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以后伯母给我们定的几条家规

    1952年9月我要上学了。上学之前，伯母曾带我和哥哥去过王府井一家商场买衣服，没有警卫，只有伯母的生活秘书霍英华阿姨跟着伯母。商场里人很多，一楼卖百货，二楼卖服装。上下两层是通着的，一楼是个大天井，走到一楼中间，左右两侧有木制楼梯，沿楼梯上到二楼，为防止人掉下去，二楼的边上则是用半人多高的木制栏杆围住的。栏杆里侧摆了一排木板，上面堆满打折的衣服，伯母也挤在一群妇女中间为我们挑衣服。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久，没有人认出她来，她也很享受这种自由购物的乐趣。她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一件带花色条纹的棉线织的线衣，共产党的干部还在实行供给制，毛衣她是买不起的。但是她说：天已经凉了，你们也该加件衣服了。这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伯母上街给我们买衣服，以后她就很少有机会自己上街购物了。那家商场后来经过改建，就成了今天的王府井百货大楼。

    我上学的学校正是哥哥所上的八一小学。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军队的干部子弟，其中很多学生的家长都还正在朝鲜前线打仗。学校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同学们不但起床出操要动作迅速不许迟到，连一天三顿饭也都要集体排队进食堂，老师不喊“开动”，谁也不许动筷子。大家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都是统一发的，谁身上也没有零花钱，也没有人比吃比穿，而是要比谁更艰苦朴素，谁能做到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学校每学期评选优秀班集体，都是拿当时宣传的中国和苏联的战斗英雄的名字来命名，比如黄继光班、董存瑞班、卓娅班、舒拉班。学校还定期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去农村参加劳动，干不了重活没关系，可以除除稗草、挖挖花生，就是培养你的劳动意识。到了周末，同学们可以回家了，学校位在海淀，离城里较远。北京军区各部门便出动大客车来接学生们回家，一接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孩子，即使有个别首长的小汽车来，也多是一辆车里接两家孩子。原来我在幼儿园时，每次回家都有二娘带着我，我们娘俩坐三轮车进城回西花厅。现在上小学了，伯母只好看西花厅哪位工作人员正好有空，就请他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当时伯父有两辆小汽车，伯母自己也有一辆小汽车，但是伯母说：“汽车是公家分配给你伯伯工作和开会用的，你们小孩子没有权利享用。”所以，每逢周末，当学校大门内的空场上停满了大大小小来接学生的汽车时，你总能看到还有一辆三轮车也停在校门口。一位脸色黧黑、身着粗布衫的三轮车师傅正带着几分好奇几分耐性向校门内张望着、等待着。不用问，那一定是邓大姐派人来接总理的侄子侄女回家了。说起来，这也算得上是当年八一小学的一景了。而三轮车的车费，自然是由伯父自己掏钱。其实在我上二年级后半学期之前，国家干部还正实行供给制，伯父每个月也只有很少的津贴。有的时候，西花厅的叔叔们都太忙，只能两、三个星期才接我们一次。伯母告诉我周末在学校可以去找哥哥玩，但是哥哥喜欢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校园里玩，登高爬低的，我去高年级男生宿舍就从来没见过他的人影儿，我只好去高年级女生宿舍找大姐姐们玩，这些大姐姐们的父母或是在外地或是在国外工作，还有的家长仍在驻军朝鲜，周末她们也没地方去，学校特别为不回家的学生们开放了图书馆和游艺室。

    大约在我快上三年级时，国家机关开始实行工薪制，伯父开始领工资了。而军队还是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还是不用交钱。但是伯父认为自己既然已经领工资了，就应该自觉为孩子们交伙食费。那一段时间，接送我们的叔叔会按月去学校的财会室为我们交伙食费。开始，只有叔叔一个人伏在财会室的窗口前交费，我站在一旁看着他，心里还觉得挺奇怪：为什么同学们都不用交伙食费，而我们却要交？但很快地，就又有几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家长也来财会室为自家的孩子交伙食费了。

    在西花厅，自从我上学以后，伯母便给我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家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就在我上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回家，伯母把我叫到她的书房里，第一次很严肃地找我谈话。她说：“你现在是一名小学生，而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你伯伯和我就要用一名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前面说到的不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我们上学，应该是伯母给我和哥哥规定的第一条家规。而这第二条家规就是让我和哥哥以后都要去大食堂吃饭。原先我们一直跟着伯母一起吃饭的，现在不行了。伯母还对哥哥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食堂的。”记得那天是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一只搪瓷碗，一只勺，和两毛钱（当时叫两千元），这两毛钱是几天的菜钱。我们两个小孩走出西花厅大门，横穿过一条小马路，又沿一条很窄的小巷子快要走到头了，才能到达中南海第三食堂，也叫国务院食堂。食堂里人很多，乱哄哄的。我找了一支买饭的队伍排在了后面。卖饭的窗口上方挂着菜牌，我个子小，得仰着头看，又认不了几个字，怎么办？就问旁边排队的叔叔，叔叔告诉我菜名和价格。我记得那天第一次吃食堂，我买了一个馒头，一碗二分钱的素炒白菜。当时“二”是繁体字“贰”，我就是从这菜牌上学来的。从那时起一直到我上大学，凡住在西花厅，住在中南海，我始终是吃食堂。除非个别情况，家里有外地的亲戚来，伯父伯母请亲戚吃饭，我或者可以跟着蹭一顿。

    第三条家规是我不能再进伯父的办公室了。从此以后，那里就是禁区。我们只可以在伯父吃饭时，或者他饭后几分钟的休息时间里，过去坐在他身边，和他说几句话。也有时我们在值班室看小人书，听见电铃响了，卫士叔叔要去伯父的卧室照顾他起床，叔叔临走前会嘱咐我们：“你伯伯起床了，你们赶快站到他办公室门口，等他进办公室之前见你们一面。”伯父来到办公室门口，见到我们，顶多也只说一句话：“噢，放假了？”或“秉钧呢？他去哪儿了？”如果五弟六妹也正好在，他会说：“小六又长高了些嘛。”多数时候，他连话也顾不上说，只是看我们一眼，就转身进了办公室，或者直接出西侧门开会去了。有时伯父去外地开会，回家时伯母会通知我们：“伯伯一会儿就到家了，你们现在去前院等着接他。”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经常性的，而是要看伯父忙碌的情况而定。而伯父的办公室那边，若是有客人或者有工作人员带小孩来看望两位老人，伯母照样还会抓这些小客人的“公差”，安排他们进伯父的办公室“打扰”一下伯父。伯母会说：“恩来呀，你看看这是谁家的孩子来了？”伯母就是这样想尽办法，见缝插针地为伯父安排哪怕一两分钟的时间见一见孩子们，换换脑子，调节一下紧张劳累的神经。在伯母的心目中，保证周总理的健康，那可是党交给她的一项重要任务啊。

