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习近平同志日前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提要：“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军民团结、军民结合、军民融合是我们的制胜法宝。翻开中国革命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民族复兴紧紧相连的，是与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萌生的人民战争战略、十大军事原则雏形和群众路线紧紧相连的，是与坚定有力的战略指挥中枢紧紧相连的。面对伟大中国梦的共同理想，我们通过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等学习研究，更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坚定了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共和国、我们民族的历史自信自尊、现实自信自尊、未来自信自尊。

    关键词：党的领导核心  指挥中枢   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央苏区反“围剿” 反围讧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中国梦  

    正文：

    2013年12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民族复兴紧紧相连的，是与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萌生的人民战争战略、十大军事原则雏形和群众路线紧紧相连的，是与坚定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及战略指挥中枢紧紧相连的。

    如果说，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之一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伟大意义之一则在于初步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战争战略在党和红军战略战术中的影响和地位，此后不断得到丰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和历次反侵略战争均因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而获成功。

    今天，我们回顾研讨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历史的最重要现实意义之一，就在于更好地“纪念先辈集体，发扬优良传统；凝内对外，促进和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争取和平与反击战争”的双重战略准备，为打破东西方敌对势力“围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打下战略基础。

    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群众路线，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为人民战争战略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1921年以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我们这支光荣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能够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就是因为从建军以来尤其是三湾改编以来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斗争实践中，解决了来自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坚持贯穿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发挥了这个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人民军队的最大政治优势，使得我们的军队始终根植于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不断从各族人民中获得最忠实可靠的兵源，获得最集中的智慧和力量，获得最广泛持久的支持和帮助，锻造成最坚强的战士和人民群众最信赖的军队，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华复兴伟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成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至今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1、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群众路线源于毛泽东本人的独特成长经历和早期革命实践。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列强侵华、民不聊生的时代成长的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他领头创办《湘江评论》，亲自撰文阐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热情赞颂十月革命，预言指出：“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并由此得到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的高度评价。他在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组织和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长沙工人大罢工，成为工人运动的总司令；也尝试过立足农业大国国情，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成为农民运动的王；真真切切地激发并感受了工农大众的巨大力量。他组织的新民学会早期有30多人入党，本人当过中央局秘书、中央农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等，在党内享有盛誉并受瞩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按照党中央安排加入国民党，多项促进国共合作的发言被国民党一大采纳，被孙中山亲自安排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后任代理宣传部长等要职。年轻的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里都显示出卓越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超乎寻常的决断力、组织力和行动力，他以为了民众、唤起民众为己任，从事诸如调查研究、办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新民学会、共产主义小组和工会、农会等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这就是他早期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践。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和人民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他毕生的重要特征，也使他成为我们党中最重视群众工作和最擅长群众工作的领导人，为他后来领导建军、建国，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奠定了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2、井冈山斗争前后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群众路线为人民战争战略打下基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爆发时，部队中的党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和部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１９２７年９月，他领导秋收起义并率起义余部到达永新实行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突出民主制度，此后在水口建党，直到后来召开古田会议，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同志在赣南山区，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整顿了思想；整顿了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并派党员担任指导员；整顿了纪律，规定了缴获归公；整编了部队，还对部队实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1928年4月28日，朱毛红军宁冈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两支人民军队的领导力量、战略战术、指挥机关、政工部门及战斗力量、战斗精神、战斗经验、战斗技术等优化组合、优势互补，为打破国民党“围攻”、“会剿”和粉碎前四次反“围剿”打下了基础。

    3、朱毛会师后“五破围攻”，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战略的初步展示。一战五斗江，红四军和遂川赤卫队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二战草市坳，红四军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三战龙源口，红四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四战永新，充分显示了人民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1928年7月中旬，1928年7月中旬，赣敌11个团集结进犯。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何挺颖同志率红四军31团在永新阻敌。面对敌我力量悬殊11倍之多的险境，他们和永新县委动员全县群众紧急行动，与红军共同保卫红色政权。在党的领导下，永新人民迅速组织起3万多人，组成23个团，分别参加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其他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为红军送茶送饭、运输弹药、站岗放哨、捕捉敌探、慰问战士、看护伤员。结果把赣敌围困在永新县城周围30里内达25天，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的一次较大尝试。五战黄洋界，留守的第31团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支援下，粉碎湘、赣军第二次“会剿”。

