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华复兴打下了根本基础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相互联系、代代相传，是一个接续不断的伟大进程，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为中华复兴打下了理论基础、道路基础、制度基础，使我们中国人民日益有了自信和自尊。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1、党领导的革命为解放生产力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以往革命不同，始终把坚持群众路线、代表人民利益作为己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群众谋利益，因此得到群众拥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党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解决根据地和军民困难。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土地改革，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使翻身农民得到土地，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打下了理论、道路、制度基础。

    在28年革命中，我们党有过各种各样的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曾经在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等地早已经开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变革、改革、开放探索。在政治上实行过先进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民主政治制度，实行过先进的“三三制”等；在经济上实行过土地改革和边区对外贸易等，陕甘宁就是一个特区；在文化上提出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领导的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的建设，堪称共产主义的初步实践。从井冈山时期前后我们建立工农兵红色政权在根据地，已经逐步在进行共产主义伟大实践，已经在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2、党领导的建设为了并且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建国以后，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全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到2010年的三十二年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在国际上，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这些年又有了更大发展。

    3、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了进一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曾感慨地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一论述表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是一代接一代地朝着同样一个方向，为着同样的最高目标不断地努力奋斗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就是党的八大提出和设想过、但后来在实践中没有贯彻下去的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确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保继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呈现出由粗放向集约和节约的重大转变，国有经济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质量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体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

    三、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大力弘扬七大前后老一辈革命家乃至党的历代领导集体身上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日前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时，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精辟地指出“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笔者感到，这体现了总书记总结历史、着眼未来，立足世界、高瞻远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超战略思想和统战艺术。给人以深刻启迪。

    经过25的和平智库思考和研究，笔者深感七大前后老一辈革命家毕生心怀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信念、精神、意志，是我们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战略思想、宏伟蓝图的重要精神支柱，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接续不断的伟大进程，都是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要问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理由自信，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自信来自于党的红色历史、红色传统、红色文化，来自于党的红色理想、红色基因、红色精神，这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1、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乃至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永以为豪的精神力量。

    精神是属于意识范畴的一个概念，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包括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无产阶级正是从这个理想中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 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发挥党员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革命精神是人民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是始终“信到底”，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理想；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都是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改革事业奋斗一辈子。当前，我们仍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全面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增强三个自信，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坚信两个百年目标必然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然实现。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时刻“敢牺牲”，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奋斗，百折不挠，革命年代敢于牺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和平时期勇于奉献自己的才智和生命。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这些后来人应当继承他们的理想和事业，学习他们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战胜的精神和气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吃苦在前，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复兴伟业吃苦在前，战斗在前，敢于担当，敢于奉献和牺牲，把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坚信“必胜利”。建党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怀革命乐观主义，始终坚信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造福中国人民和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必然会取得伟大的成功，从而激发出以弱胜强、克敌制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秉着这样的精神和力量，我们坚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复兴宏伟目标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会实现。

    2、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的三大精神支柱。

    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苦难辉煌历程中锻造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精神乃至中华精神的奇葩，是老一辈革命家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发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昂扬共产主义乐天斗志，战胜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的三大革命精神支柱。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三大革命精神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三大革命精神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在长征路上，三大革命精神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延安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面临民族危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面对外部封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解放战争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暂时丢掉一个延安城，换取全国大解放；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抗美援朝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一把炒面一把雪，把敌人打回三八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改革开放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三步走”战略，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坚信我们必然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梦。

    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党的红色理想、红色基因、红色精神的具体体现。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贯穿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APEC会议精神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我们每一个党员从入党宣誓那天起，就应是心怀三大精神的，各个时期入党誓词，核心就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党在建国前，有370多万名有名有姓的党员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其中有170多位中央委员中的40多位，可谓前赴后继，英烈辈出。建国后，也是英模辈出，代代相传。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夏明翰、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82壮士、赵一曼、江竹筠、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孔繁森、沈浩、郭明义、杨善洲、龚全珍等，就是不同时期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奋勇向前。

