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我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一部分藏族老人和翻阅了一部分史料，了解到了一些毛主席和红军在迭部的逸闻趣事，现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红军进入迭部

    迭部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处秦岭西延岷、迭山山系之间的高山峡谷之中，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川交界处。海拔高度1600米至4920米之间。东西长110公里，南北宽75公里，总面积为5108.3平方千米。北靠卓尼，东连舟曲，东北与宕昌哈达铺毗邻，西南分别和四川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接壤。“迭部”即藏语大拇指的意思。据《洮州厅志》记载，南北朝时，北周五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始统有其地，乃置叠州”，“叠州”因山峦重叠而得名，到唐代州治设在（合川）今迭部。以后各代均实行分管委任、分地管辖，解放后，迭部地区分属其它县管辖，1962年才成立迭部县。

    1935年8月29日，红军经过四川省的阿西、求吉寺，沿蜿蜒曲折的包座河（该河流入迭部境内后，被当地藏族同胞叫作“达拉河”，当年红军称她为“白龙江”）进入迭部县达拉乡的甘沟村。当时正值雨季，暴雨、山洪淹没了羊肠小道，达拉河水犹如不羁的骏马，奔腾咆哮，很多小桥、栈道被洪水冲掉。这给红军在山势陡峭，绝壁崛起的峡谷中的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知到的困难。

    1935年9月5日，红军先头部队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修栈道、架木桥，越过了达拉河上的6座险桥，冲破了当地民团不断从深山密林中射来的冷枪的重重阻击，到达了牙拉沟口。这里的河水更汹涌，木桥早已被敌人破坏殆尽，英勇的红军战士在恶浪中顽强拼搏，终于将绳索拉到了对岸，并铺上木版让大队人马攀登通过。

    为了警戒敌人，以防万一，红军大队人马分为两路，沿河的一路到岗岭（红军的通司翻译为“广利”）村宿营。登山的一路到高吉（红军的通司翻译为“俄界”）村宿营。

    “俄”或“界”在藏语中是“山头”的意思，“界”或“吉”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八”的意思，因“俄界”坐落在八座魏峨的山头下而得名。此村坐北朝南，依山傍水，松林茂密，景色秀丽。全村20多户人家，房屋都是高大的木版房，按山势不规则的坐落为3个阶台，村西口有一座木桥把小河的两岸连接了起来。村子周围古树参天，野花丛生，山下河水清清，山上云雾缭绕。红军长征时著名的“俄界”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二、得到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

    一位叫扎西才让的藏族老人告诉我，红军到达高吉村时，当地的藏族同胞因受地方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就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村中只留下一位有病的藏族老阿婆。

    为了得到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红军进村后，一方面积极给这位藏族老阿婆治好了她的病，打扫藏房前后的卫生，一方想方设法寻找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其他藏族同胞，向他们逐个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经过两天的寻找、宣传，终于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大部分都回家安居了，有的还给红军红军引路，当翻译等。更有大胆的，还与红军搞起了联欢，跳起了《尕巴舞》。桑杰说当年红军来的时候，全村也只有35户人家。“红军大部队进驻旺藏，很多民房被征用，我家木楼因为够宽、够大而且易于守卫也被征用了。平常一片宁静的茨日那突然热闹起来，家里的院子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很和气，也很有秩序，这些红军非常尊重藏民的生活习俗，不随便使用院里的东西。他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烧火做饭，宣传队员在墙上书写标语，医生走村串户，为村里的老人治病送药。”藏族同胞把红军称“为仁义之师，”“我们的队伍”等。

    三、勇夺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部，东靠陇南地区宕昌县，北接定西地区的岷县，景区东西长34千米，南北宽26千米，总面积440平方千米。“腊子口”由藏语“腊子库”演变而来，意为“山脚谷”，又名“道饶隆哇”，意为“狭窄沟”。腊子口峡口宽约8米，峡长约30米，在崖壁上凿石穿孔搭起一座小木桥，汹涌的腊子河穿过峡底，是名副其实的天险。周围群山耸立，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河两岸是悬崖绝壁，林密道隘，地形险要。土路傍着白龙江，白龙江河水喘急，两侧刀削的山峰相距不到40米，仿佛一道石门卡在那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经过山高谷深的俄界（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住在郎次力家的毛主席提议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1935年9月13日，毛泽东和红军离开高吉村，沿达拉河顺流而下，向东北方向前进，目的地是现在的迭部县旺藏乡，行程约60公里。这短短的60公里，红军却走了整整3天，一路上，除了要对付来自河对面的冷枪，还要面对没有铺板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横嵌于数丈之高的悬崖上，有的凌空架在湍急的河面上，十分危险。60公里的距离，一步步走来，真可谓是艰险异常。到达达旺藏后，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在该寺东面约300米的地方，有个二三十户的藏族村子叫茨日那，毛主席就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

    甘肃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了三个团的兵力，重兵把守在天险要道，设置了两条防线，一条在隘口桥头和两侧山腰，都修筑了碉堡，另一条设在朱立沟口。当时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上万骑兵，尚不知虚实，右侧有胡宗南主力，如不很快突破腊子口，就有被敌军三面合围的危险。

    《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51年再次来到中国时曾问毛主席，您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你认为哪一件事，在你认为是最困难最危急的。毛泽东稍想了一下感慨地说，“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感慨说的这个时候，正是1936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党内处于严重分裂的危机关头。确切的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红军不是被国民党“围剿”在迭部，而是被张国焘追杀到这里。

    据资料记载，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到来旺藏乡之前，红军处境极其艰难。一九三五年五月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六月与当时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这在当时是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会师。人数在十多万。但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很快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所有“家底”：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人数不到2万，衣衫褴褛，无粮无药，长征下来，弹药很少，病员很多。而他的四方面军9万余人，且人强马壮，有粮食有弹药。看到力量的悬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完全不把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放在眼里。洋顾问李德在回忆中曾经说：“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极力主张南下川康，与毛泽东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争吵。据有人回忆，当时吵得很厉害。最终，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做出了决议。那些日子，毛泽东与几位中央领导天天为“北上”问题与张国焘打“电报官司”。陶醉于权力之中的张国焘，更相信“谁有实力，就得听谁的”。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使红军北上方针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党中央在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北上的既定方针。而张国焘却依然故我，在党中央到达巴西后，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同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指示：“如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展开党内斗争，武力解决”。事态的发展愈加严重，一场党内分裂的惨烈之祸就要发生。眼下，已经是箭在弦上，千钧一发。

    叶剑英立即将电文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等人火速来到红三军团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商议后，决定事不宜迟，立刻移师，等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彭德怀立即下令出发，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迅速开拔，向甘南俄界（今日的高吉村）进发与红一军团会合。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军团首长，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笑，说道：“让历史裁决吧！”。这样，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讨论了红军进入甘肃后的行动方针。随后，毛泽东移住旺藏，当时旺藏寺，寺院因为宽广能够容纳八千多红军，大部队就住在旺藏寺中。毛主席和他的警卫连20多人，住在旺藏乡茨日那村的尕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