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家子弟不能有任何特殊化，要夹着尾巴做人

    1961年夏天，我从八一学校初中部毕业，当时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但数理化学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吃力了。那么上高中以后自己是否还能够继续当上三好学生，心里还真是没谱了。我那时还在学校的美术小组学习绘画，美术老师建议我可以试着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还可以接着去考普通高中。美术老师的建议帮我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正好我学绘画也正在兴头上，很愿意去试一试。但我不能确定学美术是否会得到伯父伯母的同意，毕竟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只有功课不好的学生才去考艺术院校，叫做“男学工，女学医，少爷小姐学文艺，调皮捣蛋学体育。”周末我带了一幅自己画的水粉画《蝶恋花》回到西花厅去拿给伯母看，告诉她我准备报考美院附中。我想如果伯母这位老红军老革命不同意我报考艺术院校，而是要求我去学文、学理、学医，那我不去考就是了。没想到伯母一边很感兴趣地看我的画，一边说：“你想报考什么学校，你自己决定，我和你伯伯都不会提什么意见，也省得将来你后悔了，说都是我们让你去学的。”正好那天陈毅陈老总又从东花厅那边散步过来找伯父，伯母就对陈老总说：“陈老总，你快过来看看，这是我家三姑娘画的毛主席的《蝶恋花》。”陈老总就过来看，依然操着我不太听得懂的四川话说：“呵，好嘛，画得很好嘛。”我想，那就去考一下试试吧。

    这年暑假，我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中南海。同学们会说，不是严格要求你们吗？怎么又让你回中南海住了？大家别误会，是另有原因的。前面说过，周总理有一个解放前的警卫副官，解放后因为在外地工作，就把他的两个孩子放在西花厅，让总理帮他照看着。后来我和哥哥回自己家了，他的女儿却一直留在西花厅，平时住校，周末回西花厅，寒暑假才回她父母家。直到1961年夏天这个女孩初中毕业了，女孩的父亲仍然没有要把她接走的意思。我们知道毛主席一直都主张自己的孩子不要总留在家中，要早点出去独立生活。伯父伯母也认为这个女孩总留在西花厅对她的成长很不利，容易养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和骄傲自大的毛病。但是他们又不好直接对那个家长说，于是伯父伯母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中南海的西岸有一座工字楼，是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伯母在这里联系了一处两居室的房子，然后把大姐和我还有那个女孩一块儿安排住了进去。伯母没有交这份房租，而是让我大姐掏的钱。伯母对大姐说：“这是为了培养你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其实，我大姐早就去机关宿舍住，早就独立了。现在为了帮助伯母安排这个女孩，工资本就不高的大姐还得再多花一份房租钱，而且这房租一交就是三年。但我从来没听大姐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我在高中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工字楼。寒暑假时，同屋的女孩回外地她父母家，我就和住在工字楼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我那时学美术，常常给小伙伴们画速写，或者去机关图书馆看书。只要有空，我就进西花厅院里看望伯父伯母，去给他们“请安”。但两位老人从不限制我的生活，也从不问“这两天你怎么没有来西花厅啊”这样的话。周末我回西城的家看望父母，我的生活费由母亲发给。伯母把我家的生活费交给母亲以后，便不再另给我一分钱了。两位老人认为，负担孩子的生活是做母亲的权利和尊严，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小心地维护着母亲的这份权利和尊严。我上初中时，母亲每个月给我5毛零用钱，上高中以后，一个月给我两元零用钱。当时的物价非常便宜，一双塑料凉鞋才几毛钱，一张电影票学生场只有一毛五分钱。记得我在隆福寺商场还买过一小袋速溶咖啡，国产的，4分钱。需要花钱的地方是购买绘画工具，毛笔、颜料、宣纸、铜版纸，等等。书籍我买的少，学校有图书馆，国务院也有公共图书馆。国务院图书馆可以借到《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类政治性的文学作品。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则更加丰富些，除了革命文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帮助学生们拓宽视野。