    伯父的办公室不能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能进，与此同时，伯母还不许我们去打扰秘书们的生活。1950年代初期，西花厅大门外的西边有一个院子，也叫南小院，里面住着西花厅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总理办公室主任李琦叔叔的大女儿延玲正好和我一样大，我便常去南小院找她玩跳皮筋。有一个礼拜天，我们俩在院子里跳皮筋玩的正高兴，延玲的妈妈王泓阿姨过来对我说：“咪咪，阿姨中午包饺子，你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饺子吧。”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整天都吃大食堂，大食堂的伙食当然比不上王泓阿姨的饺子，再说我和延玲还没玩够呢，舍不得走，就留下来在她家吃了一顿饭。第二个周末回到西花厅，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就专门嘱咐我：“以后不要在别人家吃饭了，还是去大食堂吃饭吧。”成元功叔叔外号“孩子王”，他管着我们的生活，食堂的饭票都是他发的。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秘书叔叔家吃过饭了。

    除了不能打扰秘书叔叔们的生活，更是不能去打扰其他中央首长的生活，这应该算是第四条家规。当时，国务院属于中南海的丙区，丙区除了住着周总理等个别领导人，再就是有国务院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而中南海的甲区则住着比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伯母从来不允许我去甲区，她说：“你伯伯说了，你们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所以，甲区的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我基本不认识，只认识邓小平副总理的女儿邓楠和邓林。她们一个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一个是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的学友。即便如此，我也不能随便去邓家玩。记得我小学毕业时，和我同班的邓楠考上了师大女附中，我则要继续留在八一学校念初中。好同学要分手了，邓楠约我暑假里去她家玩。我告诉了伯母，伯母帮我和邓家联系好以后，告诉我要从国务院大门出去，沿府右街往南走到中南海甲区的西门。她说：“你到了那边的警卫室以后，报上你的名字，请叔叔们帮助你给邓家打个电话，让邓楠出来接你。”弄得我好像是他们邓家从四川老家来的亲戚似的。其实，住在中南海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丙区的孩子去甲区玩，从大院里走，警卫战士也都认识他们，也不需要报什么名字。但是伯母就是这么严肃认真和一板正经，所以我没有那种优越和自由。

    下面我再说说西花厅的第五条家规纪律。第五条家规是什么呢？那就是“三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当时并没有专门给我这么明确地归纳这“三不”，但实际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比如不能进伯父的办公室啊，出去不要说家里的事啊这些。伯母曾以她自己为例对我进行教育，她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而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告诉我。”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五年级。后来，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在班上说起他昨天在他父亲的办公桌上看了一份大参考。大参考当时是专供高级干部参阅的，一般干部都无权看。这个小男孩就是想吹吹牛，可我听了心里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个家长怎么这么不当心，文件怎么能随便放。”可见伯母的“三不”纪律已经在我这个小学生的心里扎下根了。尽管我还不完全理解“三不”纪律的重要性。可是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再到退休，我确实做到了不在外面提及与西花厅有关的任何事情。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吴德峰同志的女儿吴持生回忆她父亲，说解放前她父亲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做隐蔽战线的工作，那时的纪律就是这“三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儿子罗援也谈到他父亲当年始终坚持“三不”原则。这我才明白，原来伯母是拿当年的革命纪律在要求我们啊。

    伯母一方面要求我们做到这“三不”，另一方面她老人家又模范带头，自律甚严，从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泄密的机会。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和伯母在客厅里正说着话，保健大夫进来说想和伯母讨论一下总理本周的伙食安排。伯母马上和大夫进她书房去商量了。前些年我采访西花厅的厨师安振常师傅，安师傅告诉我说平时都是他们厨师和伯母商量总理的伙食表，这一次一定是总理感冒了。他说：“你七妈不想让你知道你伯伯感冒了。”

    我在这里将“保持安静”列为伯母的第六条家规。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工作和休息不受干扰，安静始终是西花厅的第一要素，几十年不变。这一点我从小就懂得，也一直遵守着，以至长大后养成了十分好静的习惯。不过偶而地我也有过一次疏忽。那是在我上高中时，一个周末的下午，伯父在办公室里办公，我来到对面的水果房找报纸，看见正在值班的张树迎叔叔，便坐下来和他聊起我们学校最近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说着说着竟不自觉提高了嗓门，张树迎叔叔立刻将他的食指靠在嘴上发出“嘘——”的声音来提醒我。我一下子明白了，耸耸肩膀，赶快压低了声音。的确，从小到大，我除了5岁半时在院子里跳皮筋被张叔叔提醒，以后一直都很注意小声说话。所以这次的失误让我记得很清楚，同时也记住了卫士叔叔的警觉与敬业。

    西花厅有许多工作人员，伯母的第七条家规就同他们有关了。伯母规定我们必须要尊重在西花厅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对秘书、干事，还是警卫、司机、厨师、医生、护士及后勤服务的同志都要有礼貌，见面要打招呼，要叫“叔叔”、“阿姨”。伯母说：“这些同志是组织上派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所以，一直以来，在我和哥哥眼里，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是我们的长辈。而且，他们是在为党工作，为国家工作，我们没有权利让他们也为我们小孩子服务。相反，如果我们哪里做得不好，他们出面管我们也都是应该的。前一阵子听朋友提起某位首长的孙子上学忘了带家庭作业，老师让他回家去取，他说：“没关系，让警卫员开车送来。”这位小朋友把首长的警卫员当成他们家的仆人了，随便支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种情况在西花厅你想都不敢想。 

