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红军游击队的重大损失
第一支队长(当时叫司令员)蔡会文同志,从1935年一、二月开始,一直领导第一支队在湘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蔡会文司令员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地主家庭,是大学生,大革命时期,他毅然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革命后,他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心,记得:湘赣苏区红军一次打土豪时,把他家的东西分了,把他父亲也抓来了,后来发现是蔡司令员的家和他父亲,下边的同志就来请示蔡司令员怎么办?蔡司令员当即答复按政策办。他父亲放出来后,知道他儿子在这里当司令员,就来找儿子告状,他把父亲留下来,对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并说服父亲把房子、土地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分给穷人了。在残酷的战争中,蔡司令员不仅一贯以身示范,与大家同甘共苦,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还经常以自己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来教育大家,鼓励大家的斗志,振奋部队士气,坚持对敌斗争。1935年底,红军游击队住在江西上犹、崇义、思顺上堡与桂东东洛交界处赤水仙山下一个叫诸广山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的房子被敌人烧了一大半,群众都搬走了。一天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派来四名联络员,他们送上谭主席的亲笔信后就在村子里住上了。信上的内容刘芝禄不知道。第二天部队准备转移,但遇到敌人的袭击。当时,蔡司令员带部队急速冲出村子去占领后山。刘芝禄和警卫排长江德辉等几个人边打边掩护撤退,等刘芝禄他们撤到山上,却没有找到蔡司令员和部队,刘芝禄他们几个就去桂东沙田找到了支队后方,向他们说明了敌情严重,要赶快撤离这个地方。过了几天,刘芝禄几人找到郑木生大队,一同撤到湖南八面山一带。这时,刘芝禄得知蔡司令员在突围时牺牲了。敌人还极其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送南昌去领赏,不幸的消息传来,我们难过极了,蔡会文和红军战士在生死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爱,蔡司令员牺牲时才二十七岁,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1941年,刘芝禄在延安机要科工作时,任弼时同志知道刘芝禄在南方打过三年游击战争,曾跟刘芝禄谈起蔡司令员,任弼时赞叹说:“蔡会文同志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大公无私、有远大理想,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好干部!
九、红军游击队杀一儆百
1936年夏秋之间,刘芝禄等又回到上犹思顺地区活动,思想工作开展得不错,打开了局面。由区委书记和他爱人带一个工作组在这里活动,他们和刘芝禄他们联系过一两次,后来就没有来过,红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派人到他们活动的地区去侦察调查,得知他和他爱人被一个反动联保主任杀害了,刘芝禄经过研究认为,为了坚持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地头蛇,杀一儆百。这个反动联保主任离红军所在的山区有一百多里路。刘芝禄率红军在一天晚上去把他杀了,并发出布告,宣布了他的罪状,大意是:第一条,抢男霸女,以势欺人;第二条,杀害红军人员,血债要用血来还;第三条、大放高利贷,强迫还钱,抢人家年轻妇女抓去抵债,逼死几条人命……罪恶累累,数不胜数,应该受到人民的镇压。布告上面还写上了“湘赣支队肃反委员会主任刘芝禄”。
一个反动分子被镇压,引起敌人非常紧张和恐慌,很快派江西保安团一个中队进山搜剿,到处张贴布告,赏五十到一百五十块大洋,要活捉刘芝禄。敌人闹了半个多月,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刘芝禄率红军还抓了几个敌人掉了队的士兵和侦探,我们越打越灵活机动了。
十、红军游击队出山抗日
1936年年12月,刘芝禄等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了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大家高兴极了,但以后又听说放了,当时不知道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感到非常气愤,不可理解,认为这样的大反革命头子,杀人的大刽子手,放掉不杀,还有谁可杀!
