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老百姓是衣食父母，我们理应敬畏老百姓，要发自内心的去敬重和畏惧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如何，体现了双方情感的深浅，这不仅决定着一个集体、一个团队的最后走向，而且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

    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是一部关于作者年轻时从军经历的回忆录。王鼎钧在读高中时曾被诱骗入伍，对于当年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新兵生活，他印象最深的是班长任意殴打虐待新兵。

    王鼎钧在书中讲道，当年新兵在夜间紧急集合，有人穿衣服慢了，或是裤子穿反了，或是穿衣服睡觉的，都会遭到班长的打骂，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等词语，成为班长嘴里脱口而出的脏话。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新兵，班长总是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再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与老百姓有着多大仇恨似的。新兵刚入伍，难免会有一些老百姓身上的自由散漫、纪律松懈等习气，从新兵到合格士兵，总会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军班长，竟然把“老百姓”当作骂人的口头禅，“老百姓”成了他眼里的一个贬义词。从这样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当年国民党的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是多么的水火不相容。

    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政党，当年国民政府中的达官贵人大多是社会精英，留洋归来的海归人士也不少，这些人视野开阔、专业扎实、技术精湛，但许多人也是高高在上、超级自恋，他们对国情民情知之不多，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由这样一个豪华团队来管理国家，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生出乱象、走向困境，直至于陷入不可收拾的险境。

    在《关山夺路》一书中，作者多次讲到国军欺压老百姓的故事。1945年2月，曾在平汉路战役中被日军打得一溃千里的“长腿将军”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其长官部四周的广大农民就此遭了殃，他们种的“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有人便到长官部告状诉苦，而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国军将领对下属官兵的严重扰民行为，竟大言不惭地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冠冕堂皇，实在是出人意料。

    而在东北的老百姓，则给国军起了一个“五强”的外号。二战结束后，中国和美英苏法并称“五强”，当年的国人和报纸经常以“五强”引为自豪。可是到了后来，热词“五强”却变味了，变成了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一个贬义词。从“五强”一词由褒变贬，可以想见国军的风纪败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国民党爱国将领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对国军将领汤恩伯有这样一段评语：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李宗仁的评语，并非是在丑化汤恩伯，而是查有实据的。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战役）。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汤恩伯所率的40万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武装，缴获国军的许多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有些地方甚至枪杀、活埋国军官兵。从这一“河南民变”事件上，可以看出汤恩伯部队在河南有多大的民愤。

    当年日军攻克汤恩伯部的仓库后，仅缴获的面粉就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汤恩伯为什么不拿出一部分面粉来救济河南灾民，以此改善紧张的军民关系呢？有一位国民党的官员是这样说的：“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由此可见，老百姓的生死，国民党的官员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不管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只会与老百姓离心离德，最后也只会被老百姓所唾弃。

    二

    与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肆意欺压老百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工农的武装，他们官兵平等、爱国爱民。早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初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成为革命军人的行为准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等纪律要求，也铭刻在每一名军人心里，这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经常被称为人民子弟兵。而“子弟兵”的称谓，最早是出现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的一份通令中。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率领3000多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聂荣臻所部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1939年5月，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奖平山团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此后，“子弟兵”被广泛用来称呼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也是这位聂司令员，还签发过我军史上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道“树叶训令”。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2年，由于日军残酷“扫荡”和遭遇大旱，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饥荒的威胁，树叶就成为当时军民最主要的口粮。为了不与老百姓争夺粮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了一道“树叶训令”：禁止部队战士采摘村庄附近15里范围内的树叶。训令要求各部队不能在所驻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这些树叶留给群众吃。这一训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八路军官兵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大生产和节约运动筹措军粮，并用节省下来的粮食救济老百姓。根据地军民的团结奋战，终于挺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战场……”这段民谣，是当年沂蒙人民舍家支前的生动写照。在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沂蒙根据地的党和人民军队，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正是因为有了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才心甘情愿倾其所有支援革命事业，用小米和小车助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人民“砸锅卖铁支援前线”，以惊人的毅力保证了数十万大军的粮食供应和战场运输任务。当参战部队的上千匹战马需要草料供应时，蒙阴县的老百姓将新建草房屋顶上的茅草扒下来喂战马。靠种庄稼活命的蒙阴农民，还把50多亩刚抽穗扬花的小麦，提前收割后送给部队喂马。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破家支前，才为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取得全胜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整编七十四师3.2万余人，在国民党军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掉其最精锐的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了山东乃至全国战局。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说明，人民离不开军队，军队更离不开人民；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深厚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