    今天，我们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见到原来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仍然要恭敬地称呼他们“叔叔”、“阿姨”。2006年初，原中南海警卫局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我代表周家晚辈在会上发了言。我说：“按照中南海的规矩，当年凡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我们做晚辈的都须称呼你们‘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们：你们跟着毛主席、周总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你们辛苦了！值此新春之际，我们在这里祝愿你们健康、快乐，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一段时间，我的姐姐、哥哥、弟弟身体状况都还不错，腿脚也都还灵便，每逢春节，我们会分成几组，买好年货，到各位叔叔阿姨家去拜年。如伯父当年的秘书马列叔叔、钱家栋叔叔、陈浩阿姨，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伯父的两位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张树迎叔叔；卫士乔金旺叔叔、韩福裕叔叔，还有曾照顾伯母生活多年的霍爱梅阿姨、霍英华阿姨等等。周家鼎叔叔住在国防大学，路途较远，当时又不通地铁，未能前往，但是我们也和他通了电话。

    ● 伯父送我们回家过普通百姓的生活

    同学们会说，这么多家规约束，那你的生活多枯燥，多没劲呀。其实也不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西花厅又增加了几个孩子，一是伯父在重庆时期工作时的警卫副官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到北京来，托伯父伯母帮助照顾，他们也住进了西花厅。这样，我和姐姐、哥哥住的东厢房肯定不够住了，况且东厢房还要给值班的护士阿姨等工作人员留出地方来。伯母就把我们这几个小孩都送到前院门洞旁边的东小院去住，也省得小孩子多了，难免叽叽喳喳地影响伯父休息。东小院是小平房，每间房里有两或三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两屉桌、一把椅子，条件和大门口的警卫战士住房一个标准。与此同时，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和她的三个孩子，也被安排住进了前院水榭旁的一处房子里。平时大家都住校，到了假期，几个孩子都回到西花厅。伯母让我们组成一个假期学习班，由大孩子管小孩子，每天一同出操，一同去食堂吃饭，一同做假期作业，作业做不完谁也不许玩。做完功课，大家在一起玩，打乒乓球，看哥哥们打篮球，听大姐姐讲故事，在前院的亭台、假山、回廊和干了的水池一带玩捉迷藏，还一起去游泳池游泳，去图书馆看书，过得很快乐。而且，自己的内衣裤、手绢、袜子也要练着自己洗。有时伯父伯母出来散步，经过小平房，还会进屋抽查我们的个人卫生。哥哥后来对我回忆说，有一次伯父散步来到小平房，正好看见哥哥屋子里扔着没洗的袜子，结果哥哥挨了一顿批。伯父对男孩子们管得更严一些。

    我们在前院过暑假，伯父在后院紧张地工作，而每当伯父出来散步，便会在前院看见我们这群小孩奔跑的身影，听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声。我想，在伯母的心里，这对伯父就是一个最好的放松和休息，这样的安排应该是一个最理想的安排。

    然而伯父却不这么看，伯父认为，孩子总是住在西花厅，太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孩子的成长没有一点好处。于是，暑假过后，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从东城搬到西城一处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里，伯父就让我和哥哥回家住了。他对我们说：“出去不要说和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不久，我大姐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分到朝阳区教育局，她也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西城的家在机织卫胡同，就是现在金融街购物中心的位置。院子里住有4户人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房子虽然是比以前大了些，但家中人口还是多，除了父母、我和哥哥、四弟，家里又添了五弟、六妹两个小娃娃，还有照顾他们的两位老大娘，房子就不显得宽绰了。五弟和照顾他的朱大娘跟我睡一张大床，旁边一张床睡的是六妹和另一位潘大娘，哥哥睡在客厅兼书房的起居室，四弟则是晚上临时搭一张行军床睡。这样的格局让我感到很不适应，再去西花厅的时候，我就对伯母诉苦，说家里太挤了，妹妹睡觉还老哭闹，我不习惯。伯母听了很不高兴，十分严肃地批评我说：“人家老百姓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能住，你为什么就不能住。”

    五弟秉和生于1951年11月，六妹秉建生于1952年10月，是个早产儿。伯父伯母十分疼爱家中这一对解放后出生的“金童玉女”。伯母还特地给他们起名叫秉和、秉建，喻“和平建设”之意，那正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年代。

    由于父母都有工作，每天要去上班，便请了两位老大娘来到家里帮助照顾五弟六妹。后来，在伯母开始领工资后，有一天，她特地把这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吃饭，伯母对她们说：“现在，我们家又添了两个孩子，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就请你们二位多费心了。”两位老大娘临走前，伯母还送给她们每人100元钱。她们十分珍惜这份厚礼，每人给自己打了一副金耳环戴上了。伯母听说后对母亲感慨道：“哎哟，我可不敢给自己打什么金耳环。”

    我家原来住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那处房子，由于夏天太阳晒得厉害，房子小又不通风，才8个月大的五弟秉和头上憋出了许多热疖子。小男孩又疼又痒，整日哭闹不止。当时母亲还正怀着六妹，伯母知道后，干脆就把母亲和五弟以及照顾五弟的朱大娘接进了西花厅。白天母亲和朱大娘抱着五弟去中南海门诊部换药、烤电，傍晚时分，伯母则陪着母亲，用小车推着五弟，妯娌二人一起在前院的花园里散步纳凉。就这样，母亲带着五弟在西花厅度过了一整个暑假。直到五弟的热疖子完全治好，才把这个漂亮的小男孩送回家，又健健康康地还给了父亲。

    小六妹秉建一岁的时候得肺炎住进月坛儿童医院，这事又让伯母十分惦记，她托卫士谢廉珍叔叔去我家看望。在附给母亲的信中，伯母写道：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了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望将小六的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 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祝好。

    大姐
    十一月三日”

    还有一次，伯母在信中写道：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祝好。
      吻五、六儿。”

    每次父母带五弟六妹到西花厅来玩，伯母总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糖、花生和水果，哄他们吃。而我平时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吃饭的时候，伯母最喜欢看胖乎乎的小六妹大口大口吃肉的样子。她曾羡慕地对母亲说：“你快看，你看小六吃得多好，我就做不到。”