这时山里的敌人搬到桂东、汝城去了,红军游击队山里的情况又松动一点儿,但不久,敌人又围攻红军游击队了。北方实行统一战线不打了。蒋介石乘此机会想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所以和游击区又大打起来了。但打了一两个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还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撤走了。到了1937年春夏之间,敌人又换了一个花招,从长沙派了一个招抚委员叫李宗保,原是湘赣区红四团团长,后来叛变投敌了。这次来对红军游击队做联络说服工作,红军不但不理他,还写了一封信,列数他的罪行,把他骂的无容身之地,李宗保第二天就灰溜溜地回去了。不久敌人又派了一个参议员郭大维住在沙田镇,来和红军接洽。郭大维宣传说:国共两党合作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供应,并说了许多升官发财的话。他要红军下山,编入湘南保安团,实际上是想把红军吃掉。刘芝禄他们听后,立即回答,我们要找到红军领导,要按领导的指示再进行面谈。第三次,长沙国民党政府又派参议员郭大维亲自来和红军谈判,刘芝禄向他提出几个条件,要他保证做到。第一条,国民党住在山区的保安六团全部撤出资汝桂三县,保证红军的行动安全,红军也不进攻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第二条,要保证红军部队的供给和经费开支,上级没有批准前,由当地政府暂借;第三条,红军要派人出去找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第四条,红军的部队就在红军的游击区活动。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三条:第一条,红军不要进攻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不准到他们地区游击;第二条,不准收缴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枪支弹药,保证不打土豪,没收东西;第三条,红军要把部队番号、人数造册和军需装备写清楚报来,必须上报供给的经费。经过几天的争论,基本达成协议。红军不给对方花名册,只给个总数六百五十多人。并规定到桂东沙田镇集合。由于交通不便,通信联络差,短时间内游击队集中不起来,开始只有一百多人,积极做下山的准备。大约到九、十月间,项英、陈毅代表的中央分局派人来找红军游击队,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央分局的指示,决定住在靠山边的地方,防止敌人捣鬼。
当时,湘粤赣游击支队主要领导是游世雄支队长兼政委,副政委王赤,副支队长曹树生,刘芝禄在一大队任大队长,王赤兼政委,副大队长罗新成。红军在下山前就在游击区进行训练整顿,改善伙食,恢复体力,把长短不齐,五颜六色的服装换了,理发洗澡,搞清洁卫生,消灭虱子。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准备,我们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即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红军,又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年纪最大的才二十五岁)。一切准备好,就向桂东县沙田镇方向出发。走了两三天到沙田镇东山脚下一个村子休息几天,才开进沙田镇。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把我们红军说得不像人样,青面獠牙,骨瘦如柴,吃人放火,共产共妻,赤身露体,所剩无几,像野人一样,等等。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对这些反动宣传,也是半信半疑,一下听说红军游击队要开进沙田镇了,大家都很惊奇,都想来看个究竟。我们红军战士经过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群,胆大的靠的近一点,胆小的和妇女站得远一点,他们看到红军战士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精神饱满,步伐整齐有力,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比国民党的保安团不知强多少倍,一下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进驻沙田镇后,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召开各种会议,制订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小组,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抗日。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群众把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比较,初步认识到我们真是人民的军队。刘芝禄所在部队开始的番号是湘粤赣抗日人民义勇军第一支队,刘芝禄仍任一大队长,其他领导人员都没有变,下属三个中队,经过部队一两个月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实际行动的影响,群众又怕国民党抓壮丁,不少青年纷纷跑到红军部队来了。经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县内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600多人。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1938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时,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是陈毅同志,此后,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奔赴大江南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1945年3月18日,刘芝禄作为八路军王震南下支队的一员,又曾在桂东八面山上战斗过,引路过,工作过。南下支队于18日凌晨进行转移,请当地群众带路,从宿营地四都墟、西水、莲塘一带,分两路向八面山进发。驻西水等地部队经峡里,装天枧向黄石坳前进;驻西莲等地部队直奔黄石坳。两路会合后,经左溪抵达黄泥坳,在这里部队又分两路行动。一路直奔青山罗家;另一路经长滩下杨梅土盈,两路战士在塘弦里会合后直奔八面山中的彩洞、秋坪、都辽等地。行军途中,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八个团的兵力对我部队进行包围封锁,步步进逼,妄图将南征部队消灭在八面山中。在篝火旁,曾在桂东等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的老战士刘芝禄,向战士们讲述当年蔡会文等领导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引人入胜的革命故事。他向战士们说:“讲到苦,那时候和现在都是一样的,大不了就是挨饿、受冻,加上没日没夜地行军、打仗而已。但在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们学会了一条,就是遇到困难时,只要心一横,牙一咬,到头来总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刘芝禄1919年生,曾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副军级。
1987年7月9日,已经年迈的刘芝禄重返郴州,回首在桂东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往事,感慨万千,赋诗言志。
重回郴州有感
久别湘南地,五十八度春。 漫登苏仙岭,俯瞰郴州城。 悠悠当年事,拳拳壮士心。 热血革命者,幸存我三人。 举足寻故地,旧颜已更新。 竹园涌心潮,细雨聆春笋。 老翁七八满,喜看接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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