    中南海的甲区那边一般会在周末给中央首长和家属们放些内部电影，我们西花厅这边也会得到通知。但伯母不许我去。她说：要想看电影，就到我们国务院礼堂吧，这边也有电影看，我给你买票。国务院这边放电影最早是在国务院大食堂。周末晚上，食堂工作人员把饭桌收干净后挪到墙边，再把长条凳一排排摆好，就变成电影院了。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可以来看，放的也都是社会公映的电影，票价5分钱。后来才改在国务院小礼堂。暑假里中央首长的子女们可以跟着家长去北戴河度假，伯父伯母也从来不带我去。伯母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国人民都能上北戴河度假，你们才可以去。”但伯母会安排我的发小彭晓枫去北戴河，她还特别告诉我说：“因为晓枫是彭雪枫烈士的儿子。”我心里想：“哎呀，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我不能去。”我们周家子弟都一直记得伯父伯母的话，从不奢望自己能享有特殊待遇，老老实实过自己的平民生活。一直到2001年，我哥哥秉钧从广州来北京出差，我们两个人才陪着我母亲去了一趟北戴河。那时北戴河旅游景区早已对外开放十几年了，老百姓都比我们去得早。

    总之，上高中以后，我已经习惯了伯母的严格，能够比较自觉地做到凡事不依靠家长，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记得我上高二那年的秋天，扁桃腺发炎、发高烧。医生说扁桃腺发炎总发高烧不好，还是动手术把扁桃腺割了吧。正好我父母家邻居叶阿姨在协和医院工作，我就去找她帮我联系了一个大夫，然后自己去医院做了手术，还住了几天医院。因为我知道伯父伯母一向要求我们有什么事自己解决，我也早就习惯了。所以想都没想要去找伯母帮忙，帮我找个名医呀什么的。直到出院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伯母。伯母后来对我母亲说：咪咪遇到问题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没有去找我们，这样做很好。当然这话她是不会跟我说的，这也是我母亲在去世前两年才对我提到的。伯父也不会表扬我，但伯父却用另一种方法奖励我了。在我手术后不久，有一天，卫士叔叔忽然对我说：“你伯伯今天中午要去看话剧，也给你买了票。你去吧，就在首都剧场。”我很高兴，也有点奇怪。我知道伯父经常会去看一些演出，有时是为审查节目，有时是伯母想让他休息一下，让卫士们给他安排的。伯父喜欢京剧，卫士叔叔经常会在报纸上寻找京剧演出预告，看看有什么名角哪天会在哪个剧场演出哪一出戏，用红笔勾出来，好随时为伯父提供参考。他们也是希望假如时间排得开，伯父哪怕只去看半场演出也行啊。可伯父从没带过我跟他一起去看演出。现在想，他应该是在奖励我没找他们搞特权吧。不过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悟到这一点。我只是高高兴兴地拿着叔叔给我的票，去府右街乘坐103无轨电车在美术馆下车，然后去了首都剧场。我的票在一楼的倒数第二排，坐下没一会儿，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剧场前侧门走进来了，后面还跟着警卫和外事部门的干部。这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给总理和外宾鼓掌，我也得站起来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半个小时之前我在西花厅，伯父还是我的伯父，半小时之后，在公共场合，他就是周总理了。角色转换之快，让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但这个现实你必须接受。看完节目，我自己再乘103无轨电车回了西花厅。印象中，那天看的好像是话剧《文成公主》。第二天我回到学校，正巧在校园里遇见同学李小军。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也去了。他说：“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是自己坐103无轨电车去的，而且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完节目也是坐103无轨电车回的家，你当然看不见我。”他听完后说了一句话：“哎，就是嘛，这还差不多。”听了李小军的回答，我才一下子意识到伯父为什么这样要求我了，因为在老百姓的心中，周总理本来就是大家的，是全国人民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又想起了伯母在我上小学时就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伯父用他无声的行动，给了我奖励，也给了我教育。上面提到的李小军同学是原海军政委李跃文之子，他的夫人李晓虹则是当年周总理办公室分管经济工作的大秘书李岩叔叔的女儿。我和他们夫妇二人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友谊。

