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升起中国国旗

    过了一段时间，有家长把几个中国小朋友送到驻地附近那个日本小学去读书。这几个小孩立即被其他小朋友骂为汉奸，受到孤立。由于日本小学用日语上课，这几个中国小朋友听不懂，又不受日本学生亲善，很快就拒不再去日本学校读书了，重新回到中国小朋友中来。

    我到日本后大约半年左右，家长们的要求下，在冰心的努力和关怀下创办了一个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子弟学校。由两位老师教学当时国内的同年级课程，课程包括国语、英语、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其中一个老师是代表团成员的夫人，她在国内本是教师。30多个小孩分成3个年级。我直接上的二年级。同班同学有张衍玲、王镇东、吴小农、王太三等，吴宗黎、张衍华比我高一级。

    子弟校就在日本小学附近，老师和我们小朋友看到日本小学升国旗，就提出在子弟校树立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并要求我们学校的国旗要比日本小学的国旗大、旗杆要高，因为我们是战胜国。国旗由学生们轮流升起，我也亲自升过好多次。每次升起国旗或者从我家看到子弟校的青天白日旗在东京上空高高飘扬时，我都感到无比自豪。

    学校成立之初，我们还不时跟旁边的日本学生打架斗殴，后来两校老师商量，决定错开两个学校的放学时间，让日本学生稍微先放学，我们稍微推迟放学，以减少摩擦。

    冰心校长为我们过4月4日儿童节

    子弟校校长是吴文藻的夫人谢冰心女士，也就是著名的作家、儿童教育家冰心女士，我当时叫她吴伯母。冰心那时没负责教学，不常在学校，但特意为我们过了1947、1948年的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定在4月4日。记得有一个儿童节给我们发了冰激凌、糖果。那时候冰激凌还很稀奇，小朋友们拿着冰冰的、甜甜的冰激凌，吃得很开心。我们还进行了文艺表演。我家曾有一次儿童节的集体照，可惜也在文革中被抄掉了。

    梅汝璈、钟汉波及日本名流曾出席我们家宴

    我父亲是四川成都人，母亲是湖南湘潭人，母亲擅长烹饪，四川菜和湖南菜都会做。加上当时家里经济状况较好，食物配给丰裕，父母常于周末在家举行宴会，招待本组和代表团的单身同事，有时也招待其他同事。

    参与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当时没带家属去日本，独自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一起住在帝国酒店。他住的是一个套房，有办公间、会客厅和卧室。梅法官与国内联系需经由驻日代表团，因此常来代表团驻地。他平时住大酒店吃西餐，来代表团办事后和周末都常到我家来吃家乡菜。印象中梅法官很健谈，每次他到家来做客，满屋谈笑风生。

    印象很深的客人还有钟汉波，他是海军少校，衣着与众不同，是白色的海军服。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在雪白的制服上留下很多黑手印。

    还有日本名流到我家来做客，有时还参加宴会。日本客人常常称道母亲的厨艺好。父母知道当时日本家庭大多生活艰苦，很多名流家也不例外，就不时特意分留一些美食让日本客人私下带回家去，给他们的家眷分享。可惜我那时年幼，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要是父亲健在，定能回忆起一些。

    关于东京大审判

    当时，东京大审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审判庭设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国方面为壮大中国听众人气，动员代表团团员轮流参与旁听。中国代表团成员有资格坐在贵宾席旁听。由于日本侵华罪恶滔天，相关法律文书众多，加上每读一部份就要用多种语言翻译一遍，整个过程非常冗长枯燥，但家父和团员们都尽量抽时间前往支持。

    1948年3月，东京国际法院在进入判决程序前突然宣布休庭，中国驻日代表都很惊讶和气愤。梅汝璈来我家，家父向他询问为什么会休庭。梅汝璈解释了其中缘由：日方辩护律师宣称，日本战犯只承担战败的责任，不承担战争的责任，并通过大小媒体大肆宣扬，此说竟然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法官的支持，导致法官们的僵持。直到3月后，各国才达成协议，确定以政治需要决定法律的原则，完成对战犯的判决和执行。

    在中国方面指挥下，父亲和同事、海军少校钟汉波等人协力完成了几件大事：将两个参加“百人斩”的狂魔引渡回中国审判；将甲午海战中“镇远”“靖远”两舰的舰锚、舰链及炮弹等从上野公园索还。这批被虏物后转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陈列。1959年，“镇远”舰铁锚被送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006年9月1日《东京审判》在成都首映时，梅汝璈先生之子梅小璈还专程拜会家父。此事成为新闻报道焦点，两人因此留下不少合影。

    随父回国返乡 日本女佣恋恋不舍

    1948年10月，父亲奉命回国。我们当时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返航的，这艘海轮是上海-东京-旧金山航班，很多海外中国名人都曾乘坐这艘2万吨巨轮，例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当年就是乘坐此轮归国的。

    离开日本前，我们家的两名日本女佣都恋恋不舍，洒泪告别。由于当时日本社会总体上非常贫困，而我们家享受盟军外交官待遇，经济状况比较好，父母又不歧视她们，待她们很友善，她们在我家服务收入比很多相似工作的亲友都高，因此很珍惜她们的工作。她们俩年龄当时都20多岁了，如果还健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父亲回国后，像当时很多民国军政官员一样，非常反感内战，便举家返回成都，并最终脱离民国政府。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及其子弟校，则于1952年撤销。家父日后写了不少在日见闻回忆文章。2007年4月家父去世，享年94岁。他生前很想念当年驻日代表团的同事，渴望台湾统一，渴望中日时代友好，不再重蹈国共内战、中日战争这两大历史浩劫。我也希望能有缘在有生之年见到一些昔日驻日代表团的小伙伴——不论是随父母回大陆的，还是前往台湾或留在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