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周恩来与侄女周秉宜在中山公园看芍药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3年，邓颖超与侄女周秉宜（前排右）和侄子周秉钧（前排左）、周尔辉在西花厅前院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6年，周恩来与王士琴(右二)及其子女在西花厅后院小桥上合影。右一周秉德，右三周秉建，左一周秉宜，左二周秉和，左三周秉华。（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9年春节与秉宜（后左二）、秉华（右后）、秉和（前右二）秉建（左一）及秘书们子女。（中红网红色图库）

    孙书记、马校长，南开中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受到邀请，能和南开中学的同学们座谈，一起缅怀周恩来总理。首先我要声明一下，尽管我从小在西花厅长大，在我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前前后后也有近20年，但是我不敢说我就已经很了解他们了。今天，为了和同学们座谈，我特意准备了一篇文稿。在向同学们介绍我曾经在西花厅经历过的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故事的同时，也等于在和同学们一起追寻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追寻他们清正廉洁、严守纪律、心系百姓的公仆精神以及他们为教育周家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 我们兄妹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

    先向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周家。

    我的曾祖父名叫周攀龙（官名起魁，字云门），大约于清同治年间从老家浙江绍兴来到苏北，在淮安府做了几十年的刑名师爷，晚年还署理过知县并补从六品衔，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好。由于周攀龙在周氏家族中大排行四，故他这一房又叫老四房，人们亦称他为周四太爷。周攀龙大约去世于1898年底或1899年初，他去世后，老四房的家势很快就衰败下来了。

    我的祖父周劭纲（字懋臣）是周攀龙的次子，他共生有3个儿子，即我的大伯恩来、二伯恩溥和我的父亲恩寿。周劭纲本事不大，只是一个小职员，挣的工资很少，养不起3个儿子，所以经济上一直靠他的哥哥周贻赓（字曼青）给予帮助。20世纪初，周贻赓在东北奉天度支司做财会工作，奉天度支司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财政厅。不过周贻赓也只是一名科员，工资也并不很高，而周家其他几房兄弟的家境这时就比我们老四房好许多了。他们有的在京城邮传部任郎中、有的在直隶总督府工作，还谋得了一个知州的官衔；有的在津浦铁路任职、有的在山海关关署任职，收入都很高。周贻赓自己没有孩子，为了重振老四房的家业，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智商超群的大侄子周恩来身上。

    1910年，周贻赓把周恩来接到东北去读书。100年前的中国的家长和现在没什么两样，都是想方设法要把家里的孩子、尤其是功课好的孩子送进重点学校读书。周贻赓给周恩来安排在东北念的两所小学——铁岭银冈书院小学部和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都是属于在当时开风气之先、教学质量优等的小学校。1913年，周恩来该上中学了，周贻赓从亲戚那里得知天津有一家十分著名的好学校南开中学。当时南开中学与天津长芦盐运司有合作关系，长芦子弟进南开有一定的照顾，周曼青就托亲戚帮助他从奉天调入天津长芦盐运司工作，同时把家也从奉天迁到了天津。为了培养侄子，周贻赓可算煞费苦心。1933年夏，周贻赓在天津去世，终年61岁。十年后的1943年夏的一天，我大伯父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值夜班的小战士张颖聊天时提到了周贻赓，他说：“四伯对我恩重如山。”周贻赓在他这一辈兄弟中也是大排行四。

    我祖父周劭纲长年在外奔波，做点小差事，生活很不稳定。1938年春天，伯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写信给祖父，让祖父去武汉找他。祖父到达武汉时，正面临着日军即将大举进攻武汉，祖父随即跟从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撤退，经湘乡、衡阳、桂林，最后落脚在贵阳。1940年，伯父又把祖父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生活。1942年夏天，祖父在重庆去世，终年68岁。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一家居住在天津。父亲周同宇（恩寿）开一家小货栈，母亲做家务。当时，我们姐弟共有4个：大姐秉德、二哥秉钧、我和四弟秉华。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伯父伯母将我们一家从天津接到了北平。解放前中国的妇女大多没有工作，也没有地位，共产党号召男女平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母亲在新社会的感召下，也应聘了一所中学，当了一名俄文教师。为了帮助母亲适应新环境、新工作，这年夏秋之际，伯父伯母把我和大姐秉德、二哥秉钧3个孩子陆续接进了中南海，暂时由他们来照顾。姐姐进中学，哥哥上小学，我被送进了幼儿园。在幼儿园，我的名字叫周咪咪。我们全是寄宿制，周末才回中南海。四弟秉华只有3岁，就留在了母亲身边。

