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伴而来的还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外来词“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常见外来词。

    一、苏维埃的由来

    苏维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英文：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统治时期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1905年俄国革命时，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

    中国苏维埃运动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其运动的初衷和使命也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指明的一样：“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在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过程中，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城乡武装暴动，到首先在一些地区包括大城市建立苏维埃以争取群众聚集的力量，再到进一步扩大苏维埃区域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军队并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发表的《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苏维埃政权，改变了此前的不重视武装斗争的倾向，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在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中国苏维埃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却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湘南苏区的酝酿过程

    1927年7月，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率部由广西平马奉调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驻防。第十六军下辖三个师。其中，第四十六师师长张浩率部驻仁化城口，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率部驻汝城，第四十八师师长赵超率部驻广东韶关。范石生不属蒋介石嫡系，加之与蒋素有积怨，蒋对范极力排挤，妄图吞并之，曾多次逼他就范而未果。范石生也历来看不起蒋介石，范石生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蒋还是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决定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要求即席发言，范当时以会场主持的身份故意傲慢地问蒋叫什么名字，蒋回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当时想露一手，即席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范不等蒋说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的轻巧，拾根灯草！”当场羞辱了蒋介石，蒋十分尴尬，从此两人结怨。此外，西南的桂系军阀黄绍和湖南军阀何健也都想挤兑范石生，企图夺走范仅有的一点地盘。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急于寻找盟友，扩大实力，借以取得与蒋抗衡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之前，范石生的十六军就一直同中共秘密保持联系，曾有同中共联合进驻广东之意。十六军中虽有共产党组织活动，但范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1927年9月，中共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宣抚团长何其朗的矛盾，借范石生之手逮捕了何其朗，收缴了何部枪支200多支。第十六军撤离汝城时，范石生又将关押在县城和何其朗宅院内的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全部释放。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较为涣散，战斗力减弱。10月下旬，朱德率部辗转至江西安远县天心墟进行整训，重点进行思想方面的整顿。朱德在军人大会上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也激励战士说：“革命战士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朱德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军阀混战一定会爆发，起义军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游击，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天心墟整顿后，军心稳定了。其时，粤、桂军阀混战爆发，湘、粤、赣三省大小军阀卷入了这场战争，国民党军再也顾不上尾追南昌起义部队了，起义军得以喘息的机会。11月上旬，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上犹鹅形。在上犹鹅形与游击到此的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一师一团三营汇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部队与朱德部队的第一次会师。朱德嫌力量大小，不愿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汇合。后两支部队登上五指峰，到达桂东县新坊乡的珍珠坝。珍珠坝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朱德部队到达珍珠坝时缺衣少弹，经费短缺，处境困难。其时隆冬已至，战士们仍然穿着南昌起义时发的短裤单衣，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医药无法得到补充。在新坊珍珠坝休整了8天。在新坊珍珠坝休整期间，恰好范石生派人送信过来联系朱德所部。朱德就与范石生合作之事在起义军领导层中进行了讨论商议。意见分歧，争论激烈。朱德辩证地分析了合作的利弊，他教育指战员们说：“搞合作，要看对革命有利无利，利多还是弊多，利用合作关系，壮大自己力量，即使不能使范变成我们的长久朋友，起码能使他暂时中立，这对革命会大有好处。所以，与范合作不是右倾投降。”“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这三大原则，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朱德给范石生写了封回信，表示愿意与范石生就合作之事正式谈判。但信中提出三项合作要求：1、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拆散；2、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3、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先拨一个月经费。并阐明：“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你们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你们不得干涉。”朱德后率部离开桂东新坊珍珠坝转移到崇义上堡整训部队。朱德所部离范石生所部越来越近，离井冈山却越来越远。

    上堡整训期间通过朱范谈判，决定合作。接受了范部的整编。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三营离开韶关驻地犁铺头押送了子弹等军需，经过桂东县城，回师井冈山，参加了攻打茶陵县城的军事行动。

    秋收起义失败后，湘南特委、各县县委组织的小暴动不断，何举成、李涛率领汝桂农军曾攻下桂东、汝城两县城，震动全省；郴县成立暴动营，夏明震指挥打税卡打土豪。

    1927年11月20日，朱德、陈毅一行到达汝城，受到范石生、曾曰唯及十六军的热烈欢迎。双方先后在城郊津江储能小学(城郊中学旧址)及津江民居内举行了两天正式会谈。朱德提出政治上自主、组织上独立、军事上自由的谈判原则。范石生完全接受朱德的条件。

    汝城会议酝酿湘南苏区。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范石生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还配有2挺俄式重机枪、4挺手提轻机枪、120余支驳売枪、500余支步枪、6万发子弹等。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朱德、陈毅、毛科文、杨子达、高静山、何举成先后在汝城衡永会馆及津江召开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湘南年关暴动（出自《朱德选集》），策划湘南起义。这次会议史称"汝城会议"。汝城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传达了中共中央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精神(湘南运动大纲)，决定于1927年12月中旬，由南昌起义部队为先锋，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起义，同时研究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

    汝城会议召开以后，与会代表分别回到各地，传达汝城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筹划事项。湘南苏区在汝城酝酿以后，各县开会代表回去后就进入了苏维埃运动的实施阶段。

    1927年11月下旬，汝城会议提出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暴动计划。朱德再次强调：起义军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暴动。朱德在汝城等地频频出席地方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疏通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联系，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O团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穷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新老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汝城会议结束时，朱德还鼓励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要他们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在汝城期间，朱德、陈毅还率部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开展打土豪和练兵扩军运动，教群众学唱“打倒列强”、“无产阶级得解放”等歌曲。经过宣传发动，数百名青年纷纷报名参军，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革命队伍。朱德一行临别汝城津江时，特亲笔题赠“世界一家”的匾额。12月10日，起义军由汝城到达广东仁化董塘时，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朱德发表讲话，鼓励群众起来闹革命。1928年1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回师仁化董塘，发动农民武装一举攻占了仁化县城，帮助筹集经费2 000多元和一批枪弹，并整编了仁化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