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五军接防山丹城；永昌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作战不利，处境困难。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正讨论帮助，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再次汇报西路军作战情况，认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

    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电告中央军委：“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 同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在慰问九军途中，与敌遭遇，损失惨重。 是月下旬五军在山丹县城内组建起5个基层苏维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军军部进入永昌县城，后移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一带。

    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军委总政治部并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情况。电称西路军减员“总数为4303人，内伤亡营连干部129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党、团员伤亡约占百分之五十七以上，干部伤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同日苏维埃山丹县政府成立。

    12月3日马元海集结主力进攻永昌城东十里铺，迫使红军放弃据点。马彪集结重兵配以飞机、大炮，进攻山丹城。五军据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军一个营夜袭水磨关红庙墩，击溃敌骑兵团。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军，大力扩充骑兵。

    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

    12月6日马元海携部进攻永昌城东关等三十军防地，经激战，东关、东水泉失守。

    12月7日马元海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永昌城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九军防地进攻。红军奋力拼搏，将敌挫败。

    12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王树声为九军军长、陈海松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徐太先为政治部主任，并致电中央。同日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倘遇匪警，务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中央社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后，组织向“二马”官兵展开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

    12月14日马元海再次向永昌发动进攻。

    12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反共，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马元海集炮兵、步兵、骑兵，进攻永昌东十里铺、水磨关、北海子等地。红军存放的粮食被劫。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沿祁连山北麓，取道大马营滩，昼夜疾驰西进。 同日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后，敌兵入城搜捕、残害苏维埃政府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是月底西路军经民乐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进。敌人一路尾追堵截，红军且战且行。

    一九三七年

    1月1日五军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各一部进占临泽城（抚彝，今蓼泉）。是日下午，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于当晚攻占高台城，并将县民团一部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 同日西路军一部在临泽城举行军民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支援红军。

    1月2日五军在高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群众支援红军西进。同时，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 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随后沙河、平川、倪家营等地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致电，报告西路军行进情况及敌情，并建议：西路军“如敌无大的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1月3日西路军总部随三十军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九军一部掩护总直、总后勤部兵工厂等及妇女抗日先锋团分兵进驻沙河堡（今县城）和县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报告情况并建议军委设法从兵源、物资方面援助，同时表示“西路军报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

    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 同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9日敌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月12日敌人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2万余人围攻高台城。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17日西路军总部再次致函马元海，寻求停战，未果。

    1月19日凌晨5时，西路军总部获高台城五军危急的情况，旋即派骑兵师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敌截击失败。驻守临泽城的五军部队两次派兵增援，均被敌拦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军将士坚守高台城，经9天8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苏维埃高台县政府遂停止活动。

    1月21日西路军总部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月22日驻守临泽城的西路军被敌包围，激战3昼夜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

    1月23日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东返。九军一部进至张掖龙首堡，总部跟进同驻。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领导干部。 同日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旋即调动兵马东撤堵防，并加强对驻地的防守，同时部署袭击红军。

    1月24日夜 ，西路军总部亦来到龙首堡，进驻张福寿屯庄，并派出小部骑兵沿祁连山向东南方向侦察。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同日夜，陈昌浩、徐向前率总直及九军一个团2000多兵力，向祁连山边的大孤山行进，后半夜进入祁连山边沿的张家沟。

    1月26日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来到肃南境内的马蹄乡芭蕉湾村，会见转轮寺智华活佛，并向其介绍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红军露宿一夜于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1月27日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击敌青海宪兵团、一00师手枪团，大获全胜。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战马、子弹等。 同日夜 ，西路军面对四面围敌的严峻形势，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寻机歼敌，创造条件东进。同时，决定重建骑兵师。并决定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名骑兵，向东迂回，掩护大部队西进。

    1月28日晨，当300多名骑兵行至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时，与敌遭遇，除10多人幸免外，其余全部牺牲。同日 西路军重返临泽倪家营，布防于四周43个屯庄。

    1月30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率九连130多名战士进驻倪家营汪家墩碉堡，阻击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殊死拼杀，换防时仅剩9人。

    2月1日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一次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始终未接受建议。

    同日马敌向倪家营西路军防地不断发起进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10多日，歼敌近万人，自身伤亡亦重。

    2月5日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白家庄子敌人弹药库，炸毁全部弹药。

    2月15日敌人向倪家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军再次突围，撤离倪家营，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2月24日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增援。否则，只有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同日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甘州一带建立党的地方组织，选调11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及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和“中共高（台）抚（彝）县委”，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西路军突出重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复受敌军分割包围，无日不战。 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是月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在张掖南山灰条沟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致电“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动，并致电中央军委及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 3月7日敌人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连日激战中西路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

    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凌晨撤至梨园口，准备退入祁连山，敌骑兵紧追不舍。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

    三、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