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宴会上对沈钧儒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了精辟总结：“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6月11日，沈老仙逝，各界对他进行盖棺定论，定论在周恩来评价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公认的有三条：“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定性准确而全面地总结了沈老的一生。

    沈老自“五四”运动始便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治党救国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沈老一生中分别于抗战初期的193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仙逝前的1962年三次向中共中央有关同志提出了入党请求。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沈老的政治思想已经入党，并翘首期盼能够在组织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尽管沈老充分具备入党资格，但三次结果都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在于中央考虑到“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一、沈钧儒一生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钧儒自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便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潮头，成为了中国“宪政运动”第一人、民主法治运动的旗手、新政协运动的首创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艰辛开拓者。沈老于而立之年正式投身革命事业，时间虽然较晚，但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为国奔波操劳生涯却极具马克思主义化特点。

    1.抗战后的1939年沈钧儒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请求

    1907年，沈钧儒领衔向晚晴政府递交的《民选议院请愿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开启了沈老一生政治革命岁月的序幕；二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主宪政运动的先河。因为《民选议院请愿书》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政府当局开设国会的请愿书，成为以后国会情愿运动的先导。沈老也回忆到：“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这次请愿运动失败和“预备立宪”运动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后，沈老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有了颠覆性地改变，“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老对国民党对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反对。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不得人心。沈老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才是救国良策。他响应中共主张，呼吁举国上下团结抗战、同御外辱。“七君子”事件时期，当沈老在法庭上被问到“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老“君子坦荡荡”般地回答说：“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心甘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沈老毅然放弃功名利禄，向正义的一方靠拢。沈老以“共产党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常去曾家岩“周公馆”与共产党员商讨国事，在此过程中，沈老接触到了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并深感可信。于是，1939年夏，沈老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沈老是救国会和民盟等多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留在民主党派中意义更大，“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沈老认为恩来先生的答复有说服力就暂时搁置了入党的想法，为民族大计需要，“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事后，沈老同古念良的谈话中提及了入党之事，“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入党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并没有打消沈老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救国的念头，他反而更加积极阅读关于延安的报道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

    2.建国后的1950年沈钧儒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入党请求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并肩作战，致力于同国民党一道建立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联合政府。可国民当局一意孤行，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政治上打压民主党派、迫害左派民主人士。尤其是将当时势力最大、组织最广的民主党派—民盟，污蔑为“与共匪勾结一气”，宣布为“非法团体”，要求“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及从革命教训中认识到妥协退让毫无意义，必须同一切反动政权斗争到底。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无理行径，他说：“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1948年1月5日，应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沈老转战香港，于历史转折关头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民盟活动，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件事不管是对沈钧儒一生的革命事业还是民盟的政治前途都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沈老在声明中号召民盟数十万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随后，沈老还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指出民盟的奋斗方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各民主党派合作，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密切合作。”可见，是沈钧儒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领导民盟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选择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此后，沈老代表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发表“五五通电”，表明今后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是要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所有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士中，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沈老是最直接、最丰富、最伟大的贡献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首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沈钧儒思想上、行动上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完全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为此，1950年7月30日，沈钧儒致函董必武，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8月1日，沈老接到了董老的复信，信中说到：“衡老：大示奉悉，您诚恳地热烈地企望入党的心情，我和许多同志都能理解，而且应当说不是从现在始。我拟将您的信转给中央诸同志一观，请他们考虑。”为进一步落实入党大事，次日，沈老怀着诚恳而急切的心情登门访问林伯渠，讨论了入党的愿望，并希望林老能代为转达。结果中共中央考虑到沈老身份的特殊性依然没有批准。

    3.逝世前的1962年沈钧儒向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入党请求

    沈老第二次入党的请求虽然仍未如愿，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气馁，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民盟、政协、人大工作竭尽余力。然而，天不假年，1962年，87岁的沈钧儒身体每况愈下，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沈老担心去世之后仍不能实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便于9月9日，在颐和园介寿堂与胡愈之、沙千里、萨空了、范长江、沈谱、王健谈话时，第三次提出了入党的问题，谈话中甚至提出了“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的打算。他严肃地说到：“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曾为此写信给董老，董老回信说要和党内同志研究。我想可能是因为民盟的工作，还不好参加。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产党员。”沈老的这次谈话精神由胡愈之整理成文，呈递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收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讨论研究沈老入党是否该入党的问题，经协商并得到中央领导人同意后郑重地给出了与前两次一样的处理意见。当时统战部分管干部处的金城回忆说：“纵观沈老一生的言行，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称得上是党的亲密战友，革命的左派，可以认为，他确已具备了入党条件，甚至比民主人士中某些已入党的同志革命历史更长。”据此可知，民主人士成功入党已有先例，而沈老更加具备入党的一切条件。既然如此，中央为什么不同意呢？金城的回忆给出了答案：“若将他作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作为党外的共产主义者，来鼓励、团结广大党外朋友，更有他特殊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经部常委会讨论决定后，十月二十七日，内部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阐述了一致的意见：‘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随后中央批准了这一意见。据此，中央没有批准沈老入党，是经过统战部、中央主管同志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慎重思考后作出的重大决定。

    沈老分别于1939年、1950年和1962年三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都没能如愿，其原因并非沈老入党资格不具备或者是条件不成熟，而是中央考虑到两个因素：其一，只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高尔基一般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像鲁迅一样做党外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和正式共产党员一样，是光荣的、高尚的；其二，沈老以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政治身份来肯定沈老为国为民的贡献更加有利，对于巩固和扩大政治协商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能起到比一名共产党员更加重大的意义。

    二、沈钧儒一生中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沈老自1907年的而立之年参加请愿运动始至1963年仙逝，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他先后由一名宪政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国民革命主义者再转变为民主法治运动者，但不管沈老的政治思想和救国理念怎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条隐藏着的“红线”也就是沈老三次请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这条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越来越明显的“红线”就是沈钧儒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