    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形，我还有些印象。开国之初，为筹建新政府和恢复国内经济，伯父的工作千头万绪。9月，伯母受中央委托去上海邀请宋庆龄进京参政，任务完成后她就病了，住在颐和园休养。所以我在幼儿园一住就是3个月不能回家，周末由我的二娘（即我的二伯母）王兰芳照顾我，当时她就在我上的那家幼儿园工作。12月的一天，伯父和父亲的六堂伯、我们叫六爷爷的那位老人家从扬州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傍晚，伯母在西花厅接待了六爷爷周嵩尧和他的孙子周华章。父亲下班后也赶了过来，伯母就说：“把咪咪也接回来吧。”伯父的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新世姐姐当时也住在西花厅，她后来对我是这样回忆的：“我们大家都去了前院，等着要看你，说小咪要回来了。等了一会儿，接你的汽车回来了。我们一看，哎呀，车里走下来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孩，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黑葡萄似的，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真好玩儿。那时你也就四、五岁吧。小超妈妈（指邓颖超--作者注）拉着你的手，大家一起回到后院。又过了一会儿，总理才从外面回来。”

    而在我的记忆中，则只有伯父见到我以后立刻把我举起来又举过了头的那个镜头。我看到这位陌生的伯伯抬头望着我，笑得十分开心。我还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服，人长得又白又胖，由于皮肤白，就衬托着他的头发、眉毛和那一双大眼睛都格外的黑。有几个大人围在他的身边，他们也都穿着黑色的棉服，也都高兴地望着我，其中有一个老爷爷还留着花白的长胡子。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和大人们一起开心地笑，低头看着这位双手把我举得高高的陌生的伯伯，我紧闭着嘴，只顾害怕了，心里紧张兮兮地在想：“你可千万别松手，你一松手，我可就掉下去了。”现在回想，那天站在伯父身边的，应该有我父亲周同宇（恩寿），有六爷爷周嵩尧和他的孙子周华章，还应该有伯父的秘书何谦叔叔和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几个大人。

    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的胆子这么小，四弟秉华可就比我勇敢多了。就在两个月前的秋天，父亲母亲曾带着刚满三岁的秉华去颐和园听鹂馆看望伯父和正在养病的伯母，伯父也是这样子把秉华举起来，甚至还把他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秉华开心极了，咯咯地笑个不停，一边又在伯父的帮助下，举起小手拼命地去够听鹂馆那个大门的顶框。

    哥哥秉钧也曾对我回忆过他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1949年的9月，哥哥从天津来到北京后马上被安排进了华北军区荣臻小学（后改为八一小学）读一年级。当时伯父还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丰泽园有好几进院子，每排房子前面都带回廊。这天，哥哥由何谦叔叔带着走进丰泽园，在一个回廊的拐角处，哥哥见到了对面走过来的伯父和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当知道哥哥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伯父既没有搂抱他，也没有叫他的小名，而是伸出手来，直视着哥哥的眼睛，就像对待大人一样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哥哥的回忆让我想到，这正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过去，一个男孩儿一旦进了私塾念书，家中的长辈们，主要是男性长辈，祖父、父亲、伯伯叔叔们都不会再叫他的小名，而是要称呼他的学名了。如果他还没有“字”，那就一定要给他补上一个“字”，这样他和同学们就可以以字相称了。小孩子一旦上了学，家长们也就开始了对他的严格管教。当然，伯母对我们的称呼就不像伯父那么严谨，除了大姐秉德、二哥秉钧，剩下的我们4个小的，伯母始终是“小咪、小四儿、小五、小六”地叫，一直到我们长大工作，甚至成家有了孩子，她老人家也没有改一改。

    同学们可能会说，你伯父是国家领导人，他又那么喜欢你们，你们住在他家，生活各方面不是也会跟着享受很高的待遇吗？事实还真不是这样。下面我想通过自己小时候在西花厅生活的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来看看两位老人家在教育周家后代的问题上遵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西花厅。西花厅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一所招待宾客的房子，现在的话叫“皇家会所”。解放前这里还是原北平市政府的所在地。同学们可能在周邓纪念馆参观过那个复制的西花厅，多少会有些印象的。西花厅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很大，是个大花园，有草坪、花圃、鱼池、水榭、亭台、长廊和满院子的树。院子北面的高台上矗立着一座颇具规模的大殿，大殿门楣上方的牌匾写着“西花厅”三个字，西花厅的人都叫它前客厅。由于周总理一直分管国家的外交和统战工作，而那时国内外许多人又都还不了解共产党和新中国，因此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也许是考虑到这个前客厅正好可以用来接待中外宾客，他便住进了西花厅。

