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荣昌，1952年生，福建省武平县人，笔名红歌。大学文化，曾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直至从政。退休后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票证部部长，全国大型文献资料38卷《毛泽东像章选集》副总主编，《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中国收藏》杂志学术委员，全国纸品收藏联盟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钱币收藏联盟纸币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龙岩市收藏家协会顾问，龙岩收藏文化研究会顾问，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洪荣昌

破书皮隐藏的珍贵文物

    洪荣昌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中央苏区票证和钱币有深入的研究。专著《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几十篇学术论文被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载，收藏事迹被主流媒体专门介绍。

2014年8月洪荣昌在福州举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物精品展

    2004年3月，洪荣昌在福建连城县朋口镇做废旧物品生意的友人处得知，从当地农民那里收来的旧书中，无意间发现了“宝贝”。
一本64开线装药书装订线脱落了。被用做封面的约为120克厚纸对折后，封面竖书“保赤指南车书癸酉年立”和“小儿吊书谢良贵置”两行字，封二竖写治刀伤的草药方子。当展开这张破书封面时，发现是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

    洪荣昌看到这张破破烂烂的书皮，十分兴奋。这张系统图规格为（202-194）毫米×154毫米，蜡纸刻写，红色油墨印刷，图案复杂，纵横交错，构图规整，油墨古旧，字体风格独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判断，这是一张非常“开门”的图表，真品无疑。立刻买下，并开始认真地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展开的药书封面

    闽西是福建省西部地区的简称。现在设立龙岩市，下辖新罗区、漳平市、永定县、上杭县、武平县、长汀县、连城县。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张药书封面落款的时间看，“癸酉年”是1933年，正是中央苏区兴盛时期，也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落实“政治建军”的重要时期。把“政治建军”原则通俗化、图表化，便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官兵理解，扩大教育面。

    从南昌起义到1929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在两年多时间里，队伍迅速扩大，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红军初创时期，兵员成分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了很大比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的正确路线教育。如何建立一支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真正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为此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导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古田会议以后，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在军队设立各级政治机关，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力抓好政治建军工作的组织保证。这个政治机关系统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的图表。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展开的封面背面

    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出，总政治部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红军中的政治机关设置由来已久，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中共前敌委员会就设立了总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由鲁易任主任。但这个时期，总政治部机关并未实际地建立起来。正式成立主管全国红军党政工作的总政治部是于1931年2月17日成立的，起初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1932年2月1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还创办了《红星》报，邓小平任主编，共发行160多期。

    从这张图表还可以看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隶属于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赤坎村宣告成立，这是担负领导党在全国苏区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9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共青团中央1人，中央指定周恩来任书记，暂由项英任代理书记。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指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等4人为苏区中央局常委。

    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 “中央军委”）也在小布成立，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这是担负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军事斗争和革命武装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委员，朱德任主席。中革军委下设：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军医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仔细观察这张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会发现，总政治部方框左右两边都有一条向上的斜实线。按照“图例”说明，是直接领导关系，也就是说在它左右上方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是它的直接领导。据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曾经于1932年1月，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成为单独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张图表是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月之间，即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总政治部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以前印刷的。因为图表中的总政治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连着的是一条实线，而不是像图例说的“横的关系”——虚线。这与药书封面订立之年——癸酉年（1933）也是吻合的。

    与许多重量级文物发现过程一样，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图，由一张废书封面变成珍贵的红色文物，这期间的离奇故事，回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万千。

    因为红色收藏所涉及的历史时期离我们较近，许多事件是父辈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放松对这类收藏品的关注与珍视。随着许多前辈的逝去，很多伴随他们历史足迹的物品被缺乏文物意识的后代送进了废品站，甚至丢进了垃圾箱。从某种意义上讲，红色收藏的兴起，堪称是一场对时代文物的大抢救、大整理。

    红色收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民众自发的对本民族近现代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学习研究，并且是一种生动的宣传普及教育形式。红色收藏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将及时地抢救和保护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提高全民族的文物意识，并将这些收藏品服务于历史文化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对外宣传。不要让珍贵的革命史料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送，把经过收集、整理的革命文物像革命精神一样，一代代传下去，这是红色收藏所肩负的光荣使命。

