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7日上午10点，宁静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即将举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纪委副书记崔延龄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9点45分左右，不知是谁惊奇地喊了一声；“华老来了！”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缓缓地从考斯特车上走下来。他，就是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远离公众视野7年多的华国锋同志。

    “崔延龄同志治丧小组”的负责人张平、王景隆等同志马上迎上前去。华老与在告别室门口等候的崔延龄夫人沈德贞及其子女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随后在签到本上用毛笔字郑重地签下了“华国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告别室的正面，摆放着崔延龄的遗像，国管局和机关纪委、各宾馆以及崔延龄工作过的单位及相关领导都送了花圈。遗像右侧，华国锋及国管局老局长高登榜送的花圈格外醒目。哀乐低回，华国锋及夫人韩芝俊向这位为自己服务了两年多的崔延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随后缓步凝视。华老走到沈德贞面前，伸出双手，亲切地嘱咐她要节哀、保重。

    1988年上半年，国管局机关纪委副书记崔延龄被检查出患有胃癌，癌细胞迅速地吞噬着这位临近花甲之年老同志的肌体，使本来就又瘦又高的崔延龄越发显得消瘦。作为同事，我与他亲属一样，都为老崔的病情感到十分担心和忧虑。崔延龄住院期间，我曾陪同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管局局长常捷同志去医院看望过他。

    崔延龄是河北鑫县人，抗战胜利前便入党参加革命。1951年他调到政务院机关警卫处工作，1954年调国管局，在人事处保卫科任科员，后调到交际处任科员、副科长，以后又调国宾处工作。1985年3月，崔延龄任国管局机关纪委副书记。当时我在局机关党委负责宣传工作，我与崔延龄的工作性质相近，办公室相邻，又同属一个党支部，因此接触较多，工作配合也很默契。崔延龄给我的印象是工作严谨认真，作风廉洁自律。为人坦诚、正直、随和，与我们这些从大学毕业的比他小二三十岁的年轻干部相处得都很好。我们都称呼他“老崔”，从不叫他崔书记。老崔喜欢下象棋，他与我和几位同事常常在下班后厮杀几盘。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后，住在国管局国宾招待处所属宾馆的外宾几乎全部离京回国。由于当时余震不断，加之一些领导同志宿舍的抗震性能普遍不好，于是，为了保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安全，国管局安排部分首长住进国管局所属宾馆。其中，华国锋和邓颖超住进位于东郊民巷的15号宾馆。同时，组织力量对他们原住的部分房屋进行加固和改造。当时，15号宾馆的经理便是崔延龄。

    崔延龄的夫人、原国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年已九旬的离休干部沈德贞十分动情地回忆：“华老和他夫人韩芝俊特别平易近人。由于老崔曾为华老服务过，我与韩芝俊又同在一个党支部，彼此都很熟悉。因此，老崔检查出来癌症后，华老和夫人十分惦念，韩芝俊两次带上营养品到家中看望，代表华老表示慰问。当华老从夫人那里得知老崔去世的消息后，便表示要参加老崔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局负责老崔治丧工作的有关同志考虑到华国锋当时的身份，心存顾虑，便婉拒了华老的要求。据说此事引起了华老的不快。华老激动地说：‘难道我参加一个曾经为我服务过的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还不行吗？’此事经请示有关部门，终获批准。”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是1979年2月7日下午3点半搬离15号宾馆的。搬离的头一天，他亲切地接见了宾馆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国管局副局长高富有、8341部队以及国宾招待处负责人也参加了接见。

    华国锋满面笑容地说：“今晚请大家看电影。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我到这里暂住到现在己经两年半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宾馆的同志，警卫的同志，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工作得很不错。警卫同志很辛苦，还有团里的、卫戍区的，都工作得很好，没有出任何事故。宾馆的同志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得也很好。大家工作两年半了，感谢大家。没来的同志，请转达对他们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