    还有一次是1965年的暑假，伯父伯母要去北戴河开会。在临走前，伯母交给我几大口袋照片和几本大相册，让我帮她整理相册，照片要按时间顺序贴好。这些照片大都是伯父于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时所拍，也有少量照片是其它时间拍的。两位老人去北戴河，有关的工作人员都跟着去了，西花厅立刻空旷下来，只留下一个做内勤服务的老朱负责照看房子、打扫卫生，再就是在院子前后站岗的那些战士们了。我把照片摆开放在餐桌上，每天吃过早饭就从工字楼那边过来整理相册。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整理相册，忽然发现伯父办公室的门大开着，惊讶之余，立刻跑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只见老朱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正在打扫卫生。我不敢走进办公室，尽管伯父出差前早已把文件收好了，桌面上台面上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了，那我也不敢违反纪律。老朱告诉我，他想趁总理不在的时候，把办公室的门窗全打开，让屋子里透透空气，再彻底打扫一下。而我也就一直站在门口听他说，一步也不敢向前走。我就这么老老实实地整理相册，用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伯父出访十四国时正是他身体最好、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每张照片上的他都显得精神矍铄，光彩照人。照片中还有小部分是重复的，可是尽管没有人监督我，我也一张都不敢私自扣下。等伯母从北戴河回来后，我把整理好的相册还有用报纸包好的那些多余的照片全数交还给了她。通过这些事可以看出在伯父伯母的教育下，我的身上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纪律”的烙印。由于在整理照片这件事上我表现得还算诚实，让两位老人家满意，伯父又给我买票，带我去看了一场演出。我记得好像是一场舞蹈的集粹，演出的内容我大都忘记了，只有陈爱莲的《蛇舞》实在太精彩，至今印象深刻。

    伯父不光对我，对其他周家子侄也是这样，他从来不当面表扬我们，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他的要求，他不会视而不见，他会对你有所鼓励。比如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岁的堂侄女周国盛，1956年她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她找份工作。伯父要求她去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一名工人，她同意了。伯父很满意。国盛临上火车那天，伯父正好要去北京饭店办事，就让国盛搭他的车走，顺便送她去前门火车站。司机老杨叔叔告诉国盛：“爷爷对你很满意，让你搭他的车去火车站，别的孩子都不许坐他的车呢。”

    在西花厅长大的我自认为已经比较了解两位老人家的规矩，也养成了守纪律的习惯，但还是有想不到做不到的地方。

    1963年的夏天，我的在淮安老家的嫂子孙桂云写信给我，约我暑假回老家去玩。她在信中还告诉我先坐火车到南京，然后从南京再坐船过去。又能坐火车又能坐船，我当然很高兴，再说这也算是一次锻炼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的机会，伯父伯母一定会支持我去的。这天中午，我拿着信去找伯父，伯父正在吃饭，吃完饭他会有短短的10分钟左右的休息，在客厅里走一走，然后就出去开会了。一天之间，只有这10分钟还有可能和他说两句话，其它时间你见都不一定能见到他。伯父实在太忙了，不是真有要紧事，我也不敢随便去打扰他。这次我看伯父已经吃完饭了，就过去跟他说：“伯伯，孙桂云写信让我回淮安老家玩呢。我也想去，不是可以锻炼一下独立生活的能力嘛！”伯父接过信看了一眼，很和气地和我商量说：“还是不要去了吧。你想想，你去，人家县里的领导一定会放下工作出来照顾你。你就不要去给人家领导添麻烦了。”县领导还会出来？这一点我可真没有想过。心里正琢磨着，伯母从书房出来了。伯父就说：“正好，你七妈也来了，你再问问她的意见。”伯母问：“什么事要问我？”伯父对她说道：“孙桂云写信让秉宜去淮安，你怎么看？”伯母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每个人的粮食都有定量。你去了，当地的领导会拿出自己的粮票接待你，那他们吃什么呀！”伯父接着伯母的话又说：“你看你七妈又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她的意见，你再考虑考虑？”说完这句话，伯父就急忙走了，他要出去开会了。伯母也回书房去休息。而我也回到了工字楼，并且马上就给桂云嫂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就先不去淮安了，以后再说。

