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进逼方城县独树镇，准备穿越许(昌) 南(阳)公路时，突遇数倍于红军的强敌围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握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队冲向敌阵。时任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刘华清紧随其后，刘华清正奋不顾身砍杀敌 人时，左腿突然中弹受伤，血流不止，军政治部参谋长程坦将刘华清扶上马背突围。时值雨雪纷飞，张星江书记和沿途地下党领导人与红军将士一起浴血奋战。星江同志在泥泞里赤脚奔走，他嗓音嘶哑，双眼布满血丝，几次跌倒又爬起来，机智冷静地紧急联系当地地下党员，配合红二十五军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野小路乘夜驰往叶县，从保安寨以北穿越许(昌)南(阳)公路，于11月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刘华清上将建国后感慨回忆：“独树镇遭遇战，是长征途中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的情势之险恶，战斗之惊心动魄，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难以忘却。”199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应南阳人民之邀，激情似海，挥笔泼墨地题写了“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的刚劲碑文。

    1934年11月27日上午，张星江带领红军转战至伏牛山区五里坡，沿叶县边界西进。12月4日，张星江书记协调沿途地下党负责人，为红二十五军领路，当到达卢氏县叫河时，却发现敌六十师已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原来，蒋介石为堵截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在红军转战泌阳时，就将驻防开封的陈沛部第六十师用火车快速运达灵宝县城，继经100多公里行军，于12月1日驻防卢氏县朱阳关，企图以逸待劳，堵歼红军。此时，敌“追剿部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5个旅的兵力，经信阳、许昌、鲁山等地，相继追踪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处于前堵后追境地，面临比血战独树镇还严峻的局面。此时，张星江书记向红二十五军建议，改变入陕道路，另择小路进入陕南。星江书记找到一个名叫陈廷献的货郎，由他带路经过一条由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路，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隐密峡谷，出其不意地杀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守关之敌胜利进入陕南。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与随军长征的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称鄂豫陕省委，成功地创建了鄂豫陕抗日根据地。

    张星江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在豫西南为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当向  导的任务后，在红二十五军将士的感谢下，凯旋而归桐柏山区。以他为代表的鄂豫边工委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难险阻，发动当地群众与长征红军团结奋战，帮助红二十五军胜利跨越桐柏山和伏牛山，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安全由豫入陕，建立起鄂豫陕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张星江书记为首的鄂豫边工委和人民群众为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建立鄂豫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徐向前元帅指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经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挺进到陕南商洛地区，迅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又踏上了征途，先期到达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以劳山战役和榆林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主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落脚点，与刘志丹将军会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建国后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程子华， 1986年5月对当年战斗历史还记忆犹新：“张星江同志……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立下了一大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曾一路跟随部队行动，负责联络地方关系，介绍沿途情况，找群众带路，给红二十五军以很大帮助。”

    （作者甘心田系桐柏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桐柏县老区促进会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员。此文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刘华清上将回忆录，王诚汉上将回忆录，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南阳地区党史大事记1925－1949》，《中原英烈》，《中共桐柏党史第一卷》，《中共泌阳党史第一卷》等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