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六军团结束了从湘赣苏区突围单独转战湘鄂黔等地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来说,红六军团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中央领导同志曾这样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周恩来)“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博古)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78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红六军团用生命为中央红军探明行军路线。
二、红六军团用信念为中央红军寻找新的根据地
有了信仰,即使被逼到山穷水尽,危难时刻也能保持清醒,稳定军心,并最终寻找机会,转危为安。相反则会自乱阵脚,陷入险境。
1934年9月1日,红六军团到了广西灌阳县,趁天下大雨,摆脱了王东原追兵。9月3日,红六军团又返回灌阳县,歼灭尾追之敌8个团,这是一招漂亮的“回马枪”。9月4日,红六军团乘胜前进,桂系军阀担心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省内,捣其老巢,所以急忙派重兵把守边境,这样,湘江沿岸防守非常空虚。红六军团正好乘虚而入,在界首地区安全渡过湘江天险。9月9日,红六军团自牛田出发,向西挺进,但湘、桂敌人穷追不舍。在小水地区,红六军团被湘军袭击,红第五十二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人重围,团长田海青壮烈牺牲,师长龙云被俘后也惨遭杀害。10月l日,红六军团突破施秉和黄平间的封锁线,渡过大沙河,并攻取黄平县城。
西征后期,红六军团几乎遇到了灭顶之灾。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他们撤离老黄平,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
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红六军团实施大包围。而红军并未察觉。10月7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暗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10时许,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30里之甘溪。前卫第五十一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敌第十九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第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这两个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4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后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王震命令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机枪连步兵排留下来掩护,其他人立即撤退。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正害疟疾,手拄木棍,仍咬牙领导着全军行动。是日下午,王震亲率第五十三团,带一支侦察队从山上探出一条新路。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王震终于为大部队开辟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
军团领导当时已意识到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一道冷静分析,抱必死之心以求必胜之役,想办法脱出险境。任弼时看出了萧克的紧张情绪,问他:“怎么样?”萧克答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王震则向任弼时建议,面对强敌,我军仍要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人鼻子底下跟敌人捉迷藏,待敌人乱了阵脚后再相机而动,出奇兵歼灭部分敌人。
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靠信念支撑,略略几句,信念坚如磐石,热血在胸中沸腾。
指挥员的信心带动着整个部队。王震率领红第五十三团首先突围,在一个猎人的带领下与红军战士一起用砍刀从荒山野岭劈出一条小路,萧克等率领部队顺着王震开辟的道路突围。经过艰苦奋战突破了敌人的重围。此次战斗,红军损失严重,伤亡多达500人。
甘溪之战失利后,我军处境更为困难,湘桂黔三省敌军约20多个团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而且红六军团被分割成几部分。我军不得不兵分三路,向黔东革命根据地靠拢。正当敌廖磊、李觉、王家烈在石阡策划“围剿”红六军团时,中央红军于10月12日开始突围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10月26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酉阳县南腰界召开胜利会师庆功会。
红六军团能够胜利会师,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连国民党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有三大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者。”
可以说他看到的只是现象,而真正起作用,能有“三大长处”的,还是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信仰。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不但打破了敌人阻拦和各个击破的阴谋,也为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开辟了道路,提前准备了新的根据地,新的落脚点。红一方面军撤离江西苏区,决定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就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前夕,而且最初到达目的地也是湘西,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因此,红六军团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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