红色交通员。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有关历史文献之中，仍可看到“石健民”、“石同志”、“石先生”之类的名字，就是石健民担负交通工作的历史见证。

    护送成仿吾去上海 领受中央指示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分别编入方面军各师，红七十三师跟随红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西进川陕，红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以红七十五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吴焕先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冈、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一度发展到12000余人， 并重新组建第七十三师。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二十五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十分艰险。1933年秋，红二十五军锐减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小块，而且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斗争中，认识到“左”倾错误对边区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决定红二十五军改变作战方针。面对危局，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后为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将根据地围得水泄不通，省委决定派石健民护送成仿吾到上海。

    石健民接受任务后，经过周密研究，想出一个绝妙方法：请求省委和红军派一个手枪队作掩护，趁黑夜越过层层封锁线，将成仿吾护送到平汉路上的柳林站。然后，手枪队返回驻地。成仿吾化装为巨商老板，石健民扮为随从人员，从柳林站至汉口，转赴上海。由于石健民的周密安排，几经波折，终于闯过敌人的多次盘问和搜查险关，将成仿吾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成仿吾到上海后，按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到联络点，不料，这些中共地下联络机关却都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同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成仿吾最终在鲁迅的帮助下，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的跋涉，成仿吾到达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二十二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

    带领程子华到苏区 带来中央指示

    1934年8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安排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鄂豫皖省委决定让石健民去上海迎接程子华，当时蒋军对红军正进行第五次“围剿”，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石健民到上海后很快与中央代表程子华接上头。经过周密准备，他们乔装成普通商人，登上逆水而上的客轮，安然直达武汉，武汉的环境更为险恶，岗哨林立，便衣侦探多如游鱼，稍有嫌疑即被捕捉。石健民和程子华考虑到彼此语言差异太大，如继续以客商结伴同行，很容易引起国民党军怀疑。于是，石健民改扮成普通平民，程子华仍以商人装扮，两人一前一后，装成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去乘坐北上的火车。石健民未引起敌人注意，顺利地通过检票口。谁知国民党军对后面的程子华反复盘查，上下搜身。石健民猛然想起程子华战斗中负伤的左手曾有伤痕，万一被敌人发现，势必凶多吉少。他立即用手向程子华做了一个搧扇子的动作，程子华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一边应付敌人的检查，一边不慌不忙地用左手若无其事地摇着折扇，国民党军从程子华的身上和谈吐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就从他右手夺过皮箱，检查一下他的右臂，没发现什么，便只顾翻皮箱里的东西，没发现什么破绽，只好放程子华上车。

    在接近苏区的柳林店下车之后，石健民领着程子华在一个烟匠（地下党员）家里暂住了两天，打探了前往苏区的旅途情况后，又化装登程东进，巧妙地领着程子华穿过封锁线，平安到达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与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会见。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送来中央文件 促成红二十五军西征陕甘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并收到了中共中央7月26日《关于组建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中共中央代表程子华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备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此时沈泽民已因病牺牲，当地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4月16日，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1934年11月16日，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

    全军2900余人在鄂豫皖省委和吴焕先等军首长的率领下，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古挺进，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军冲破国民党军20余倍兵力的围追堵截，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同敌军作战。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军政委吴焕先等军领导非常焦虑：自从撤离鄂豫皖后，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已经七八个月了，虽然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围剿”计划破产。但是，敌军围困万千重，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出路何在？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到达四川，由于国民党军封锁很严，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未能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共中央也万分悬念红二十五军。在这种情况下，石健民肩负重托，乔装为去终南山拜佛的香客，从西安出发，爬山涉水，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封锁线，来到西安附近的子午镇，给省委和二十五军送去了两份中央文件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由青、藏边继续北上的消息。石健民还带来“甲乙两组密码呼号”，可以马上进行“呼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因为电讯器材残缺不全，无法使用联络。然而，石健民的到来，证实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在四川会合，各种迹象表明，确有继续北上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