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

    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就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空飞过的飞机机群，引起人们阵阵惊喜——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飞机？！还在9月23日，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委员们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关切地询问怎么事？周恩来当即告诉委员们，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我们政协会议的，还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现正在进行预演。

    这就是刚刚组建的由17架飞机组成的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梯队。机群从北京的南苑机场依次起飞。

    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当年的“小米加步枪”单一军兵种，逐步向着多军兵种的部队发展。

    人民空军党缔造！

    这就是正在紧锣密鼓组建中的人民空军已崭露头角。

飞行队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

    一、“抢占先机”

    （一）抢时间——紧急奔赴东北，组建“航空学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已经深谋远虑地规划着未来的多军兵种建设，并已开始筹划建设自己的空军部队。

    此时的延安，已陆续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多年来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的各类航空人才；还有已经参加工作多年、有实际经验的技术干部；以及起义投诚过来的飞行人员。

    日本投降仅仅15天，甚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9月15日）之前，在《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发表（9月19日）之前，当时任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就召见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组长王弼，向他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利用东北日军遗弃的航空器材等有利条件筹建航空学校的决定，要求他立即组织一批懂航空的人员赶赴东北，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

    接受命令的第三天，9月2日，王弼和刘风，以及蔡云翔、田志、陈明秋、顾青等第一批6人，立即乘坐延安少有的一架飞机出发，紧急赶赴东北筹建航校。

    随后，9月下旬，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一次向航空组常乾坤下达再组织人员去东北筹建航校的任务。10月2日，10月15日，分别由魏坚、林征带领的第二批20多人，由常乾坤带队的第三批人员20多人，先后离开延安，一路紧急奔赴东北。

    在出发的队伍中，有些与“航空”有点关系，但最初没有列入名单中的人，也千方百计地要求加入。如曾在延安安塞工程学校学习、接触过“航空”的刘玉堤，在得知名单中没有自己时，径直闯到常乾坤的窑洞，不停地只说一句话：“我要跟你一起走”。常乾坤终于被他打动，专门向中央组织部申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出发的队伍中，有带着幼小孩子的父母；在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担心孩子可能啼哭会惊动敌人，就狠着心用棉被将孩子裹起来，驮在驴背上跟着队伍一路奔跑。等到到达安全区，揭开被子看时，孩子已浑身瘫软，嘴唇苍白，险些被捂死。

    沿途解放区的政府和老百姓，对这负有特殊使命的队伍，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帮助。

    在一次过河时，当地的乡亲们甚至主动跳到结了冰碴的河中，用肩扛着木板搭人桥，为的就是让队伍能够尽快通过。

    在怀来，队伍请求支援，兵站同志听说与航空事业有关，立即特殊照顾，支援了一辆大卡车。

    （二）抢“建站”——建立张家口航空中转站，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

    1945年9月，第一批派往东北筹建航空学校的人员乘飞机在张家口降落时，飞机出了故障。

    抗战胜利后，张家口解放，八路军接管了张北、灵丘两个机场，以及张家口市郊的大、小两个机场。中共中央同意晋察冀军区关于建立张家口航空站的建议。从军事战略考虑，这里是从延安抢占东北，包括建立东北航校的必经中转要地；从政治角力考虑，张家口驻有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小组；从长远发展考虑，边学边训练可以培养航空人才和探索建立航校经验。

    当时晋察冀军区正在组建航空站，急需航空人才。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弼留下来；其他人由刘风带领，继续风尘仆仆地由陆路北上，终于在9月下旬赶到东北。

1945年9月晋察冀军区航空站成立

    王弼担任航空站站长，组织接收了张北、灵邱、张家口等地的4个机场，还有一批航空器材，航空油料，两架飞机。此外，还就地收编了几十个日本机务人员，用搜集的机床，加工零件，维修飞机。

    当第三批赶赴东北筹建航校的人员到达张家口后，王弼为了能与他们同去，通过张家口广播电台明语呼叫延安，请示中央。在延安的任弼时通过电台，用明语回复，批准他们会合，一起继续北上；并指定油江留下接任站长职务。