    在五破围攻中，人民战争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形式。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法都为前四次反“围剿”战略战术做了有益探索。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牺牲了四万多的革命英烈，只有一万五千人有名有姓，其余尽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群众路线深受井冈山军民的一致拥护，犹如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于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折射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群众路线一样，永远熠熠生辉。

    4、古田会议切实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后，在广东等地连遭败仗，陷入危局。在周恩来等同志重视推动下，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听取红四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并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阐明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会议强调了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及群众路线。

    从上可以看出，古田会议不仅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而且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这些都贯穿了党的领导、军事民主、群众路线等，成为此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基础。

    会后，按照中央规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同志为书记；后来，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与三军团合为红一方面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红军，为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打下了基础。苏共中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赞赏，朱毛红军的经验包括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等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二、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得到充分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到1933年3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紧密团结，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4万对敌10万。战前，毛泽东主持的罗坊会议经过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达成一项重要决议：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消灭赤色区域间的白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会后，红军主力一边转移，一边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增强胜利信心。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第一条就是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件，成为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一次战役。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人民战争战略享誉中外。为此，1931年2月，周恩来同志执笔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20万。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红军不但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主力部队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３万余人，缴枪2.2万枝。

    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30万。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两月，除其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此役，红一方面军歼敌3万余人，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央苏区。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的作战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内部士气得到极大打击，官兵纷纷哀叹不已，认为剿共是无期徒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军处处黑暗，共军处处明亮。更有甚者，开始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弃暗投明。宁都起义就是如此，在我党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努力下，1万7千名西北军将士走上光明道路，加入红军队伍，成为一支英雄的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振奋了军心民心，从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第四次反“围剿”。蒋介石调集各路人马50余万进攻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战前，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兵权，但是他的正确战略战术已对苏区军民产生深刻影响。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3个师。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

    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调集100余万军队进犯苏区。红一方面军以8万对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地位。此后尤其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党内、军内以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理解支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结合的道路上进行伟大探索的决心，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战胜国内外诸多强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和异常宝贵的60余年和平发展时期，历史地奠定了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重要基础。

    三、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中，初步展示了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战略战术

    早在井冈山斗争前后，就萌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部分内容，如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粉碎国民党军队“进剿”和“会剿”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建立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等。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战略战术开始得到初步展示和运用。“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得到不断丰富。

    直到1947年12月毛泽东正式总结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再到建国前后的继续发展。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历次反击战争都显示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及其与时俱进升级版的巨大威力。

    一是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第一次反“围剿”前，“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要一方面军去打城市。张宗逊同志在回忆录（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写道：“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眼看没有希望攻进城了，蒋、冯、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又将要结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领导下，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红军于9月12日主动放弃了对长沙的围攻，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后在讨论和部署时，朱德、陈毅、周以粟、曾山、陈正人和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等支持毛泽东意见，确保军民齐心，集中兵力，实施总前委战略意图，隐蔽设伏，歼敌主力于农村和野外。

    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主力按毛泽东意见秘密转移，运动包围并歼灭敌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在白沙歼敌43师大部和47师一个旅的残部。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27师近一个旅。攻克广昌，歼敌5师一部。突袭建宁，歼敌56师三个多团。五战五捷，消灭敌人3万多。

    三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在围中设围，用4万红军打张辉瓒9000人，龙岗一战不走敌人一兵一卒。第三次反“围剿”，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毛泽东和总部决定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集中兵力在莲塘歼敌一个多旅，在良村歼敌54师大部，在黄陂歼敌8师约四个团。

    四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第一次反“围剿”中，朱德来到正面攻击张辉瓒部的红三军进行动员部署和思想准备。时任红九师参谋，后来曾任国防部长的耿飚同志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己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是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四次反“围剿”均是如此。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五天内两战两捷；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一个多月六战六捷；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消灭敌人三个师。仗仗体现了我军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

    六是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有3000多白军参加红军。我军缴获武器12000余件、子弹100万发。朱德指示把俘虏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创立无线电通讯大队，对他们说：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并说，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支队伍在此后几十年战争中屡建奇功。

    七是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龙岗战役的胜利欢乐中度过1930年12月31日，在“短暂休整”后就乘胜追击去打谭道源部。

    八是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主力设伏后，先弃谭道源师、打张辉瓒师，再打谭道源师，就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典范。其他三次反“围剿”也经常是运动中歼敌。

    九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先打孤军冒进的张辉瓒师部以及两旅，接着打集结一处的谭道源师，就是成功战例。

    十是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不按中央错误路线攻打南昌、九江，后来又撤围赣州，不打赣州打漳州，就是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