    前面说过，我和邓小平伯伯的大女儿邓林是高中同学。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我们是寄宿制，她比我高几班。学校有艺术欣赏课，音乐、戏剧什么的，课余时间学校广播站也常给大家播放一些中外名曲，那时同学们都很喜欢音乐。有一次，邓林请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回到西花厅后，就告诉了卫士张树迎叔叔，说邓林请我去她家听唱片。张叔叔说，你等等，我去和你七妈说一下。张叔叔向伯母报告，伯母让张叔叔给邓家秘书打电话，问是不是有这回事。确认了以后，张叔叔告诉我，已经联系好了，下午3点你去邓家。他告诉我从丙区去甲区怎么走，说一路上你要经过两个岗哨，每到一个岗哨，你要向警卫报告自己的名字，去什么地方，他会放行。又说：我们这里到甲区走着去得有20分钟的路程，你要早点出发。最后他又嘱咐我：你七妈说了，5点半以前一定要回来，否则大食堂就关门了。言下之意是，不要在人家吃饭。几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女儿谭经远，她对我说，小时候，她父亲从不带她去西花厅，说不要去打扰周伯伯工作。听了这话，我感到十分惭愧，想一想，可不是吗，邓小平伯伯就从没让邓林来西花厅找过我。父辈们都是那样互相尊重，都是在为对方考虑。可我却这么不懂事，一点也不知道替伯伯叔叔们着想。还好我最后一次去看邓林，已是在1965年夏天了，那时邓林已经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我去美院看她。她说要送我一本画册。于是我们说好时间，我从国务院西北门出发，来到甲区的西门后，就在警卫室等她出来。我们在警卫室说了会儿话就分手了。如今想来，这样做才算符合伯父说的“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生活”的原则。

    上高中的一年暑假，伯父书房里的书装不下了，工作人员就把前院西北角的一间平房腾出来用作书库。有一天我经过这个书库时，看到大门开着，就走过去站在门口看了一下，书架上大部分是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有就是各种公开发行的有关党的政策和会议文件的单行本。就在门的右侧，我发现了一摞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最上面两本是苏联小说，是反映当代苏联青年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的故事，我有同学曾在内部书店里看过这几本书。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知道苏联是老大哥，我们要向苏联学习，看苏联电影和书籍，学唱苏联歌曲，还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到我们上了高中后，中国和苏联决裂了，苏联就成了修正主义。那么现在变成修正主义的苏联，那里的年轻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些什么？作为中国青年的我就很好奇了，于是想：这是小说，又不是党的文件，我就大概翻一翻还不行吗？于是一弯腰一伸手，就拿了那最上面的一本书，就势坐在了门槛上，还要脸朝外坐着，心想反正隔5米站着哨兵，他可以证明我没进屋。哪知刚看没几页，赵炜阿姨拎着一只小水桶和一块抹布从后院出来了，原来她是来打扫卫生的。她一看见我坐在书库的门槛上看书，老远就喊起来：“咪咪，咪咪，快把书放下。那是你伯伯的书房，你不能看他的书。”

    1964年暑假，我听说伯父要给今年的应届大学和高中毕业生做报告。我还没听过伯父做的报告呢，这机会可太难得了。可惜我是四年制的中专生，明年才毕业。我只好去找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请他帮我弄一张报告会的入场券，我想听报告是我主动要求去接受教育，不能算搞特殊化。成元功叔叔也觉得去受教育是好事，应该可以吧。他说：“你等着，我帮你去问问你伯伯。”过了一会儿，大概十分钟，他回来了，对我说：“不行啊，你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毕业生，就没有权利去听这个报告。等到明年她毕业了，再去听伯伯的报告吧。”

    第二天，伯母在给周家亲属召开的家庭会议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她说：“伯伯星期五晚上要给应届大学生做报告，之前，国镇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父或爷爷去作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第二年我高中毕业了，那一年给我们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彭真市长，我最终没有机会听到伯父对毕业生做的报告。