    回到家里，再没有叔叔去学校接我们了。每到周末，上小学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上三年级的我和上二年级的四弟秉华一同回家。我们从海淀坐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再换7路公交车到家。家里只给我们来回的车费，没有多余的钱。不过，那个时候小学生们差不多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哥哥为了能省出点零花钱好给我们买零食，常常带我们步行走到中关村去乘车，3个人就可以省1毛5分钱。再大一点了，我们干脆从学校一直走到动物园。那时社会治安非常好，白颐路上没有什么高楼和汽车，只有公交车、自行车，还有马车。路边的草丛里点缀着白色、黄色的小花，还藏着许多螳螂和蚂蚱。高高的白杨树为我们一路遮荫，远处是一片又一片的庄稼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我们就一路走一路玩。到了动物园，可以买上几块水果糖再去搭车。下车后，在胡同口的小人书摊再租上两本小人书，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看完了才心满意足地回家。那时大家都清贫，但是我们很快乐很安全。

    冬天家中没有暖气，父亲身体不好，有胃病，他仍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全家人生炉子。生好炉子，做上一壶水，他就上班去了。周末和假期在家时，母亲让我们帮助做家务，擦地，倒垃圾、倒炉灰，做煤饼这样的活儿是哥哥和四弟做，我负责带五弟、六妹玩，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傍晚带他们到院子里乘凉，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学唱歌。国庆节，街道组织胡同里的居民去长安街看游行仪仗花车。父亲说两个老大娘平时很辛苦，也没什么娱乐，他让我和四弟陪她们一起去看游行表演，当然还要用小竹车推上五弟和六妹。国庆节的晚上，父母带我们去西花厅，伯父在天安门主持焰火晚会。当时中央首长可以带家属子女上天安门看焰火，但伯母不让我们跟着伯父上天安门。她说：“你伯伯上天安门是有工作，你们不能去。”伯母带我们全家一起散步到中南海的海边，隔着宽阔的湖面，就可以看到对岸的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礼花。海边还有一些国务院的普通干部也带着孩子来看焰火。伯母坐在岸边的凳子上对我父母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看完礼花焰火，伯母拉着五弟六妹的小手，一家人散步回去，伯母边走边说：“小五，小六，你们知道吗，咱们共和国又长了一岁。”

    春节前，街道副食店开始向市民供应节日副食，一人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一两香油，二两粉丝什么的。我和四弟去排队，天寒地冻，一站就得是半个多小时。有一次四弟带六妹去排队，还把六妹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把六妹送回了家。我家附近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还给学生们组织了寒假期间的专场电影，价格便宜一半。

    1958年春节前夕，伯母托人带给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是一大坛子米酒，我还有印象——秉宜注），请转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者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至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玩，交她带回105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念！
      又及。 ”

    我的姥姥王玫曾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做了25年小学教师，解放初期，国家需要人才，伯母见她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便介绍她到全国政协图书馆工作，使老人的晚年也有了稳定的收入。姥姥于1957年底退休。细心的伯母为此特意在信中向老人表达了慰问。

    有一年的春天，伯母从南方养病回来，父母带我们去看望伯母。西花厅的院子里开满了白色和粉色的海棠花，大家在院子里赏花时，陈老总从东花厅那边散步过来找伯父，看到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就走过来和伯母打招呼。伯母向陈老总介绍五弟、六妹，说这是总理最小的侄子侄女。陈老总一边低头笑着打量五弟和六妹，一边操着我不太听得懂的四川话点头称道：“嗯，好嘛，一对金童玉女。”

    后来，五弟六妹长大一些后，有时也会乘公交车去西花厅玩。当年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姜贵春对我回忆道：你七妈总觉得你弟弟妹妹年纪小，每次他们来西花厅玩，走的时候，大姐就是不能放心，她让我把孩子们送到大门口，给他们叫一辆三轮车，付好车费，再嘱咐那个车夫一定要把两个孩子送到家门口，并且还要求我别忘了记上三轮车的车牌号。

    五弟六妹该上小学的时候，伯父已不愿意再安排他们进八一小学了，而是让他们进了普通学校，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叫赵登禹路小学。伯父一直认为孩子们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容易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不利于他们的成长。1955年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曾专门对学校的干部子弟讲话，嘱咐他们不要做八旗子弟。1964年夏天，伯父在给周家亲属开会时也专门谈到“新中国的青年不要学八旗子弟”，我印象中，他并没有说“周家子弟”，而是说“新中国的青年”。他还说八旗子弟后来废弃武功，养尊处优，几代以后就没落了，变得只会提笼架鸟，斗蟋蟀，玩物丧志，清王朝最终葬送在他们手中。五弟六妹很听话，从小学到初中，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胡同里，甚至后来去农村插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伯父是谁。前几年，大概是2011年左右，有一次五弟秉和去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参加一个活动，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是北京和平门烤鸭店的老总，姓姜。大家聊起来才知道都是35中学的校友，还是一个年级的。姜总十分感慨，说在学校就从来没听说过还有同学是周总理的亲侄子。我后来想这正是伯父所希望的，希望我们一直生活在老百姓当中，希望我们一直做一个老百姓。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就好像是一群小土豆，伯父要把我们这些小土豆深深地埋进人民群众的土壤里。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干部，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伯父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105元来帮助父亲，主要是用于家中孩子们的学费。有时父亲胃病犯了，伯父还会再给他增加一些营养费。记得1990年代我去看望张树迎叔叔，他对我回忆说：“有一天我进你伯伯的办公室，他忽然抬起头嘱咐我；‘同宇那边的生活费别忘了送过去。’唉，你伯伯真是什么事都要操心到。”后来由于父亲总是犯病，胃疼起来不能正常上班，伯父便要求父亲提前退休，伯父对父亲说：“你不能为人民工作，就不要再拿着人民给的钱了。你退休吧，你生活有困难，我养着你。”父亲退休后，伯父每月给我们家的生活费从105元提升到120元。伯父不止一次告诫我们“生活上要向劳动人民看齐。”有一次他还提到司机老杨叔叔（杨金明），说老杨叔叔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九口人。他说比起老杨叔叔，我们家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而伯母则负责接济我的二娘（即二伯母）。二伯父去世早，二娘没有工作，身体又不好，伯母每个月给她50元生活费。二娘经常来北京看病，所有的医药费、住院费甚至住招待所的费用，全是伯母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1975年11月的一天，哥哥去西花厅看望伯母时，伯母对哥哥说：“你知道吗，二娘去世了，这样我的负担也轻了些。”伯父伯母除了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伯父的老同学老部下等，凡生活有困难的，他们也都会给予资助。比如老杨叔叔，伯父每个月都补助他几十元。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曾对我回忆说：两位老人这样做，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找政府申请补助，就可以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 伯母说：“你伯伯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