    印有马列头像的股票

    洪荣昌从20世纪末开始收藏红军文物，尤其对中国工农红军遗留的票证与钱币特别感兴趣，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原中央苏区所在地的赣南、闽西等地寻觅。他在《奇闻！中国股票印上外国人头像》一文中，介绍了自己收藏的一件珍贵的闽西工农银行股票。

    1998年，洪荣昌在福建上杭县任职，根据县委领导分工，他一年四季常去古田镇。一次，他来到镇上一个文物商人处，翻看其刚从农村收到的一些好东西，其中一张闽西工农银行股票让洪荣昌眼前一亮。

    这张股票是用油光纸石印印制的，通体红色。整张股票分为三大部分：上部是股票主图；中间是持有人姓名和地址；下方是利息票。股票主图是框边形结构，上方正中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五角星右边是马克思头像，左边是列宁头像。头像旁边各有一面对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克思、列宁头像下方是一个扇形窗，窗内从左到右书“闽西工农银行股票”8个字。下来是编号。编号两边各有一个花框，右边框内书“一、本股票不得在市面流通买卖，二、凭票向本银行支领应得红利”。左边框内书“闽西工农银行行长盖印”。编号下方是留白“壹圆”两个字。下方有股票发行的时间，书“一九三一年×月×日给”。左边有两个红色印章，一个是闽西工农银行圆形公章，一个是行长阮山方形私章。下方的利息票有6小张，每到一期领取红利后剪去对应的一张，直到6次分红完毕。

洪荣昌藏1931年闽西工农银行股票

    这张股票不但票面整洁，毫无破损，连息票一张都没有剪掉，属于完全未使用票。连同股票一起同一个人的还有好几件民国政府的税收票据，同样品相很好。那时洪荣昌刚开始收藏苏区票证不久，对许多苏区文物不十分了解。他一看股票那么完整如新，想想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太可能保存那么好。加上商家开价不菲，只好婉言谢绝。

    过了几年，洪荣昌调回龙岩市直机关工作，一次去拜会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的赵惠，他曾任古田纪念馆馆长。当他知道洪荣昌喜欢收藏苏区文物时，便说带洪荣昌去古田纪念馆看馆藏文物，增加辨识苏区文物知识。第二天赵惠陪洪荣昌来到古田纪念馆，当看到闽西工农银行股票实物时，洪荣昌猛然想起几年前看过的那张股票，仔细观察对照方知那可是真品啊！

    走出纪念馆后，洪荣昌直奔离纪念馆不远的那个文物商人处，欲购买那张闽西工农银行股票。可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卖给江西人了。洪荣昌叫他打电话给江西人，加价把股票买回来，江西人说已经卖到上海去了。洪荣昌无奈而归。

    又过了三年，洪荣昌接到福州一个做纸币生意的人打电话说，从上海买回一张很漂亮的闽西工农银行股票，问他要不要。那时候没有微信，看不到图片，只能暂缓一时。半年后，这位纸币商人来龙岩参加收藏品交流会，两人见面后，商家拿出闽西工农银行股票，洪荣昌一看，就是以前在古田见过的那张股票，包括那些同一个人的民国政府税收票据。一问价，开价竟是当初5倍。洪荣昌此时百感交集，经过一番砍价，终于将这张心爱的股票收入囊中。

    这张股票最大的特色是主图中使用马克思、列宁头像。几百年来，股票的设计印制虽然大小不一、长短不同、红黄蓝绿五花八门，但是，从存世股票实物看，很少股票会印上人物头像。外国人的头像出现在中国的股票上，在世界股票史上也是极罕见的。闽西地处福建西部，是由古汀州与古龙岩州的部分辖地组成的行政区域。这里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3月的东肖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工农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创建了纵横300里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闽西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等著作。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闽西革命根据地为稳定经济建设，193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阮山担任行长，曹菊如担任会计科长。

    闽西工农银行是工农群众自己集资创办的股份制银行，资本金为20万元，分20万股，一块钱一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只收金银不收纸币，旧银器每两折大洋陆角，金器照时价推算。缴交股金后，发给股民统一印制的股票，作为以后领取红利的依据。由于正式股票的印制比较滞后，有些地方先发给印制较为简单的股金收据。通过向群众募资来建立银行，这种方式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是首创性的，具有重大的意义。