    是的，我从小到大，始终不怕我的伯父而怕我的伯母，这种情结长久地存在我的心中。在母亲的晚年，我曾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一直以来，七妈对我太严、太厉害了，害得我老想躲着她。”母亲是这样解释的，她说：“你七妈那时说了，说你是个好学生，品学兼优，总受老师表扬，一直顺顺利利的。她认为你有骄傲情绪，必须要对你严一些，不能让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护士郑淑芸阿姨后来也曾这样劝过我：“其实那时你七妈和我常在一起聊天，她还说我是她的‘谈伴’。但是在你们面前，她却非常注意，决不随便说话，不说那些闲言碎语，所以你要理解你七妈。”噢，难怪如此。记得小时候伯父就曾批评过我，说我有“骄娇二气”，我那时并没当回事儿。现在看来，伯父可真不只是说说而已了。伯母自然也就跟着要认真地扳一扳我的这个“骄娇二气”了。也就是说，在我那严格甚至严厉的伯母身后，其实始终都站着一个强大的伯父。伯父虽然对我们很和气，也很平等，但伯父的纪律、伯父的家规却是如钢铁一般坚定和不允许被破坏。毕竟如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子侄们必须要做到像毛主席对他的子女们所要求的那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才是最重要的。伯父把教育子侄们的任务交给了伯母。伯父曾对我们说：“你们的七妈，她一个亲人都没有，她这一辈子都在照顾周家人了。”面对伯父的重托，伯母决心要在我们心中竖立起一个表率的样子来，生怕由于自己哪点做得不够而给孩子们带去不好的影响。性格热情活泼的伯母这样做真是活得很累，但是正如她曾对我说过的那样：“只要想到这么做是对的，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了，就可以‘从必然王国迈进自由王国’了。”

    ● 伯父要求周家子弟“背叛封建家庭，走一条革命的路”

    一年又一年，渐渐地，周家的子侄们都长大了，这时，伯父对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期待呢？1964年8月2日，伯父专门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召集到西花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封建家庭”。伯父首先讲到我们的家庭出身，说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说：“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说谎、讲排场，有许多坏东西，我小时候都见过。”他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的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就提高不了。”“封建家庭上一代贪污、违法，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我当时对伯父的讲话没怎么听懂。我想我从小生长在新社会，接受党的教育，封建思想我有吗？贪污腐败我怎么没看见啊？再说地主、资本家、封建官僚阶级不是都消灭了吗？我们这一批在政治清明、生活简朴的年代里长大的青年确实不理解伯父他老人家到底在担心什么。只是我没想到，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也老了，封建的东西，贪污腐败的现象，反倒全都看见了，这时才明白伯父当年的担忧决不是多余的。

    伯父在会上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周家的年轻人怎么办。伯父说：“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路。”什么叫革命的路呢？毛主席曾要求他的女儿长大后，去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伯父则对周家的年轻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他希望我们去做工人、做农民、去当兵。

    其实这件事，伯父早就开始做了。前面说过，伯父曾给他的一个侄孙女周国盛安排去石家庄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其实建国以后，周家有亲戚给伯父写信，或者干脆到北京来找伯父，要求给他们安排一个工作，伯父都没有答应，这一次伯父却是破例给周国盛安排了工作，并且一再鼓励她要在工厂里坚持干下去。每当周国盛从石家庄来北京看望他和伯母时，两位老人都会向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有一次陈老总从东花厅那边过来找伯父，伯母也向陈老总介绍周国盛是“周家第一个工人”。陈老总笑着点头说：好，好。大家都知道，伯父伯母从来反对别人送他们东西。有一次伯父的一个老部下给他送来一筐南方的桔子，伯父按比这筐桔子高两倍的价钱还给了对方。这位老部下从此再也不敢给伯父送礼了。还有一个周家的亲戚从南方过来，送给伯母两把小藤椅，伯母立刻批评她说：“我什么时候说让你给我送东西了？”所以我们后来工作了，谁也不敢给他们送东西，生怕挨批评。但是国盛那时来北京，给两位老人带点梨和枣这样的土特产，伯母不但不批评，还会立刻将梨和枣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并且大声说：“大家快来尝尝，这是我们周家的工人送来的梨子和枣。”伯父后来感慨道：“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1961年夏天，我哥哥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正赶上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农村灾情严重。为了减轻农民的压力，政府决定这一年少从农村征兵，而多从城市里征兵。伯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表态他要带个头。怎么带头呢？就是他动员哥哥放弃考大学而去应征入伍。哥哥很听话，就去当兵了。因为身体条件好，哥哥被送去航校学飞行，毕业后当了一名飞行员。伯父又安排他去广东前线，那时大陆和台湾还处于冷战状态，蒋介石还念念不忘要反攻大陆，我们的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都属于备战前哨。伯父希望周家的子弟要站在备战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国效力。由于哥哥很听话，牺牲了上大学的机会去当兵，又去了前线，伯父对他也格外关照。记得哥哥在刚当兵有了一点津贴后，马上想着买了一双袜子送给伯父、一块香皂送给伯母。两位老人不但不批评他，伯母回信时还说：“袜子收到了，谢谢你。伯伯穿着很合适。”以后凡是哥哥带给他们的小礼物，一盒月饼啊，几斤桔子啊，给什么他们都说好。