    我虽然回到了家里，但假期时间也会经常去西花厅玩。有的时候我忘了去，西花厅哪位叔叔来我家送东西时，就会告诉我：“你七妈说，让你去玩呢。”以前每个学期的期末，老师发了成绩册，我都要交给伯母看，现在照样要给她拿去看。我当时功课比较好，又比较听话懂礼貌，属于好学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伯父伯母的表扬。上三年级时，有一次我的作文在学校评比得了奖，母亲把作文送到西花厅。伯父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用红铅笔在作文本上帮我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还说：“下次有好的作文再拿给我看。”可这件事情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表扬我。不但没人表扬，伯母反而专门把我找来谈话，说我最近有骄傲情绪，要注意了。她还说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多少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今天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尚且不敢骄傲，尚且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等等，说得我一声不敢吭。那天西花厅偌大的客厅里就只有伯母和我一老一小这么面对面坐着，那个场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一次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学校组织同学们去观看全军运动会的开幕式。我回到西花厅后告诉伯母说：“我们去看了运动会开幕式，可是有一支仪仗队走得不怎么整齐。”伯母听了很不高兴，说：“学校组织你们去观看运动会，是要你们学习运动员顽强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的精神。你不想着向这些叔叔阿姨学习，却一上来就评头评足，这么不虚心怎么行。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了这一句话她又批评了我有10多分钟。我真是怕了她了。那时我眼中的伯母，就是这样一位十分严厉的老革命，对我的管教一刻也不放松，你做得好也不表扬，做得不好却是一定会挨批评。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期末，我的作文成绩没考好，自己觉得很丢脸，母亲也责怪我在退步，可是按照惯例我还得去西花厅上交成绩册。记得那一天我真是硬着头皮走进伯母的书房，把成绩册交给了她，然后老老实实退回水果房里，一声也不吭，只等着她会出来把我数落一通。我没想到，这一次伯母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我白紧张了半天。这件事让我打心里感谢她老人家。为了不辜负伯母的信任，我暗自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作文成绩再追上去。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伯母这一次对我的宽容。因为在我看来，好像一个小学生功课不好被家长训斥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她还是一名人民教师呢。不过母亲在晚年时对我倒是也谈起过伯父曾对她的一次批评。那还是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四弟秉华特别贪玩、不爱学习，母亲怎么批评他都没用，于是母亲只好带着他去西花厅向伯父告状，说这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考试又经常不及格，真是太不争气了。伯父立刻阻止了母亲的抱怨，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多引导他，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他有了兴趣，自然就会好好学习了。”

    还是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哥哥说，前几天周家有一个亲戚去看望伯母时，曾对伯母提到：我们周家与鲁迅家是亲戚。伯母听了很不高兴，批评她说：“你不要老想着和名人攀亲。”伯母又嘱咐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和哥哥，让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有攀附名人的思想。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老百姓心目中的名人都是谁呢？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这些文学大家，是赵丹、白杨、张瑞芳这样的大明星。那时，还真没有人把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看成是名人。为了配合伯母的教育，父亲又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家的籍贯是在浙江绍兴，家族的祠堂叫“百岁堂”（正名锡养堂，俗名百岁堂），我们和鲁迅的那个周家不属于一个祠堂。父亲没有说鲁迅家的祠堂叫什么堂。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家的祠堂叫德寿堂。我那时是个非常不爱说话的孩子，听了父亲的教诲，我只在心里说：“知道了，我保证做到不去攀附名人。不过，要是和鲁迅家真的是亲戚，那该有多高兴啊！”这个“不去攀附名人”的思想一直管着我，以至到了本世纪初，老革命家的后代的红色活动开始兴起。记得我第一次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活动，一看来的都是著名资深老革命家的子女，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因为不熟悉，我只好在他们的座位旁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人家不来打招呼，我都不敢贸然上前大模大样地去做自我介绍。

    还有一次，差不多也是在1955年左右，有一天，我去西花厅玩，伯母和我在客厅说话，说的什么我全忘了，反正都是一些革命的道理。但是我却记住了一句，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伯母这句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不知道怎样才叫做“为周家服务”。当时的社会比较清明，以权谋私的现象不像今天这么普遍和公开，比起今天的小学生，我显得很没有见识。不过，没有听懂我也不敢瞎问，只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直到1997年我在参与编辑《周恩来家世》一书时，才看到绍兴编写组记录的一件事，说是1950年代，绍兴有一个本家亲戚来北京要求伯父为他安排一个工作，伯父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是国家的总理，人民的总理，但不是周家的总理，大家经济有困难，要找工作，应该找当地的政府。”也许当时伯母认为应该把这句话也转告我，以达教育儿童的目的。

    1960年秋天，我已经上初中三年级了，有一次老师在政治课上专门给我们讲述了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哲学关系。毛主席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即是一个飞跃。”有一天，伯母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学过毛主席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哲学思想？我说：老师教过了，不过还不太懂得。伯母说：我也学习了，现在我来对你讲一讲我的学习体会。去年国庆十周年大庆，我参加了国庆宴会。在宴会厅，我看到好几个我过去的老战友，她们分别坐在其它的餐桌旁，离我比较远。我很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心情非常激动，真想走到她们身边，和她们说说话，问问她们现在的状况。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去，如果我站起来越过几个桌子去找她们，如果大家都学着我的样子，也站起来乱走动，那宴会大厅里就全乱了。我必须遵守纪律，顾全大局。想到我是为了全局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利益，这样做才是对的。我的心里就平静下来，不再着急难受了，这样我就从必然王国达到了自由王国。伯母在这里说的“必然王国”是指一个人由于客观矛盾而产生了内心的郁闷苦恼，“自由王国”则是指通过思想斗争，自己提高了认识，从而使内心变得平和舒畅。伯母是在告诉我一个共产党员遇事要以大局为重。

