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这辈子都难免会遭逢这样那样的坏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人遇到坏事，要么认命认倒霉，要么骂娘发牢骚，要么摇头叹气，要么怨天尤人，总之是消极者居多，积极者居少，无奈的比有为者多。

    怎样面对和处理生活中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坏事，被坏事压垮呢，还是在困境中崛起？

    毛泽东的选择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令人感佩的是，毛泽东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不仅能够而且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死棋走成活棋，还会让坏事情释放出正能量。

    毛泽东是辩证大师，他能看到危中之机，能看出坏中之好。

    坏事当然不会自动变好事，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坏事才有可能变好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不是消极待变，而是创造条件，积极促变。创造让坏事变好事的条件，是他的绝活。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系统思维能力极强，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或坏事，他都能想出常人想不出的对策，往往还不是一招一式，而是神鬼难料的“组合拳”，于是难题迎刃而解，坏事变成好事。所以，什么国民党反动派，什么“三座大山”，虽然都貌似强大得吓人，但最终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都垮得稀里哗啦。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于江题词：“碰了钉子时，就要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极富哲理的题词，既是勉人，也是励己。

    毛泽东就是向“钉子”学习的好榜样。他不仅善于向历史上现实中的许多“钉子”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我党我军的失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他曾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他指挥打仗“不二过”，就是碰了钉子，学习钉子，解决难题的最好范例。

    看伟人毛泽东怎样变坏事为好事，是一大享受，也是我们提升做人做事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这样千古一见的奇伟人不可复制，他老人家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招常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可以在欣赏中学习他变坏事为好事的奇思妙道，哪怕只能学到一点皮毛，也该三呼万幸。

    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坏事几乎接踵而来，他却每一次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毛泽东走上战争舞台后，遇到的最大对手就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一直把毛泽东视为最大的敌人。

    蒋介石是20世纪世界上最残忍的统治者之一，他比俄国的沙皇凶残一万倍。沙皇对革命党的领导人最严厉的惩罚是抓起来后先监禁，再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等苦寒之地劳改，但沙皇轻易不要革命者的命。列宁和斯大林等俄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曾多次被沙皇流放，很遭罪但命还在，还可以东山再起。

    蒋介石对毛泽东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杀头，二是围剿，这两条方针的目的都是要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肉体消灭。他甚至提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样古今罕闻的杀人方针。蒋介石就是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除却心腹之患，以解心头之恨。即使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战争形势稍有缓和，蒋介石就要不失时机地举兵，千方百计地消灭共产党。他的两只手，真是沾满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

    蒋介石恨不得将毛泽东食肉寝皮，他曾经悬赏5000大洋，要取毛泽东和朱德的人头。毛泽东多次命悬一线，最后都安然无恙。

    毛蒋争锋的前20多年，毛泽东长期处于劣势，这当然是坏事。但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办法，一点一点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一点一点为党和人民积聚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他曾说：“我们不做蚀本的生意”。

    1947年底，国共两党的强弱之势出现大逆转的苗头，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慧眼发现了这个苗头。还在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战转机，组织以刘邓大军由大别山挺进中原为标志的战略大反攻，向蒋介石的胸膛上狠狠地扎了一刀，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场上的局势迅速由敌攻我守变为我攻敌守。

    1948年秋季，在太行山下的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始大决战。

    毛泽东在几间小土房子里，用文房四宝，指挥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罕见的“三大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把蒋介石、李宗仁打到了谈判桌上。

    谈判不成，他下令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个曾经在中国大地上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几乎不可思议地灰飞烟灭了，蒋介石只好跑到小岛台湾去咀嚼大失败的苦果的滋味。

    蒋介石国民党给毛泽东共产党干了多少坏事，是个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经过浴血奋战，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险关，最终取得了大胜利，把五星红旗插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江山。

    这是20世纪最壮丽的史诗，毛泽东是这部伟大史诗的第一作者。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湘赣边界“霹雳一声暴动”，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这一年，毛泽东33岁，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头一次上了战场。

