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长征应该是1934年8月的红六军团西征。

    历史上通常把红六军团的西征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也许正因为这个习惯，人们忽略了它真正的历史意义。有人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是突围，是在湘赣边根据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上，红六军团是奉中央之令先期西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称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实际上，红六军团西征才是最早的长征。后来它与红二军团汇合之后，又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红六军团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一、二、四方面军都紧紧联系起来了。

    1934年4月，瑞金的最后一道屏障广昌失守，标志着“左”的“以堡垒对保垒”战略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我军打破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希望变成泡影。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强调保存有生力量是决定退出苏区战略方针的基础。电报指出：“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时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命令红六军团（此时叫红十七师、十八师）“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红六军团（由于军事保密的需要，该军团到桂东寨前墟时才正式宣布成立）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从湘赣革命根据地撤出，向湖南中部挺进。与此同时，对红六军团的具体行动路线和地域作了三条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敌人守备较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进行突围。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的附近区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区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命令最后规定，一切准备工作限于8月中旬完成。中央、中央军委这个训令的目的是要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在湘中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使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

    在接到党中央和央军委的电报后，湘赣省委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召开了政工会议，研究了转移的计划。经过约两个星期的积极准备，在1934年8月7日，9700余人从湘赣苏区东南部的遂川县横石、新江口出发，开始突围西征。1934年8月11日，部队进到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突破了从五斗江、营前到桂东的四道封锁线。胜利突围。并于8月12日在桂东寨前正式成立红六军团的领导机关。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健一面急令刘建绪派两个师的兵力跟踪追击，一面调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防堵拦击；广西军阀李宗仁则令第七军廖磊的两个师向北部边境移动，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鉴于敌人已迅速云集于湘东南地区，红六军团决定放弃以桂东为中心建立游击区的计划。逐于1934年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汝城、资兴等地突破敌人防线，跨越郴宜公路，占领新田县城，进入零陵地区，配合发展游击战争。

    但是，这一行动又被敌人发现。敌人抢先渡过湘江，并在湘江沿岸布防，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江沿岸。面对这种严重情况，红六军团及时改变计划，折向双牌县阳明山，然后东出祁阳，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之中冲杀出来，并且绕过敌第十师的侧翼，急转南下，向嘉禾，蓝山疾进，而后又掉头向西，进抵湘桂边境。红六军团这种机动灵活，大踏步地迂回、忽东忽西的战术，弄得敌人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从而实现了挥师西进、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1934年9月4日，红六军团在广西兴安县的界首镇，乘虚渡过湘江，占领西延（今广西资源）县城。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的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为了牵制敌人，保证红一方面军顺利突围，中央军委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打击敌人，最少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再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二军团（由红三军改名）联系，在凤凰、亁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地域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是贺龙、周逸群在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过程中组建的，1931年3月改为红三军。1932年10月，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红三军被迫从洪湖突围，转战豫西南、陕南、川东，远征七千余里，于1933年初折回湘鄂边。1934年7月，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黔东苏区。到1934年9月，黔东苏区已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域，纵横二百余里，人口十万以上。黔东苏区的开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创建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由于红二军团这时正在黔东地区活动，红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9月8日的电报后，即由西延的车田出发，向西疾进，并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转移到湘西。由于湘、桂、黔三省敌军这时已集结在靖县、绥宁地区，并企图对红军实行南北合围，情况日益严重。红六军团当机立断，改变计划，挥师西进。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10月24日与前来接应的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的木黄地区会师。

    一、红六军团用生命为中央红军探明行军路线

    红六军团用生命探路，是中央红军突围方向的唯一先遣队。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方针并没完全肃清。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开始并没有将意图告诉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因而任弼时等也不大了解西征意图。走时“大搬家”：连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红军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但那时仍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红六军团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损失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以后的情况才逐步好转。

    红六军团西征一个月，红六军团领导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而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将西征的真实意图告诉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的萧克军团长，只是定期用电报发来指示。军团长萧克和参谋长李达是从国民党办的报纸上找到谜底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才明白中央红军主力也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

    萧克在回顾这段征程时，痛心地总结道：“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

    后来，红六军团轻装上阵，机动灵活，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

    敌人虽在报纸上鼓吹“胜利”，却在内部电文中变得气急败坏。时任国民党第十九师师长兼湖南保安第四区司令的李觉，电令所属各县严防红军。电文中说：查此次萧（作者注：萧克）匪由赣西流窜湘南，每到一地，各县地方多未察觉，即觉而不知其真确情况，甚或为匪蒙混，毫无明确之报告，以致匪情不明，军队疲于奔驰，足见各县平时对于组织漠不关心，殊甚痛恨。现萧匪全部已窜抵零陵附近，企图渡江西窜，经我军扼堵未逞，回窜阳明山一带，仍有相机西窜或返窜老巢之企图，刻我军正在分途堵剿合围聚歼中。惟匪必狡黠，时而冒充国军欺骗民众，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诚恐漏网脱逃作圈子策略流窜湘南各县，倘地方组织不严，后患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