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率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由四方面军的30军、4军承担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对此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满意，给予了批准。

    为制定和实施包座战斗的作战方案，徐向前曾不畏艰险、亲临前沿阵地侦察地形，研究制定具体战斗部署。

    包座战斗以前，毛泽东曾经接见过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同他们进行亲切谈话，并着重地谈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李先念、程世才决心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打好包座战斗这一仗。

    包座战斗开始后，李先念、程世才率领30军，先以攻坚战的形式，歼灭了大戒寺守敌2个连。接着以运动战的形式诱敌深入，当敌49师被诱入我军伏击围内后，又将敌分割为三段，逐段将敌歼灭。在歼敌过程中，战士们冲入敌群，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同敌人厮杀，前仆后继，整个战场都展开了肉博战。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歼敌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洒下了烈士的鲜血。有的战士，一只胳膊被打断了，另一只手还紧握着大刀。他们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与此同时，我4军10师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猛攻，徐向前总指挥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敌被歼1个多营后，敌军残部继续凭险固守。寺庙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山上筑有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坚极端困难。

    随后，红30军和红4军10师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终于以千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歼敌49师及独立旅1个团共5千多人的胜利。

    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此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相对抗，造成了红军的分裂。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服从党中央北上的命令，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从而也走向了更加艰苦曲折的道路。

    （三）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依然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和有益的工作。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另立“中央”，破坏党的纪律，分裂党，分裂红军，向四川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使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约8万余人减员到4万余人。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国焘个人来承担。

    红四方面军南下，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错误的，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国焘个人来承担。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仍然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1、红四方面军挫败了川军，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配合了转战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四川的军阀势力。首先，在绥、崇、丹、懋战役中，击溃了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千，攻占了丹巴、懋功两城和绥靖、崇化、达维等重要村镇。接着，又在天、芦、名、雅战役中，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名山等城镇，并一度攻占了荥经、汉源，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雅安的包围。这不仅使四川军阀感到恐惧，也令蒋介石为之不安。“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会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薛岳的二路军4个军东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后因红四方面军在11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乃停止薛岳的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区红军”。

    以上可见，红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期对川军的军事打击，引起了蒋介石军事战略部署的变化，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薛岳部4个军14万人左右的兵力，这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毫无疑问是对红二、六军团的重大配合。

    2、为两军会师后北上做好准备，有效地掩护红二、六军团胜利到达甘孜。天芦名雅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面临两种不利情况：一是敌情严重，在其所处地区的南面和东面，有薛岳指挥的7个师和归刘湘指挥的川军100多个团；二是其所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兵员、被服、粮食等项补给十分困难。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配合川军主力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天芦地区，经懋功向西康转移，到3月下旬，先后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等城镇，控制了东起憨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从建立根据她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显然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战略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北上的角度看，占领这个地区，确实是个有利条件。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入西康，分两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北上。在这之前，蒋介石就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53师李抱冰部进行堵截。为打击李抱冰部，红四方面军以32军和4军一部由道孚向雅江进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区，堵住了李抱冰部西进截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右翼的安全。李抱冰惧怕红军切断他与后方薛岳部的联系，遭打击后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二、六军团于7月初顺利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从二、六军团结束了长征以来孤军转战的最艰难岁月，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计划的破产。

    3、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团结北上方针指导下，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冲破敌军堵截，胜利实现了会宁会师。为了团结全党早日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早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就对红四方面军领导提出了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在其错误路线的轨道上回转过来，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7月下旬，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由朱德、徐向前、董振堂率领先后北上，红二方面军沿左纵队行军路线跟进。当两军过草地到包座地区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派孙震的29军、邓锡侯的28军由川北入陇东堵截，命令朱绍良派王均的第3军、毛秉文的第37军、   胡宗南的第1军在陇南堵截，命令张学良派王以哲的67军、何柱国的骑兵军进驻平凉、固原堵截。为粉碎敌军堵截，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局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组织进行了岷洮西战役和通庄静会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从包座一直打到通渭，控制了会宁东南的广大地区。
    1936年10月初，为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城。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完全成熟。

    10月上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首先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包座出发，经哈达铺往东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徽县、风县、两当、略阳地区，完成了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任务后，也于10月10日到达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上述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在全国红军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和掩护，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将会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遭受更多更大的损失。“南下”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于张国焘个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忠诚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这些精神应该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征程中的历史地位也应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