    这次起义受到严重挫折。起义部队的原定目标是攻占湖南省会城市长沙，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军队强力追剿，起义部队死的死，跑的跑，很快由五千多人减少至一千五百多人。

    9月15日晚，毛泽东冒着违抗中央指示的政治分析，果断决定停止向长沙进攻，率领遭受重创的起义部队边打边撤，来到浏阳文家市。

    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的指挥打仗的原则之一。但是，这时候的起义部队往哪里走呢？

    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集师、团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他清醒地分析形势，提出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部队向南前进。

    这一走，走出了灿烂辉煌的一片新天地！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个法宝，开始在战场上显灵了。

    毛泽东由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看似退却，其实却是具有突破性的进攻，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转兵向南的艰难行军途中，一路艰苦战斗，屡遇险情，毛泽东也吃尽苦头，他的两只脚鲜血直流，但依然坚持行军。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选择了逃跑。

    9月29日，毛泽东把起义部队带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的部队，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

    在三湾，毛泽东利用甩掉了追敌的几天宝贵时间，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改革。

    “三湾改编”最重要的内容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委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从此，“支部建在连上”和“党指挥枪”成了人民军队铁打的制度。这个建军原则，成为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压不垮，打不烂，却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核心竞争力。

    这支队伍从此成了一支崭新的队伍，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彻底改变。

    “三湾改变”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开创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先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此成了一支独具特色的军队。后来，我们军队的规模和装备不断发展变化，但“三湾改编”确定的这两条原则，始终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

    10月下旬，毛泽东把这支队伍带上了井冈山，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把袁文才和王佐在井冈山上的农民武装改造成红军的队伍。

    上山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后。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发现，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于是，他领导这支初创的红军队伍做群众工作，在当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军队和老百姓，渐渐亲如一家人。

    11月上旬，部队攻占茶陵县之后，毛泽东在这个县建立了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

    1928年1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后，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的雏形。4个月后，毛泽东和朱德概括出广为人知的游击战十六子诀。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一个团与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合。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

    在宁冈的茅坪，毛泽东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他亲自担任特委书记，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开展土地革命。这次土地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推翻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拥护红军和全力支持红军发展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在湖南平江起义的一支队伍来到井冈山。至此，井冈山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红军的队伍已经有3600多人了。

    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的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共有50多万人，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一次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这显然是个坏事，但毛泽东把这个坏事变成了大好事。毛泽东从这次失败出发，奇迹般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总结了游击战的十六子诀，创造了革命军队的建军原则，发现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个法宝，开展了土地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建设根据地创造了宝贵经验，井冈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红色圣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秋收起义虽败犹胜，胜得意义深远，功德无量。

    面对秋收起义的严重挫折，毛泽东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洗手不干。他目光坚定，信心更强；他率领余部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革命业绩；他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在井冈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开创了一条新道路，找到了符合国情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想的问题，提的口号，干的事情，都出之于大战略、大智慧，立足当前，影响未来。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没有胜利，但他“失之东墙，收之桑榆”，不是失大于得，而是得大于失。

    红军长征的前几个月，毛泽东是个没权没位的闲人。长征出发前，他还是一个靠边站而且经常挨批判的对象。在开辟井冈山和瑞金中央苏区功勋卓著的的他，虽然还是名义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其实只是一个军中闲人，只能跟着部队走路。看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打败仗，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

    但毛泽东没有消极，消极处世不是毛泽东的风格。他没有抱怨，没有牢骚，甚至没有计较自己所受的委屈，他在积极争取扭转党和红军面临的危局。

    因为生病，毛泽东和同样病重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但两人不断地和张闻天交流思想，分析红军胜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探讨今后应该怎么办。正是这种深入的交流探讨，终于促成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取消了博古和李德错误的军事领导权。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正道。毛泽东也从台下，走到了台上，开始了挽救了革命挽救党的新征程。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如果做一个消极的行走者，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么，但那就不是毛泽东了。他是党的创始人，是红军的缔造者，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绝不会做一个消极的随大流者。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也是毛泽东人生的里程碑。但这不是谁的馈赠，而是毛泽东的历史主动性的硕果。