    我们要把包括三大精神力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努力推动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

    3、总结历史，放眼世界，大力弘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势，大兴战略研究之风，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正能量。

    伟大的理想激发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我们党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就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具有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创新思维，具有远大眼光，因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制定并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

    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战略事关国家大局，战略事关民族沉浮，战略事关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复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次次深情地提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代表和凝聚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更是全体共产党人的共同使命。

    回眸历史，经过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的伟大建设和伟大改革，新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加得到世界东西方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黄金发展期依旧与矛盾凸显期并存。

    放眼世界，经过二次大战以来60多年发展，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近年以来的乌克兰变局、中东拉美形势、南海形势、东北亚形势等世界形势令人堪忧，新的战争导火索和火药桶正在有可能被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狂妄以及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不负责任的主观思想、战略和草率言行放任点燃。应当及早进行应对性研究。

    为此，我们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中国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全面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战略和部署、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加大国家对外战略和内部改革发展稳定战略以及地方战略、各行各业战略等的研究力度，全面增强综合战略实力。特别是在原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组合各类研究机构及智库，增加新的战略研究任务，进行战略管理、战略应对、战略储备等的积极准备，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长寿而不懈努力。

    一是大兴“全面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战略研究之风，为中国梦打下思想基础。全面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党的指导思想战略，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战略思想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凝内对外，主导各项工作。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和红色文化的主航道奋勇向前、凝心聚力。

    二是大兴“十八大以来重要部署”战略研究之风，为中国梦打下发展基础。以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总体部署抓好各项工作，大兴“十八大以来重要部署”战略研究之风。我们江西还要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大兴“十八大以来重要部署”江西篇的各项战略研究之风。（有条件可以打造“红色魅力江西”等，这是笔者2006年建言献策，曾在11月14日江西新闻联播及大江网等刊播出。并可研究组建中国特色、江西特色的统一智库。）为实现江西梦乃至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和全国各地团结友爱沿着社会主义和红色文化的主航道勇创佳绩、共创辉煌。

    三是大兴“继承发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战略研究之风，为中国梦打下作风基础。结合群众路线等活动全面研究与发扬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全方位加大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的正能量宣传教育，使全党全军全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地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和红色文化的主航道万众一心、共图伟业。

    四是大兴“应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战略研究之风，为中国梦打下策略基础。人同此心，事同此理，世界形势是可以研究和分析及管控、优化的。针对世情深刻变化，加大国家对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战略与内部改革发展稳定战略以及地方战略、各行各业战略等的学习研究力度，全面增强综合战略实力。包括可以在原有良好基础上，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以及其他各级战略机构为主体，进一步优化组合各类研究机构及政府和民间智库，大力开展应对和优化国际国内形势的战略研究，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活动，大力进行战略管理、战略应对、战略储备等方面的积极准备；以正义的两手对付非正义的两手，引导、管理好国际上出现的三股浪潮，推动形成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团结世界人民科学管控形势，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比如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回顾“七七”事变、“珍珠港事件”等为契机，以牵头倡导召开世界和平年会、亚太和平年会或者东北亚和平年会、智库年会等为契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运用一切宣传教育和外交联谊渠道，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包括美国、日本等国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逐渐将军国主义孤立起来，为实现中国梦打下战略基础。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央领导下，统一修编党史军史国史乃至世界和平史，统筹安排全国各类战略战术型智库开展对东西方政党和国家执政团队及其智库战略战术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璀璨的红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中华民族的正气、底气、锐气。（本稿写于2015年5月，主要为纪念党的七大和历史决议而作。）

    详细汇报后，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并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阐明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强调了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从上可以看出，古田会议不仅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而且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这些都贯穿了党的领导、军事民主、群众路线等，成为此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基础。