    在前客厅的西侧有一间机要室，因为是设在和前客厅平行的高台上，我们小孩子们就叫它“高台”。现在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担任顾问的赵炜奶奶和另外几个同志就在这个机要室工作，他们专门负责处理收发文件，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

    前院的最南头有东西两排小平房，中间有一个宽敞的门洞，从门洞出去是西花厅的外院。外院呈长方形，像一个篮球场，院子北边也的确安放了一只篮球架。外院的东边是汽车库，一排6间灰色的车门，所以我们管这个外院叫车库。外院南头是西花厅的大门和一排警卫战士的住房。把着大门的那一间则是一个传达室，每天上午准时有一个黑脸膛大嘴巴的年轻人骑辆摩托车来送文件，大家叫他小方。建国初期，国务院各个部门只有1到2辆自行车作为公车，谁需要谁用，只有小方独享一辆摩托车，每天一阵风似的来回奔跑在中央和国务院各机关之间传送文件，在我们小孩眼里十分拉风。小方把文件送到传达室，会有高台机要室的同志出来负责接收，再将文件分类，交给各位主管秘书。我记得当年我在车库玩时，常常看见你们的赵炜奶奶抱着一大包材料和文件从传达室往回走。那时她才20岁出头，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让我很羡慕，因为我们学校不让低年级女同学留辫子，只许梳短发。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留上这么长的辫子。

    现在再来说说西花厅的后院，西花厅的后院，北房是主房，有周总理的办公室、书房，有我伯母邓颖超的书房和两位老人家的卧室，有一间带着小餐厅的家庭客厅，我们叫它客厅，也叫后客厅。在周总理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卫士的值班室，但大人们一直习惯叫它“水果房”。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清香，但我很少见到有水果摆出来，大概这名字是从旧北平市政府那时沿传下来的。水果房的墙上装着电铃，方便周总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卧室，只要一按电铃，卫士们可以随叫随到。

    后院的西厢房一排全是秘书们的办公室。这里的秘书也都是老革命、老干部，他们有的从延安过来，有的从东北过来，有的从新四军过来，还有的是跟随周总理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过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老同志又汇聚在中南海西花厅，一起辅助周总理工作。

    后院东厢房的几间则比较机动，家属、客人、工作人员，谁需要谁住。50年代初，我和姐姐、哥哥就住在东厢房。

    因为毛主席习惯夜间工作，周总理的作息时间必须同毛主席保持一致，也是从夜间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左右才休息，休息到上午10点半左右起床，再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5点，年复一年，都是这样的循环。记得我还没上学时，和姐姐、哥哥住东厢房，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早上起床后，从东厢房出来，穿过院子去北屋客厅找伯母吃早饭。伯父在休息，整个大院十分安静，只有一个哨兵在院子里静悄悄地来回走动着执勤。大片的阳光洒满了庭院，穿过回廊，照在西厢房的一长排玻璃窗上。古建筑的窗户非常大，又没有拉窗帘，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秘书叔叔们已经伏在窗前办公了，他们的神情非常严肃和专注，连头都不抬，更没有人理会窗外走过的什么小孩。

    我还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周末，天黑了，我穿条小花裙子独自坐在东厢房门前的台阶上乘凉，看到院子对面秘书办公室的那排窗户一片灯火通明，那正是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刻，秘书们也都跟着周总理在加班。那个镜头深刻地印在我一个儿童的心里，它告诉我一个人长大以后应该是怎样工作的。后来，当年负责对苏工作的秘书马列叔叔对我回忆说，那时我们和苏联方面事情的确比较多，我们的部队到朝鲜后，重型武器装备都没有，坦克也没有，通讯器材也落后，铁路交通设备也不够，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有些是他们无偿支援，有些需要拿钱买，要定货，所以他们做外事秘书的都无法按时下班。另外，一位当年曾在志愿军司令部通讯处担任过无线电通讯兵的老同志周世恺也在给我的信中特别提到：“据我所知，志司领导通过我们电台与中央军委通信联络，都与总理密切相关。总理时任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志司发去的电报都经过总理审阅后，批示中央及有关部委执行。中央发给志司的命令指示，也都由总理签发。总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在战事、后勤方面发布命令指示，还为战士们的生活操心操劳，总理为志愿军亲自动手炒面粉，在全军奔走相告、传为美谈、鼓舞士气。”