    抚摸着这张特殊的股票，洪荣昌想起闽西工农银行创始人——阮山。阮山原名阮德宽，又名阮山守南，1888年生于永定县湖雷乡贫农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1928年6月底，他和张鼎丞等领导了福建规模最大的永定暴动，张任暴动总指挥，他和卢肇西任副总指挥。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次入闽，湖雷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阮山为主席。10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他当选主席。1930年9月1日，阮山任闽西工农银行主任，负责筹建工农银行。人民群众拥护自己的银行，纷纷购买银行股票。阮山在瑞金期间，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阮山留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1934年遭叛徒杀害，年仅47岁。

1931年闽西工农银行股票(王安林藏)

    1931年闽西工农银行股票存世只有几张，非常珍贵。在编著本书之际，由洪荣昌的藏品（1版），联想到王安林也藏有相同的股票（2版），总感觉两者不尽相同，是否版式不同？李毅民与王安林仔细对照两张股票照片，从文字、图案、刷色逐一分析，发现存在两种版别：

    1、股票文字，对比股票图案中央的“闽西工农银行股票”，上方两角的“壹股”，右框中“领应得红利”，下方中间装饰框中“一九三一年月 日给”等文字，差异明显。
    2、股票图案，对比股票图案左圆框中列宁头像、右上方苏维埃旗帜中的镰刀斧头、下方的装饰框等，绘画的差异明显。
    3、股票刷色，1版为棕红色，2版为棕色，明显不同。

    由此判断，闽西工农银行股票至少存在两种版别。

    据洪荣昌文介绍闽西工农银行是集资创办的股份制银行，资本金为20万元，分20万股，一元钱一股。缴交股金后，发给股民统一印制的股票。照此推算，如果筹集到20万元资本金，银行就必须印制20万张壹圆股的正式股票。对于当时的闽西工农银行条件而言，这是很大的股票印量。所以在集资发行股票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据介绍由于正式股票的印制比较滞后，有些地方先发给印制较为简单的股金收据。由于股票印量过大，印厂条件有限，赶印不出来，先印好的股票只能满足部分地方。印刷厂只能采取多制几块印版，在几台印刷机赶印。这是造成闽西工农银行股票至少存在两种版别的原因。

    红军粮票的价值

    洪荣昌在《红军军用粮票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十年苏区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是保卫红色政权的主力军。全盛时期仅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就达10万人以上。在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粮食供给成为苏区政府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为解决红军粮食供给，从1933年3月开始，苏区曾发行过多种红军军用粮票。归纳起来有九大类别：

    一是红军临时借谷证，有50、100、500、1000四种面额；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米票，有8两、9两、10两、11两、1斤、1斤2两、1斤4两、1斤6两、5斤10两、6斤4两共十种面额；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10斤和20斤两种；四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有50斤和100斤两种；五是不确定数量的群众借谷三联收据；六是中央军区供给部油票，有5斤和20斤两种；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收买谷子期票；八是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三联收据；九是其他临时粮食借据，等等。

红军战士出差使用的米票

    红军军用粮票的发行是历史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处于动荡不定的战争年代，苏区群众生活并不宽裕。苏区发行红军军用粮票究竟靠什么力量去完成如此艰巨的发行任务？

    1、靠的是信念坚定。只要是在苏区，不管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从红军一次次减少食粮供给标准，到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支援红军，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一心想的就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让人民群众都得到翻身解放。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支撑下，苏区群众在借粮时，不管苏维埃政府或者红军部队什么时候还，甚至有没有还，只要家里有谷子二话不说就给。

红军米票上部图

    2、靠的是求真务实。苏区政府对于粮票的管理监督非常严格。例如，对借谷证的记账要求，对借谷票的发放方式，甚至对票据如何填写，都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还直接印刷在票据之中，公开透明让大家都知道。1933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20号训令中，第七条规定：各级政府收到中央财政部的借谷票后，要另立借谷账簿，将所收群众的谷子数，发出给群众的谷子票数，发出给各机关的谷子数，出卖的谷子价与数，逐项记账，以便清算，其出卖得款缴交支部[库]的部分，支库对于此款，要另立一款，名为“群众借谷款”，不得混在特别收入或红军公谷款内。

    3、靠的是艰苦奋斗。苏区的节省运动很早就开始，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在1930年11月

    就曾经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闽西苏维埃政府也于1931年9月作出规定：“各级政府办公的费用，在现在财政困难情形之下，须尽量节省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