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地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探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493页）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辨：（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493页）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494页）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二）……；（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495页）
 
　　（张银如曾是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监定所党委书记，张策是人事部纪检组长。——耿仲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