    会后，按照中央规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后来，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与三军团合为红一方面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红军，为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打下了基础。苏共中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赞赏，朱毛红军的经验包括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等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四、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得到充分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到1933年3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紧密团结，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4万对敌10万。战前，毛泽东主持的罗坊会议经过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达成一项重要决议：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消灭赤色区域间的白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会后，红军主力一边转移，一边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增强胜利信心。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第一条就是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件，成为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一次战役。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人民战争战略享誉中外。为此，1931年2月，周恩来同志执笔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20万。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红军不但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主力部队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３万余人，缴枪2.2万枝。

    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30万。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两月，除其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3万余人，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央苏区。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的作战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内部士气得到极大打击，官兵纷纷哀叹不已，认为剿共是无期徒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军处处黑暗，共军处处明亮。更有甚者，开始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弃暗投明。宁都起义就是如此，在我党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努力下，1万7千名西北军将士走上光明道路，加入红军队伍，成为一支英雄的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振奋了军心民心，从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第四次反“围剿”。蒋介石调集各路人马50余万进攻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战前，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兵权，但是他的正确战略战术已对苏区军民产生深刻影响。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3个师。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

    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调集100余万军队进犯苏区。红一方面军以8万对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地位。此后尤其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党内、军内以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理解支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结合的道路上进行伟大探索的决心，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战胜国内外诸多强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和异常宝贵的60余年和平发展时期，历史地奠定了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重要基础。

    五、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中，初步展示了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战略战术

    早在井冈山斗争前后，就萌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部分内容，如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粉碎国民党军队“进剿”和“会剿”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建立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等。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战略战术开始得到初步展示和运用。“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得到不断丰富。

    直到1947年12月毛泽东正式总结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再到建国前后的继续发展。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历次反击战争都显示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及其与时俱进升级版的巨大威力。

    一是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第一次反“围剿”前，“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要一方面军去打城市。张宗逊同志在回忆录（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写道：“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眼看没有希望攻进城了，蒋、冯、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又将要结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领导下，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红军于9月12日主动放弃了对长沙的围攻，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后在讨论和部署时，朱德、陈毅、周以粟、曾山、陈正人和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等支持毛泽东意见，确保军民齐心，集中兵力，实施总前委战略意图，隐蔽设伏，歼敌主力于农村和野外。

    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主力按毛泽东意见秘密转移，运动包围并歼灭敌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在白沙歼敌43师大部和47师一个旅的残部。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27师近一个旅。攻克广昌，歼敌5师一部。突袭建宁，歼敌56师三个多团。五战五捷，消灭敌人3万多。

    三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在围中设围，用4万红军打张辉瓒9000人，龙岗一战不走敌人一兵一卒。第三次反“围剿”，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毛泽东和总部决定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集中兵力在莲塘歼敌一个多旅，在良村歼敌54师大部，在黄陂歼敌8师约四个团。

    四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第一次反“围剿”中，朱德来到正面攻击张辉瓒部的红三军进行动员部署和思想准备。时任红九师参谋，后来曾任国防部长的耿飚同志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己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是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四次反“围剿”均是如此。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五天内两战两捷；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一个多月六战六捷；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消灭敌人三个师。仗仗体现了我军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

    六是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有3000多白军参加红军。我军缴获武器12000余件、子弹100万发。朱德指示把俘虏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创立无线电通讯大队，对他们说：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并说，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支队伍在此后几十年战争中屡建奇功。

    七是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龙岗战役的胜利欢乐中度过1930年12月31日，在“短暂休整”后就乘胜追击去打谭道源部。

    八是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主力设伏后，先弃谭道源师、打张辉瓒师，再打谭道源师，就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典范。其他三次反“围剿”也经常是运动中歼敌。

    九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先打孤军冒进的张辉瓒师部以及两旅，接着打集结一处的谭道源师，就是成功战例。

    十是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不按中央错误路线攻打南昌、九江，后来又撤围赣州，不打赣州打漳州，就是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