    1962年10月我过18岁的生日，那时的人们普遍不讲究过什么生日，可是我却认为18岁我就成人了，总要有个纪念才好，于是我就找父亲要了几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去西花厅时，我把照片送给伯母一张，又告诉她这是我18岁的生日照。本来我从小是个闷葫芦，伯母无论说什么，我都听着，并不搭腔的。这一回不知为什么却主动把照相的事告诉了她老人家。也许认为自己长大了，可以向她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了。不曾想却又被伯母当堂浇了一瓢凉水，她沉下脸批评我说：“你过18岁生日，应该多想想自己这一年都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不要老想着去照什么相。”直吓得我更不敢乱说话了。

    伯母每次见到我，总要这样对我进行革命教育，要求我凡事首先要想到这样做是否有利于革命。反倒让我对“革命”二字感到十分费解，因为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革命”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想：革命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地主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资本家不是也已经被改造了吗？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也已经被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不是在搞建设了吗？怎么还要革命？！我不知道，今天的革命其实就是院子里的果树结了果子要上交给公家、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还很困难，西花厅的房子即使旧了也不能重新装修、就是周家的孩子们周末放假不能派小汽车去学校接送，就是老百姓还没条件去北戴河避暑、周家子女就不能跟着伯父去北戴河避暑、就是要回到胡同里过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干部子女不能特殊化。否则，就会如伯父所说“那样我们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我当然更不知道，早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六不”：“不祝寿”、“不送礼”、“不敬酒”等等。而其中第一条就是“不祝寿”，这是毛主席告诫全党关于继续革命的指示。是啊，这也就难怪伯母这位老红军战士生我的气了，连毛主席都说了“不祝寿”，何况我这一个毛孩子，还说什么生日不生日。如今想起来，让我尤其感到惭愧的是，我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近二十年，真的从没看见他们为自己过过什么生日。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天。当然，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即使我去问伯母，她也不会告诉我，不但不告诉，还会反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就是西花厅的家规，小孩子不要瞎问大人的事。

    不过，我的这位严肃的、一板正经的伯母，对别人家的孩子却非常好。有时我陪她老人家出去散步，若路上看到有工作人员带着小孩也出来散步，伯母会立刻笑眯眯地弯下腰来，亲切地和这些小朋友拉拉手，逗他们说说话。她能叫得上他们的名字，夸奖他们的时候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还关心地向孩子的父母打听他们的健康情况。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也真的是不能平衡：七妈怎么对人家的孩子都那么热情，对我为什么不能和蔼亲切一点？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她毕竟是伯母，是家长，她要怎么样，我又有什么奈何呢？还有一次，护士郑淑芸阿姨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她陪伯父伯母去中南海的湖边散步，看见月亮又大又圆，伯母便高兴地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唱完还要求伯父接着唱下一段，伯父笑着没有回应。听了小郑阿姨的介绍，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伯父伯母在湖边、在月光下那生动有趣的情景，原来我的伯母竟是如此活泼可爱。但是，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
所以，我承认，对伯母这位老革命，我一直都是心存畏惧的。

    ● 儒雅和气、待人平等的伯父

    相比之下，伯父则要和气得多。我眼里的伯父是一位儒雅而可亲的家长。我和哥哥小时候常常在伯父吃饭时，过去坐在他身边陪他说会儿话。至今印在我脑海中的餐桌前的伯父，永远都是衣着整洁、头面光鲜、神采奕奕的样子，他脸上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衬出了那两鬓间十分明显的青兰色，那是他每天刮胡子留下的痕迹。伯父的络腮胡子长得非常快，护士王力阿姨曾对我说：“总理有时候早上才刮了胡子，下午要去接外宾了，一看，又长出来了，还得再刮。”而且伯父的胡子还非常硬，一般国产的剃须刀刮不动，用不了几天就坏。成元功叔叔说，1954年伯父去日内瓦开会时，公家发给总理的一点外汇津贴全买了美国产的“老人头”牌剃须刀片，才算解决了困难。伯父的手纤细而灵活，白皙的手背上青筋毕现。在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中又单单伸出几根长长的眉毛，父亲也有，人家说这叫长寿眉。当他望着你的时候，那炯炯有神目光透露出的永远是温暖与关切，让你常常感觉不到他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我从上幼儿园起就不爱吃肉，伯母对我和哥哥的评价是：“一个专吃菜不吃肉，一个专吃肉不吃菜。”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伯父回头望着我对我说：“咪咪不爱吃肉，其实肉是能吃的，现在伯伯吃一块肉给你看。”说完他夹了一片广东腊肠放进嘴里，一边吃一边望着我说：“你看，我吃进去了，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我也抬头望着伯父，就是不说话。伯父看出了我的执拗，倒也没有再勉强我了。近二十年，我为整理周家家世，采访了许多周家的老人，才知道原来我爷爷就是这么一个不爱说话和执拗的脾气，所以我猜，当年伯父看到我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的样子，一定在想：这孩子怎么和她爷爷一个脾气。

    过去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是有许多规矩的，比如吃饭时，晚辈要等长辈动了筷子，自己才可以动筷子。长辈吃完一碗饭，晚辈要主动去为长辈添饭等等。伯父在这方面没有对我们定过任何规矩，甚至他吃过一碗饭再要去添饭的时候，也从来不许别人帮忙，一定是自己去添饭。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教我们去树立自立与平等的意识。

