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语重心长，只是在一些茶余饭后唠叨两句，也就是让我们要吃苦。而这和平常人家并没有什么两样。

    197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210医院工作。当年大连缺淡水，我们大学生被分配当卫生员锻炼，需要每日用扁担挑井水到各个科室，我因为在高三下乡时，在农村学过挑水，所以挑的水最多。病患者看到了就写大字报贴在病房的走廊墙上。上面写到：“希望大家向曾明顺学习，她是从农村来的孩子，很能吃苦，很能干。”当领导们看到表扬我的大字报提到我是从农村来的时，都笑了。

    1972年我到铁道兵10师47团卫生队工作。当年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我是高干子弟。他们认为真正的高干子弟不可能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我所在部队驻地是陕西省安康地区旬阳县蜀河镇。旬阳县是全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的县城之一。部队的工作就是修襄渝线铁路，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住的是活动板房，工作也很累，经常抢救受伤的战士、民工、学兵。在2012年10月，铁道兵战友在西安办联谊会，学兵赵荣等激动地抓着我的手。说她们找了我几十年了，因为当年她们手术时我是参与者，是她们的救命恩人，要当面感谢我。说实话，当年在铁道兵我也有动摇的时候，那是因为怀孕时吃不上青菜，更别提营养品了，生孩子产后肚子痛，差点见了阎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但每当我在大喇叭里听到人代会上读我父亲的名字时。就觉得我受的这点苦跟父亲吃的苦没法比，就会立刻振作起来。

    1975年我在北京卫戍区四师医院工作，经常和战友们一起下团巡诊，到农场劳动……由于工作突出，84年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北京卫戍区工作期间，父亲曾趁到北京开会的空隙看望我，他穿一身布军装，直接走到我住的筒子楼，和我的邻居打招呼。单位的同志都说我父亲穿着朴素、待人可亲，不像是高级干部。他们还说：“虎父无犬子。我所做的一切都反映出是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

    母亲更是一位巾帼英雄。她在大连海港任书记时严格要求自己，上下班不坐专车。她去上班必经一个桥，桥上海风很大，吹得人站不住。她每天要顶风走过。中午就吃带的饭，在工作台上趴一会就算休息了。由于她的工作成绩突出，当年的大连日报还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

    我们姐妹仨人都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番苦心。大姐在哈军工读书时，学习成绩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后来进入国家安全局；我是学医的，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也进入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老年常见病及疑难病症领域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三妹虽是个残疾人，但学习、工作也是很优秀的，在环卫系统兢兢业业。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父母这些高贵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受益非浅。

    以前在年青的时候我有叛逆思想，现在步入老年，才真正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我父母这一辈子真的很不容易。我想我们这一代，还有下一代，下下一代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不能忘本，而这个“本”就是要吃苦，就是要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作为“红二代”、共产党员，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如梅花般在寒风中傲然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