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就是陈伯达从1958年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不断革命》开始，就不断的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阶级斗争年年升级，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全面夺权”。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认识到了这种历史的错误，框定陈伯达为“政治骗子”，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建设。1975年，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所撰写的《科技汇报提纲》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充分体现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建设为中心的原则。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决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足的是对这个错误的形成与发展还缺乏在思想上、制度上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失误，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失误。不仅仅是晚年才有的错误，而是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的任务与方向，在认识上出现了差错。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建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属于从属地位。”（1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没有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13、《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个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方方面面还不成熟、还不完善的原因。这个错误只有集体承担起来，并吸取教训，才会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否则，历史的失误由毛泽东个人来承担，既不公平，也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因为，这是执政党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不成熟的表现。中国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才能避免因个人的失误带来国家的失误；才能制止住个人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实行一言堂、家长制；才能保障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

    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对待自己的领袖，应该有一种成熟的心态，这就是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领袖。尊重历史、尊重领袖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明是非，是非明确，才能推动历史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明是非的一个决议。只有《决议》产生后，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才有可能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原则。

    任何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马克思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但是，他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创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由于过早去世，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深入发展。

    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证明是有局限性的。但是，这个历史的局限性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没有经验和借鉴。“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才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刻研究、吸取和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而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却是蠢蠢欲动，要合围新中国。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中国人民有一千个理由要原谅毛泽东的失误。有的人，抓其一点，不计其余，不是从历史客观的实际背景出发，不是从整体全局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利益恩怨来评价毛泽东，这其实是小家子气，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当然，政治生活是讲原则的，要坚持政治原则，而不能感情用事。在原则问题上，任何犹豫与徘徊都是后患无情的。

    “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是，从事物运动的发展规律看，却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极致，哪有改革开放！哥德在浮士德中吟唱道：

    生命的浪潮，
    事业的狂风，
    我上下翻腾，
    诞生和坟莹，
    永恒的海洋，
    交替的经营，
    灼热的生命，

    我就在轰轰的时间织机之旁

    织造神的有生命的衣裳。）（14、《哥德文集•浮士德》上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两件有生命的衣裳。哪一件衣裳都含有中国的历史和能量。老子说，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这就是永恒的生命海洋。

    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是客观事实，我们不可能回避。但是，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历史局限性只是一种历史的瑕疵，而不是历史的主体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认为，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都不能忘记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精神家园里的最为宝贵、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精神明珠。

    毛泽东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思想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尽管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思想从长远来说，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发展的。用革命的方法来从事建设也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在建国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他的历史局限性是同时并存的。历史丰功伟绩是第一位的，是高山峻岭，历史的局限性是次要的，是老树枯枝。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中含有历史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中含有伟大的历史功绩。这个相互交融的历史不能用“晚年”的时间段来概括。因为生命海洋的发展与延续是长江和黄河，时间的流水密不可分的。江河万里，有惊涛拍岸，也有风光无限。赫拉克里特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万物都在流变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15《西方哲学史》内蒙古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9页）历史在变化，经历就是财富，创新才能发展。

    在近现代中国，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艺术，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三座高峰。高峰之下，也有春花凋谢，也有秋风落叶，这就是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的本色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毛泽东没有谋求任何个人的私利。天下为公，个人也有喜怒哀乐，人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与历史的局限性其实也是并存的。就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既有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成绩，同时，也有腐败蔓延超过中国革命任何历史时期的严峻事实。在土地革命时期，既有红军发展壮大的事实，也有共产党在白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的惨痛教训。

    毛泽东的晚年，虽然风烛残年，但是，有很多的思想理论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如第三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扩大和平外交的舞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醒悟到了陈伯达的误导，仍然有着扭转乾坤的强大生命力。197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主笔、理论的阐述者陈伯达定格为“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撤销陈伯达的一切职务，把他从政治上彻底废黜，等于宣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失败。1972年2月、中国与美国签订上海公报，打开了中美合作友好的大门。毛泽东的这两个历史性的举措，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潜在的改天换地的巨大作用。这是毛泽东“交替经营”，为中国未来发展奠定的两块巨大基石“熵”。

    20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这两个改革开放的能量基石“熵”之上，将它释放出了改革开放的无比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新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又高高的举了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践行，实现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创新与发展。（16、高放、胡应南《和谐社会思想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体系的指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历史的细节更是蕴藏着改天换地的力量。谁能想到1921年从浙江嘉兴红船驶出，十几位中国共产党人竟能带领亿万中国人民，产生出排山倒海、扭转乾坤，推翻旧世界的力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废黜陈伯达，打开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大门，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两个历史“熵”的细节。也没有人对这两个历史的“熵”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正是这两个历史的“熵”场，催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生与发展。这两个“熵”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核聚变的节点与交汇点。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块基石，“熵”的概念是易经的精髓之一。毛泽东是易经的大学问家。他懂得“熵”的作用。“熵”的能量转换就是文化的核裂变。陈伯达被废黜，中美友好合作的大门打开，就是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文化核裂变。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首先要感谢的应该是毛泽东安置的这两个文化“核裂变”的大国重器，带来了国家的巨变。没有这两个思想文化的核裂变，中国改革开放就缺乏思想基础和法理基础。

    在21世纪的2014年5月4日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列举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包括“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

    习近平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习近平的讲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发扬，创新和发展是一种全方位的、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概括。比过去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有着全面创新、高度升华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也指明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价值观来引导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摒弃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大胆的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弘扬，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任何时代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经济的繁荣来作为基础和保障的。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是相互相成，是互为依托、互为促进的。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中国改革开放也必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中国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也成为两岸团结统一的坚实基础。特别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仁爱、中庸为主体内容的和谐社会思想的问世，更是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在中国制度文明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将为古老而年轻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巨大而青春的创新活力。

    习近平2013年8月15日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新创造的新总结。这是中国制度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18、胡应南《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研究笔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习近平主席就是21世纪中国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新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