    听到这儿，同学们多少有些明白了，西花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对了，它的正式名字叫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后来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这是一个办公场所，是周总理为辅助毛主席指导全国外交、国防、工业、财贸等各项工作的总参谋部。所以，住在这里的孩子们首先要学会遵守纪律和保持安静。

    记得我上幼儿园不久学会了跳皮筋，到了周末，我向小朋友借了一条橡皮筋拿回家。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顾不上吃早饭，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把皮筋拴在两棵小树上，高兴地跳起皮筋，一边跳一边还唱着歌谣。刚没跳两下，卫士张树迎叔叔很快从水果房跑出来，小声招呼我说：“咪咪，咪咪，快别跳了，你伯伯在睡觉。”打这以后我就非常注意了。每天早上从东厢房出来，要脚步轻轻地穿过院子、从北房的西侧门进入客厅。伯父不起来，不敢大声说话，而且再也不在院子里跳皮筋了。还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有一天，我一个人在东厢房做功课。当时，小学生的铅笔盒都是铁皮做的，我开盒盖时，不小心手一松，铁皮盒盖“啪”的一声翻到桌面上，我吓得心直跳：“哎呀，可千万别把伯伯吵醒啊。”如今想来，那时候我已经非常习惯说话轻、走路轻、动作轻了。用我伯母对我的评价就是：“说话慢、吃饭慢、动作慢。”

    ● 伯父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

    除了保持安静，我们小孩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拉上伯父出去散步。因为伯父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出去开会，接见客人，他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里工作，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窝。西花厅纪律严，守纪律的伯母只能站在办公室门口提醒伯父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换换脑子，而伯父常常是答应了，却依然一动不动。但是要保证周总理的休息与健康，那也是党交给伯母的任务。伯母就想出一个办法，让小孩子们去“打扰”他一下。伯父喜欢小孩，小朋友去叫他，他一般是不会拒绝的。我从5岁开始，就经常被伯母派去拉伯父出来散步。那时我还小，还不认字，也不懂事，还可以进伯父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都是卫士叔叔啊，护士阿姨啊，交待我进去叫伯父出来散步。有一个叫张永池的叔叔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小的时候特别老实，不爱说话，而且见人就笑。每次让你去叫你伯伯，你走到你伯伯跟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笑眯眯地去拉他的胳膊，你伯伯一准儿会站起来，带着你出去走一走。”一般情况下，伯父会带我散步到西花厅的大门口附近，有的时候他走到一半，又忽然想起什么来，就立刻返回，不再往前走了。也有的时候，伯父也会带我走得远一些，比如去中海的海边。记得有一次我们站在中海的岸边，看见湖面上划过来一只船，船上坐着一个长得像农民一样的伯伯，伯父和他打招呼。卫士叔叔告诉我：这位伯伯叫彭德怀，正在朝鲜前线打仗的志愿军都归他指挥。我知道抗美援朝，在西花厅的后厨房吃饭时，哥哥还教我唱过《志愿军战歌》呢，所以立刻记住了他的名字，觉得这个伯伯很了不起。

    我的朋友李延的母亲李玉明阿姨解放初期在政务院机要处工作，机要处就在西花厅的隔壁东花厅。李延有一次对我回忆说：“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有一天我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出来散步，走到西花厅门口，正好看见周伯伯带着你也出来散步。我妈就向周伯伯介绍我们几个小孩的名字：‘这是大妞，这是二妞，这是三妞。’我嫌‘妞’不好听，急忙向周伯伯更正：‘我们不是妞，我们是牛。’一下子把周伯伯给逗乐了，他笑着说：‘是妞也挺好嘛。’然后你们就回去了。我妈说：‘你看总理多喜欢咪咪，他老带咪咪出来散步。’”我告诉李延：“那一天的事我只有一点印象，就是记住了你们家有三个‘妞’，最小的三妞好像才3岁，长得很可爱。”