    总的来讲，伯父和我们小孩子说话并不多，也从不讲“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的大道理，不过他却很愿意听我们说话，你跟他说什么都行。他听着，并不随便表态。你说得不对，他也不会拉下脸来批评你，给你上纲上线。他更在意的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所以我上学以后慢慢地有什么想法也很愿意对他说。大概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一天傍晚，伯父吃过饭，带我和哥哥去国务院紫光阁看京戏，伯父很喜欢京戏。从西花厅到紫光阁的路上，哥哥一边走一边嘀咕说：“京剧一点都不好看，我最不爱看京剧了。”我跟着说：“我也是，我也不爱看京剧。”伯父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爱看？京剧是很好看的嘛。”哥哥就说：“咿咿呀呀唱了半天，什么都听不懂。”我也跟着哥哥说：“就是，一点都听不懂。”伯父顿了一下，说：“可是京剧确实是非常好的艺术啊！”然后就不说话了。也许他在考虑，京剧这么好的艺术，是否应该有所改革，做到让年轻人也听得懂，也喜欢。

    还有一次，大概是在1958年冬天，伯母去南方养病。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也陪她去了南方。有一天，伯父请留在北京的张元阿姨的三个孩子吃饭，我和哥哥也坐陪了。吃饭时，我们几个小孩瞎聊天，说起最近一个有名的诗人写了好多首诗，不过写得都不好。伯父认识这个诗人，他听了就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张元阿姨的大女儿阿米（肖远音）就说这个诗人为了配合大跃进，赶时间，来不及仔细琢磨，结果诗写得都像大白话，不够文艺了。我接着说：我在新华书店看过这本诗集，写得的确太像大白话了。伯父听了，只说了一句：“噢，你们是这么看的。”然后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批评我们。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大姐秉德去农村参加四清工作。一天大姐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在客厅里，大姐对伯父谈起了她工作中遇到的不合理问题。她说得很激动，我站在一旁，看看大姐，又看看伯父。那时我上高中了，也开始关注社会上的事了，就特别想知道伯父对这个事情会怎么看。但是伯父双手抱在胸前，站得笔直，眼光微垂，是在很认真地听着，听完后他就去了办公室，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当时可真让我失望。大姐后来对我说，她反映的这件事，伯父很快就找有关部门给解决了，只不过与工作有关的事，伯父不会当我们的面随便议论。

    有时和伯父聊天，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来，他愿意和你讨论。要是他认为你说得对，他就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一次我二伯的儿子周荣庆来北京出差，伯父请他吃饭，我去坐陪。吃饭时，伯父说我：“你是学美术的，学美术就要善于观察。我看你一点也不观察你荣庆大哥。”伯父说得对，可是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我就强词夺理说：“那我吃饭的时候怎么观察呀！”伯父没有拉下脸来批评我不懂礼貌，反而说：“你说的对，吃饭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吃饭。”我听伯父这么一说，反倒非常不好意思了。我想伯父身为国家领导人都这么谦虚、平等地对我们晚辈，倒显得是我不虚心，是我不对了，我以后一定要向伯父学习，有错就承认。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也做到了与她平等相处。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对，一旦我的女儿向我提出来，我一定承认错误。

    不过，伯父看我们的眼神，有时又是机警和敏锐的，让你感到无论有什么想法，他都能一眼望穿你的心思。我念的高中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有一次伯父刚吃过午饭，在客厅休息几分钟，我和姐姐过去陪他说会儿话。姐姐性格热情活泼，她对伯父提起她最近刚看过的一个画展如何好看云云，表情十分激动。我自恃是学美术的，便觉得她的评论颇不内行，虽然没有说什么，脸上却显出了嘲笑的表情。伯父这时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眼光十分锐利，好像在说：这样可不好，这是对姐姐不尊重嘛！伯父这一看还真管用，我立刻收起那嘲笑的表情，知道自己错了。并且，从此以后还真的是很注意自己的态度，再也没有对别人表现出任何的不尊重了。

    伯父对我说过的还有一句话，是我一直记着的，那也是在我上高中时期，有一天伯父忙中抽空，和大家一起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记得参加的人除了工作人员，还有我和姐姐秉德。姐姐生性活泼爱运动，她和伯父打球打得很开心，而我平时不爱运动，也不会打乒乓球，只能站在一边当观众。伯父看我总站在一旁，就招呼我上去和他打一场。没法子，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了。可是才打了两下，我一个球就打到伯父那只受伤的右胳膊上了，伯父的右胳膊自然是躲闪不及，很吃力地向上拧了一下，我也不由自主“哎呀”叫了一声便停下来，带着一脸的歉意地望着伯父。伯父说：“接着打。”我说：“不行，我不会。”伯父说：“不会就要学，坚持学就会了，坚持就是胜利。”伯父打球的时间一般不长，十几分钟不等吧。打完球，伯父要进办公室了。走之前，他望着我，又嘱咐了一句：“你要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以上这些事情虽然都很小，但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那么生动鲜活，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最终也没学会打乒乓球。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整理周恩来在教育亲属和反对封建家庭旧习俗方面的事迹，也一直在挖掘考证我们周氏家族的历史。在挖掘考证的过程中，也曾多次遇到难题，似乎再往前就走不下去了。每当这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伯父对我说过的那句话：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伯父就是这样一位待人和气平等又非常讲道理的大家长。但是话说回来，他老人家和气平等讲道理，并不等于我们做晚辈的就可以举止随便没规矩。在西花厅，在我们周家，家长是家长，晚辈是晚辈，这之间是有礼数有距离的。伯父和父亲他们是那个封建时代又是旧家庭出来的人，在他们上中学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即我们的四爷爷给他们立的家规是：“上街看见女孩子，要把头转向别处，不许盯着看人家。”他们的身上便留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烙印。所以，伯父骨子里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待人接物极有分寸和原则。举个小例子：我五、六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伯父经常会拉着我的小手出去散步。后来我上学了，回到父母家了，每次去西花厅，伯父对我这个小学生也要很正式地握一握手，不过再陪他出去散步时，他不会再拉着我的手了。再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再去西花厅，伯父和我握手又改成了那种外交场合的握手方式，即并拢四个手指，只轻轻地碰一下你的手而已。