    伯父还希望周家子弟去做农民。在1964年的这个家庭会议上，伯父就说了：“我们周家没有一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他做工人。但是，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农民呢。”这时候，我四弟秉华说话了，他对伯父说，他和班上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准备明年高中毕业以后一起去农村插队。他们要学习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伯父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表态说：“秉华说要去农村，好，我和你七妈支持你。”第二年秉华毕业时，赶上西城区武装部开始征兵工作，秉华因体检合格，就被征去当兵了。伯父知道后对他说：“既然部队征到了你，你去了就好好干，不过你将来复员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去实现你当农民的理想。”1969年秉华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厂当了一名工人。1975年6月的一天，伯父从医院回到西花厅，秉华去看望伯父，伯父首先问秉华：“你还在劳动吗？”当听说秉华已经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当了一名干部时，伯父很吃惊又有些遗憾地说：“哎哟，你怎么也当干部了，和你大姐一样。”伯父要求秉华回单位跟领导说说，争取每个星期仍然下工厂劳动三天，最少也要争取下来两天。

    1965年夏天，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该考大学了。那一年中央美术学院不招生，来招生的只有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两所学校。工艺美院教的不是油画、国画、雕塑什么的，而是实用美术设计，比如花布印染、陶瓷设计、建筑设计、商品包装设计。也就是说，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是艺术家，而工艺美院培养的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美术设计师。艺术家有名有利，而美术设计师在那个年代大都分在工厂、出版社、进出口公司等单位。同学们当然都愿意去考浙江美院。而我可能受伯父的影响太深了，太知道他希望我们去做什么。虽然我没有主动报名去农村，但是，去当一名能够直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美术设计师，我还是很乐意的。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我自然想到了伯父。我希望老人家能给我一些指导。于是到了周末，我就去了西花厅，正赶上伯父在吃饭。我先进水果房找到张树迎叔叔，告诉他我有事要和伯伯说。张叔叔说：“你等会儿，你伯伯正在吃饭，等他吃完饭我就告诉你。”果然，过了一会，张叔叔从客厅回来说：“你伯伯已经吃完饭了，你去吧，说话短一点，他马上要出去开会了。”我赶忙走进客厅，见伯父两手叉在腰上，正来回踱着步子，好像在想着什么问题，我过去对他说：“伯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已经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了。”伯父停下来转身望着我说：“噢，你高中毕业了？”我说：“是，今年来我们附中招生的只有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我想报考工艺美院，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伯父不再望着我，他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抱在胸前，开始说话。他没有说你就去考工艺美院吧，也没有说你就不要考浙江美院了。他只是像在和你商量讨论一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工艺美院学习的专业都是直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缺乏这方面的设计人才。”我说：“是，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可以为农民设计他们喜欢的花布、被面什么的。”伯父又说：“另外，我们国家出口商品的质量应该说很好，就是因为包装设计跟不上，到了国际市场上就卖不出好价钱，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换汇率。我们的商品到了国外，人家换一个包装，价格马上就上去了，这样我们在外贸上面是很吃亏的。我们需要尽快培养一批装潢设计人才。”伯父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国家目前非常需要一批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美术设计人才，然后就不再多说了，剩下的他让我自己去考虑，去决定。我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说：“伯伯，我知道了，那您忙吧，我不打扰了。”我回到学校，在高考报名表上，只填了两个志愿，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科。