    这时，第二批、第三批建校人员留在航空站工作的，还有熊焰、马杰三、刘玉堤，徐昌裕、胡华钦、李汉、孟力等等。军区又派来一位副站长弃里三，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熊焰任勤务科长，胡华钦任修理厂厂长，徐昌裕任副厂长，张学江任管理科科长。邱一适负责小机场，油江负责大机场。

    机场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往来飞机。当时军调处执行部，设在张家口的三人小组中，我军代表是易耀采，后来是赵尔陆。军事三人小组飞机经常在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集宁等地往来不断。

    1946年2、3月间，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小组的飞机降落在张家口机场，机场人员负责指导飞机降落、起飞，并维护、保养飞机。

    平日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航空站就组织人员学习。学习课程有：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结构、及飞机、发动机的作用，使用，维护。担任教员的有：徐昌裕、熊焰、胡华钦、邱一适、油江，弃里三讲政治课。有时，也请日本技术人员讲技术课。

    1946年6月，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爆发迫在眉睫，张家口航空站开始撤离。7月，徐昌裕、熊焰、胡华钦、马杰三、孟力等向东北出发，继续参加东北航校的创建。

    其他同志向根据地撤退，向山区搬运物资，把油料、器材、机器设备、飞机等都转移完毕，最后，于10月炸毁机场，全体人员撤退到宣化。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晋察冀航空站持续了整整一年多。在我军还没有组建空军时，它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了我们一批航空人员。

    （三）抢器材——寻找航材，物质准备

    创建航校，必须要有飞机、航材和机场。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明确指示，要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抓紧搜集日军战败后遗弃在东北各地的飞机和航空器材——这是当时筹建航校的主要任务。

    从延安赶赴东北筹建航校的3批人员，第一批在刘风的带领下，于9月下旬就赶到东北，开始了航材搜集工作。他们分为几路人员，由近及远，凡日军可能留有航材的地方，都一定派人去寻找。

    日军投降后遗弃的航空器材，有些被老百姓捡回家；但当听说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时，又都积极踊跃地将捡到的器材捐献出来。

    飞机和航材多为成百上千公斤重，运输非常困难。不能整体装卸，就拆开分体装车；用撬杠、圆木人力装卸；用马车、牛车拉运。就是凭着这种精神、热情和干劲，硬是将搜集到的飞机、航材，一点点，一件件地运到了目的地！

为赴各地搜集航材,由东总签发的中俄文军用证明书

    搜集飞机和航材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为解决运输困难，筹建人员曾找到“东总”司令员林彪。林彪听了汇报后，立即安排，解决马车和民工问题。在平顶堡发现一个日军航修厂后，当地驻军立即派一个排负责警戒，两个排负责押运。有的县委出钱；有的县委调集马车支援运输。

    在当时复杂动乱的形势下——日伪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搜集飞机和航材，不仅艰辛，而且充满危险，许多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寻找、运送器材时，遇到敌机空袭，有人牺牲。在北满搜集航材时，一次误入日军“731”部队仓库，造成5人中毒，2人抢救无效牺牲；有人因此终身残疾。甚至有人在搜集航材时，惨遭敌人毒手。

顾光旭带队搜寻器材，误入日军“731”部队仓库中毒，落下残疾

    搜集到的破旧飞机和器材运到通化后，航空队立即抢修。缺少航材，就将几架飞机上的零部件拆下集中到一架飞机上使用。曾有一架飞机的蒙皮上打了120多块补丁。只要飞机上有用的零部件，大家就都当作宝贝。“器材是第二生命”，成为众人的口头禅。

在荒漠深山里 发现了被日寇掩埋的航材

    抢人员——意外收编日本航空队等，充实办校力量

    就在延安向东北派出的第一批航校筹建人员已经出发之后，9月9日，本在原地（沈阳附近）等待缴械受降的，一支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的300多人，在其大队长林弥一郎少佐的带领下，开始向南逃跑，企图寻找机会回国。