    有一张照片是我6岁时跟伯父去中山公园看花时照的。这一天，天还没亮，护士王力阿姨就把我叫了起来，她帮我穿好衣服，又给我在头上扎了个大蝴蝶结，也算给我打扮了一下。我好像还没完全睡醒，还迷迷糊糊地，就被王力阿姨带到了伯父办公室门前，阿姨弯下腰来嘱咐我：“咪咪，你进去，对你伯伯说，你要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我走进办公室，乖乖地按照王力阿姨教的话对伯父说：“伯伯，我要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伯父一看，这天刚有点亮，他们就把这个小女孩给叫起来了，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小孩也挺不容易的，那就去吧。就这样，伯父带着我，还有孙新世姐姐、王力阿姨，和值班的卫士叔叔等一行人就去了中山公园。后来王力阿姨告诉我说，伯父喜欢芍药花，尤其喜欢白芍药。每年中山公园的芍药花开了，他们都会想办法安排伯父去公园看看芍药花，也是为了让他休息放松一下。那天在公园里的情景，我至今还能有些记忆。印象中天空是阴蒙蒙的，其实那是5月中旬的黎明时分，天还没有完全亮。我跟在伯父的身边，听他对大家讲芍药花和牡丹花的区别。他说牡丹花是木本，芍药花是草本，你们看那个芍药花的枝干是草茎，牡丹花的枝干像棵小树。可如今我每次再看这张照片，看拉着我的小手的伯父，总觉得他的心思好像并没在公园里，而是还留在他的办公桌前呢。在花圃旁边立着十几个高大的铜铸的鱼缸，里面养着各种漂亮的金鱼。我个子小，手伸得再高也够不到鱼缸的边，王力阿姨便把我抱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金鱼，有红色，有黑色，还有白色、黄色的，个头都很大。有的头上顶着一个绣球似的冠子，有的顶着两个冠子，显得富贵华丽，非常好看，阿姨说这些都是当年皇家培育的鱼种。我正看得兴头上，伯父转身发现阿姨在抱着我看金鱼，立刻让她把我放下。于是我被放了在地上，只好一个人在那些高大的鱼缸中间转来转去，既着急又无奈，也不明白为什么再也没有哪个叔叔或阿姨肯过来帮我了。下一次再去中山公园就已经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了。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中山公园过队日，一进公园，我第一个迫不及待地冲到大花坛旁边找那几只金鱼缸。现在我长高了，可以自己去看望那些美丽华贵的金鱼了。鱼缸都还在原地，但是最漂亮、最华贵的那几尾金鱼却已经没有了。

    记得还有一次，幼儿园的一个老师教小朋友跳舞。这个老师大概是从农村招来的，文化水平低些，她教的那个舞蹈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两个人，像散步一样，哈着腰，背着手，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老头还要做出拿着长烟杆在抽烟的样子，很原始，基本不能算舞蹈。同学们知道，我们汉族妇女自宋代以来就实行裹小脚，小脚女人怎么跳得起来呢，所以旧中国的妇女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舞蹈。那么周末我从幼儿园回来，伯父吃过晚饭会有大约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伯母就说让我给伯父表演一个节目。我正好刚学了这个舞蹈，自己也想展示一下，就非常卖力地表演起来，一会儿演老头抽烟杆，一会儿演老太婆洗衣服，当然谈不上跳，只是在挪动步子而已。表演结束了，我就看着伯父，只等着他给我鼓掌或夸一句跳得好什么的。没想到伯父没有夸我，甚至没有笑，只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这个舞蹈没有什么意义嘛。”我没有受到表扬，心里很受打击。我想：我这么努力地表演，伯伯怎么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啊。我那时有5岁半了，可我并不知道伯父是做什么职务的，只知道他是我的大伯，是我父亲的大哥，好像也是个大官。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的爸爸是部长，那我伯伯也是个部长吧。我还没听说过“总理”这个官职，无论在西花厅还是在我父母那儿，没有人告诉过我。现在想起来，伯父面对一个不能算是舞蹈的“舞蹈”，那么严肃，那么若有所思，他一定是在考虑，应该怎样尽快发展新中国的舞蹈事业，让妇女们也能跳起来吧。不久，很快地，我们幼儿园调来一个文工团的阿姨教我们小孩跳舞。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间舞蹈，比如匈牙利的土风舞、苏联小朋友的友谊舞，还有扮演小动物的舞蹈等。后来又到一个周末，伯母说：“咪咪这次在幼儿园学了一个小猴子的舞蹈，给伯伯跳一个小猴子的舞吧。”可我还记着上次的委屈，这次说什么也不肯再跳了。大人们怎么劝都不跳，自己又说不出来，最后干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委屈。作家铁竹伟在帮我大姐撰写《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我当时在地上打滚尖叫。我没有，我生性胆小，在地上打滚撒泼的勇气和魄力还是真不具备。伯母看我哭，就说：“大家都离开这里，让她一个人哭吧。”大人们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哭鼻子的我。没有人知道这个一向很乖很蔫儿的小咪今天为什么哭，只有观察力超敏锐的伯父看懂了我的心思：是因为上一次跳舞他没有表扬我，还说我跳的舞没意义，我受了委屈，不想再给他表演舞蹈了。伯父就想弥补一下，哄我高兴起来。但是他不会哄小孩，不会过来摸摸你的头，或者搂搂你，再说点什么“乖乖”啊、“好孩子”啊这类的话，这方面他非常老派，有点像过去旧家庭中的大家长，是有威严的。那怎么办呢？于是有一天，伯父去北京饭店理发时，就特例地把我也带去了。北京饭店的理发室装修得很洋气，那些门窗呀、家具呀、理发用的镜台呀，全都是白色的，比老式陈旧的西花厅显得洋气多了。伯父把我安排在他左边的一个椅子上，有一个叔叔开始给我洗头。洗头时头要往后仰靠在椅子背上，我个子太小，根本够不着椅背，理发的叔叔给我找来一个小板凳，我坐在板凳上才差不多了。但是头往后仰还是觉得脖子有点硌，我回头看看伯父，伯父仰着头，闭着眼睛，脸颊上涂满了白色的泡沫，一声也不吭，让师傅给刮脸。我只好也乖乖地让叔叔洗头发了。能跟着伯父去北京饭店玩，我当然很高兴，只是他以后再也没有带过我去北京饭店，所以我至今对这事都记忆犹新。