    我小时候每逢过年，伯父伯母总会邀请在北京的周家人全都到西花厅来聚一聚。记得有一年春节在西花厅，我看到伯父给前来拜年的我的几位堂兄讲话。那几位哥哥都已经工作，是大人了，伯父讲的什么我并没有听见，只看到伯父站在客厅的沙发前，几位哥哥则围成一个半圆站在伯父对面，他们一个个恭手直立、站有站相、礼貌恭谨地在聆听伯父的教诲，那场面不知为什么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由巴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里的镜头。哥哥们深厚的家学教养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那时的我和弟弟妹妹们还只能算是一群老实巴交、不吭不语的“小土豆”而已。

    相比之下，最活泼的要数伯父和伯母的干女儿孙维世了。维世姐姐每次都是卷着一连串爽朗的笑声走进西花厅，见到伯母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又是“好妈妈、好妈妈”地叫着（维世姐姐在苏联学习生活了近10年，苏联人习惯称母亲为“好妈妈”），她的热情给老太太哄得直合不上嘴，也同时活跃了整个西花厅。但是只要伯父从办公室一走出来，维世姐姐便立刻变得规规矩矩，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好几个8度。维世姐姐也是个十分懂礼数的人，她在我的几位堂兄面前说话就很注意分寸。我的堂兄周尔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伯母让尔均哥夫妇代表她请维世姐姐去外面餐厅吃饭。吃饭时尔均哥谈起1946年他在上海时曾向伯父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伯父没有同意的事，维世姐姐听了十分感慨，她说：“我们这些烈士子弟，总理和小超妈妈千方百计把我们找到，不但把我们送到延安，还送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他们对自己的亲属却那么严格。”

    维世姐姐有一个养女叫小兰，有一年伯母从外地养病回来，父亲和母亲去西花厅看望她，正好维世姐姐也带着小兰来了，中午大家在一起吃饭。小兰那时大概才5岁，小孩子调皮，不好好吃饭，维世姐姐让她安静些。小兰耍脾气，伸手打了维世姐姐一下。这可把一向儒雅和气的伯父给激怒了，只见他把筷子“呯”的一下拍在桌子上，厉声斥责小兰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母亲！”吓得小兰一下子止住了哭闹。这件事也是我母亲在晚年对我回忆的。

    伯父非常爱自己的两个母亲，尤其是他的嗣母陈氏，亦即他的十一婶陈氏。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籍苏州甪直，寄籍江苏宝应县。2000年5月，我去看望我的本家姑姑周美娟，美娟姑姑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她说：“小时候听家里大人讲，十一婶是个才女，能写会画，天上飞的什么鸟，她都能在纸上画出来。”美娟姑姑还说：“陈家和周家订亲，十一婶还没嫁过来，十一叔就死了。家里有人劝她退婚，十一婶没有同意。她主动要求家人为她开了脸以后，就一个人来到了周家。”在封建社会，女孩子出嫁那天，有一个美容的仪式，即用线绳绞去前额上零散的碎毛发，使额头显得光洁美丽，这叫“开脸”。按照当时的封建伦理，女孩子一旦订了亲，就是人家的媳妇了，就不能退亲了。陈氏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了遵循封建的礼教，就这样勇敢地走进了周家的大门，时年21岁。我的太爷爷周攀龙十分感念陈氏的义无反顾与自我牺牲，便做主将爷爷的刚满半岁的儿子大鸾（即伯父）过继给陈氏为嗣子。从此以后，抚养大鸾便成了陈氏唯一的精神寄托。伯父在1946年9月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的采访时曾向他回忆说：“叔母即嗣母陈氏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女花》、《再生缘》等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5岁的伯父在上学前就已经开始跟着陈氏学习念书、写字。陈氏自己在家中也是整日看书写诗和画画，所以伯父还说过：“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伯父1945年在重庆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为了培育童年的伯父，陈氏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然而，由于周家的家境日渐衰落，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全压在了我的祖母万氏身上。1907年秋天，祖母因操劳过度患肺痨去世。陈氏失去了祖母这个唯一的靠山，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万分痛苦地告诉自己9岁的儿子说：“我恐怕也活不长了。”第二年的夏天，陈氏便患病去世了，走的时候才只有31岁。1918年1月，伯父已经留学日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了一会，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不知道还想着我这个儿子没有。”

    所以伯父最见不得有谁对自己的母亲不尊敬，这一点伯母和父母他们都知道。今天伯父一发脾气，全家人谁也不敢吭声了。

    伯父对自己的过去，比如他去过日本、法国留学这些事，他在黄埔军校、在上海、在中央苏区、在重庆、在延安担任什么职务等等，他从来不说。伯母也只偶尔一次对我说过她长征时爬雪山，从山上滚下来，差点摔破了头。总之，伯父还有伯母的革命事迹，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也是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伯父去世以后，在粉碎“四人帮”集团以后，从大量的回忆周总理的书籍和文章中，才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而关于周家的历史，具体怎么回事，伯父更是从来不讲。那会儿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随便谈及自己的家史，全社会都在划分阶级成分。像我们周家，用伯父的话说是“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所以凡是周家的年轻一代参加工作后，伯父和他们谈话，总不忘记提上一句：“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我们要批判封建家庭。”所以，有关周家的历史，我也是从伯母去世后，走访了北京、绍兴、淮安、扬州、江都、南京、上海、杭州、连云港等地，向周家亲属们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又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合作编写《周恩来家世》一书时，获得绍兴与淮安提供的有关史料，才一步步有了越来越全面具体的了解。

    尽管伯父和我们说话不多，尽管他不是在办公室一坐几个小时不出来，就是出去开会，或者出差去外地，使我们较少能见到他，而更多地是听从伯母的管教，但是没有人怀疑他才是西花厅的大家长。有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听到客厅北边通道传来伯父轻轻地咳嗽一声，就知道伯父起床了。伯父没有进客厅，而是沿着北通道从乒乓球室那边出门去开会了。每当这时，我的心里总会生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觉得有伯父在，我是安全的。许多年后，我才听说毛主席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总理是一棵大树，我们大家背靠大树好乘凉。”对了，就是这种感觉，我的伯父周恩来，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大管家，他会尽自己的全力管理好我们的国家，他会竭尽全力照顾好我们大家。有一年，伯父对母亲谈起父亲退休的事，母亲问伯父：“七哥什么时候退休？”伯父回答说：“我就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