    约一个月后，当他们正在本溪以西的凤凰城山彷徨区时，意外地被已先期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包围，劝降。

    迫于已被包围，并已粮食耗尽，走投无路的压力，这支日军航空队表示愿意投降。

    几天后，林弥一郎等人被安排观看对伪满保安队的缴械。现场布满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军队官兵，保安人员被押解到街口，突然三声枪响，人民解放军战士子弹上膛，一齐对着保安人员，队员们灰溜溜地放下武器，脱下制服，换上老百姓衣服，灰溜溜地消失了。不同的受降缴械安排，让林弥一郎等人受到了极大震撼。

    解除武装的日军航空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很快就领到了特别为他们提供的大米——临时凑出来的大米，有的甚至是老乡用下一年的稻种连夜碾出来的。而接受他们投降的中国部队自己吃的仍是高粱玉米。共产党军队给予被战败的对手以如此优厚的待遇，让这些日本人感到共产党确实是将已交出了武器的自己当成了朋友。但这时的他们仍对前景惴惴不安。

    几天后，21旅派人将林弥一郎等10人接到凤凰城。在丰盛的酒席上，部队领导详细地了解了这支航空队的情况，反复交代了共产党宽大俘虏的政策，并要求他们回到驻地辽阳和奉集堡要看管好飞机，在将功赎罪。第二天早上，当林弥一郎等人正准备返回驻地时，送行的人又为他们准备了5头牛和50只羊带回去吃。自己吃糠咽菜，却将成群的牛羊送给曾经的敌人，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林弥一郎等人再次惊呆了。

    就在这些普通的小小的细节中，这些曾经的大日本帝国军官林弥一郎和他的航空队成员们，逐渐了解，并开始敬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敌意和疑虑也逐渐消除了。

    接到21旅的汇报后，10月中旬，在沈阳的“东总”司令部，参谋长伍修权特别召见了林弥一郎等10人。伍修权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一向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来的，责任应由他们来负；你们既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东总”首长的一席话，消除了林弥一郎等人最后的疑虑。首长接着提出：中国共产党正在东北准备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协助我军办航校，将航空技术传授给我们的学员；等将来条件成熟后，就安排他们回国。

    林弥一郎除表示要与其部署商量外，还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俘虏待遇，并要保证其研究、工作，以及严格要求学生的权力；二是尊重其伙食、洗浴、睡眠等生活习惯，提供安置家属的条件。“东总”首长立即表示同意。

    谈话中，伍修权注意到林弥一郎不时地盯着自己腰间佩戴的一把德国造的，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这是他已使用多年的心爱之物。当林弥一郎试探地向伍修权提出要求，请求将这把手枪送给自己时；伍修权略加思索后，就拔出手枪，将它放到了林弥一郎手上；并告诉他，这支手枪从长征开始就一直随身带着，现在送给他作为纪念。林弥一郎没想到，伍修权真的会将手枪送给他，这让林弥一郎和他身边的人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再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和度量所折服。

    这之后不久，除少数人之外，这支日军航空队的300多名成员参加了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东北航校筹建工作中。

    1945年10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决定选派从延安赴东北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刘风、蔡云翔等，以及延安赴东北干部团的黄乃一，共8名人员（其中仅2名共产党员）进行收编工作，将林弥一郎带领的日军航空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简称沈阳航空队。

    就是8名中国人（两名共产党员）领导300多名日本人的航空队。

    蔡云翔任队长，黄乃一任政委，刘风任副队长，林弥一郎参加领导工作，称为“部队长”。

    在本溪完成收编后，刚组建的沈阳航空队移驻辽阳和奉集堡机场。

    沈阳航空队成立后，立即展开各项工作。一部分人赶赴营口、大连、锦州等地搜集飞机和航材；每修好一架飞机就往航空队驻地飞回一架。同时，组成学员招收小组，拟定标准，启动招收工作。

    正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中，东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面对汹涌而来的国民党军队，东北局和“东总”于11月下旬主动撤出沈阳，并命令航空队火速迁往位于沈阳正东南的通化——那里有一处日军废弃的小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