    毛泽东有极强的历史主动性，绝不轻言放弃。没有机会，他会创造条件，创造机会。一旦转危为安的时机成熟，他就会紧紧抓住机遇，绝不坐失分秒，让机遇产生裂变效应，战场上如此，政治上一样如此。他不是为个人争荣誉争权力，是为党和国家民族争生存权和发展权。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上的议论，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正是通过担架上的议论，让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他的正确思想观点，为他争得了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实际上的红军主帅。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但终于把中央红军带到了陕北，为党中央和红军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长征是共产党的苦难之行，也是辉煌之行。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讲起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可能就得重写。正是毛泽东由于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掌军权，红军才从此前的屡吃败仗，变为不断胜利。

    毛泽东把一支不断失败的队伍，变成了一支不断胜利的队伍，他也赢得了“用兵真如神”的盛誉。

    火眼金睛的毛泽东，特别善于见微知著，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绝不会被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也曾遭遇被普通百姓恶语咒骂的尴尬。毛泽东没有打击报复骂他的人，而是寻找挨骂的原因，思考怎样改进工作，铲除百姓骂娘的根基。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时，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了。一个农民事后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得知后，要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追查，毛泽东坚决制止了这种作法。

    那时的毛泽东，在陕北已经有很高的威望，一个普通农民却敢这样恶语咒骂毛泽东，这引起他的深思。他深入调查后，发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征了过头粮，惹得老百姓有怨气。

    毛泽东决定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为这个运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首先带头搞生产。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原来是从华北调来保卫党中央的，如今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成为一支“又战斗来又生产”的部队。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也亲自开荒种地。毛泽东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上开了一片地，他那么忙，有空时也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锄草浇地，不让身边工作人员代劳。

    1943年9月，南泥湾已经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兴奋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后来他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就具有这种见微知著的独到眼光和特殊本领。他挨了一个农民的骂，非但没有生气发火，更没有惩罚这位农民，竟然能够从一个普通农民骂娘的话中发现我们政策的大缺陷，然后果断采取措施，改进工作。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对党和政府多征公粮的怨愤，很快变成了衷心拥戴。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坏事。汉唐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朝野都以中国为师。如今“学生闯进家门打老师”，实乃中华民族一大耻辱。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一面坚持抗日，一面壮大自己，在山东、华北和苏浙皖等地区发展敌后根据地。

    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有近80万人了。1929年1月的“朱毛红军”只有3600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可称百万大军了。从1928年到1936年，蒋介石几乎是竭尽全力，也绞尽脑汁，不断“追剿”、“围剿”共产党的军队，抗日战争期间又多次制造“摩擦”，图谋搞垮共产党。如今，共产党的军队却是越剿越多了，共产党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不知蒋介石看到这个现象，心里是什么滋味。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共产党已经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总数达127万人，虽然比蒋介石少了300多万人，但也有能力起而应战了。共产党还有一支看不见的力量，那就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老百姓，他们拥护共产党，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人民战争的最大本钱。

    抗日战争期间的毛泽东，在陕北还有一个重大收获，他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威力无比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也成了“圣哲”。毛泽东最著名的许多文章，如《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文革”中家喻户晓的“老三篇”等等，就写于陕北延安。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家、战略家的不二地位。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中共七大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成了一个思想和意志高度统一的党和军队。蒋介石虽然兵多将广，但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基本是一盘散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国人民都想过太平日子，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愿意顺应民心，不想再打仗了。毛泽东写了《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表示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中国。

    蒋介石却不愿意与共产党一起坐江山，他想独享天下，所以他坚决要打内战。重庆谈判是假，全面内战是真。他仗着自己的军队多，又有美国出钱出枪，决心要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踌躇满志，他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部下们说：“我们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他甚至宣称要三个月内把共产党全消灭。

    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毛泽东和共产党又一次面临事关生死存亡的关头。

    毛泽东没有办法阻止战争，但他有办法赢得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有发动内战的能力，却没有打赢战争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