    在这里我不想说自己当时的觉悟就比其他同学高，实在也是因为我在美院附中的专业成绩一直不算好。班上的小天才太多了，他们玩一样的去画画也能拿到5分，而我能得一个4+就不错了。我又一次对自己没有了信心，不过毕竟是学了几年绘画，不能做一名优秀的画家，去搞美术设计还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承认，这也是我去报考工艺美院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同学们纷纷酝酿着自己要报考哪所大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徐庆平告诉我，我们这种艺术专科学校的中专生也可以和普通高中生一样报考普通大学。徐庆平说他已经决定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了。徐庆平是绘画界的泰斗徐悲鸿的儿子，他母亲廖静文阿姨希望他去学习法语，将来有可能像他父亲一样，去法国学习绘画。我就想：既然徐庆平能考二外，那我也一样能去考二外呀，没准儿我在学外语方面有前途呢。这样又在一个周末，我忘了是由于什么原因，正好我有个机会能和伯父一起吃饭。于是在饭桌上，我就跟伯父提出来说：“伯伯，我们班的徐庆平，他是徐悲鸿的儿子，他说要去考二外，那我也想考二外。”伯父没有批评我怎么这么没主意，一会儿一变，他沉默了一下，忽然用俄语问了我一句话，原话我已经忘记了，意思是：“你能用俄语翻译吗？”我应该回答说“能”或者“不能。”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嗑嗑吧吧地回答了一句。伯父说：“这么回答也可以，但是不够准确。”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想：伯父这是想让我自己测试一下自己的反应能力怎么样，再考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学外语。看来我的反应能力确实不够快，得，我还是老老实实去报考工艺美院吧。

    “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在当时是全中国的一件大事。北京市的中学生立刻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年我的五弟秉和16岁，六妹秉建15岁，他们先后去了农村，秉和去的是延安，秉建去的是内蒙古。他们临走前，伯父伯母特地请他们吃饭，鼓励他们好好锻炼，扎根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做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考虑到他们去的都是偏远地区，交通信息不发达，两位老人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一般人也要工作几年才能买得起。秉和秉建来到农村以后，两位老人自始至终关注他们，和他们通信，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71年，秉和秉建在他们插队的地区被部队征召入伍。伯父知道后，立即让他们脱下军装，仍然回到农村去劳动。当时全国有上千万青年学生在农村劳动锻炼，农村条件非常艰苦，一些家里有条件的学生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去部队当兵了，毕竟部队条件比农村要好得多。这个时候，伯父坚决地把五弟六妹又送回了农村，让他们和广大知识青年同甘共苦，坚守在农村。后来五弟秉和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因为是延安地区推荐的，伯父不好干涉，但他又不甘心，他对秉和说：“延安需要水利人才，你去学水利吧，毕业后再回延安，为延安人民服务。”六妹秉建后来回北京探亲时，伯父已经生病住院了。伯母允许秉建和伯父通电话，秉建对伯父说自己想去上大学，提高文化水平，毕竟她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才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伯父在电话中说：上大学可以，但是要学习蒙文，毕业后留在内蒙古，为蒙古族人民服务。

    最近伯父有一个堂侄写文章回忆说，伯父要培养他、提携他当干部。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我记得1964年8月3日党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伯父恰在8月2日这天把周家的子侄们召集来开会，谈话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背叛封建家庭，去做工人、做农民、去当兵，自始至终他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去当接班人、去当干部的话。他的意思还不清楚吗？伯父这天还提到了毛主席，他说：“毛主席为革命牺牲了6个亲人，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流过血呢。”

    1961年夏天，哥哥秉钧参军前去西花厅向伯父告别时，伯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认为我这个当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我会管得比这个严得多。”

    今天，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我没有像伯父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一个工人或者去扎根农村，但是，我遵照他老人家的教诲，几十年来始终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从不敢利用他老人家的声望去求官求财，去为自己谋利益。我想，伯父伯母两位老人家天上有知，至少还能给我打一个及格的分数吧。

    谢谢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