    我后来还哭过一次，那是在我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那时我和大姐秉德、二哥秉钧住在东厢房，我们仨一人一张床。天气炎热，我跟着哥哥去游泳池游泳。游泳还没学会，倒先得了中耳炎。耳朵里灌水了，疼得我晚上直哭，睡不好觉。哥哥也睡不好，就去找伯母告状。伯母让王力阿姨过来给我打了一针。但是不管用，还是疼，又怕吵到哥哥，只好躲在被子里悄悄哭。第二天哥哥又去告状，于是晚上王力阿姨又过来给我打了一针，并且告诉我说：“这次用的是你伯伯的药。”我明白，就是说伯父知道了我的情况，是他吩咐王力阿姨用他的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药叫盘尼西林。当时还属于进口药，是专供中央首长的。王力阿姨走后，哥哥便给我下命令说：“今天晚上你不许哭了啊！”那天晚上我果然没有再哭，因为耳朵不疼了。

    公平地说，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小孩，我在西花厅从小到大那么多年，一共就哭过这么两次，而这两次恰恰还都是伯父帮我解了难处。

    因为伯父的作息时间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和伯母在一起吃饭。但是伯父在吃饭的时候，伯母常常会让我和哥哥过去，坐在他旁边，和他说会儿话。我现在能记住的事不多，只记得有一次，伯父一边吃饭一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为什么我记住了这件事呢？因为后来我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教的第一首唐诗也正是这首“锄禾日当午”。我当时就想：“欸，这首诗我会，伯伯已经教过了。”

    还有一次是伯父吃饭时，我和哥哥坐在他旁边，他对我说：“你要上学了，你的学名叫秉儀，这个‘儀’字笔划太多，你年纪小，怎么写得过来，你就改成适宜的‘宜’，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而且的且。”我听完伯父这么一说，马上跑出客厅，跑到秘书办公室去找马列叔叔。我为什么去找马列叔叔呢，因为在我一个小孩子的眼中，那些秘书叔叔都很严肃，不苟言笑，只有马列叔叔对小孩子比较和蔼，我只敢找他。我问他：“马列叔叔，什么叫‘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而且的且’？”马列叔叔找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个“宜”字，我就知道了。我拿着这张纸，回到客厅，伯父已经进办公室了，我就把这个“宜”字拿给哥哥看。这是我在西花厅唯一一次进秘书叔叔的办公室，而且是在我上学之前的事。我觉得伯父那时已经开始考虑汉字简化的问题了。建国初，我国4亿人口85%是文盲，政府开展全国性的扫盲工作已经有几年了，然而要想尽快地普及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字，能看报、会记账、会写信，谈何容易。我想伯父在为我改名字的时候，心里想的应该是汉字简化的问题吧。

    我小的时候长得很像我的祖母万氏，祖母是在伯父9岁时去世的，而父亲那时才只有3岁。1949年建国时，周家的老一辈人大都去世了，只有来北京的六爷爷当年见过我的祖母。在西花厅，六爷爷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说过：“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六爷爷还劝伯父说：“你就要了这个孩子吧。”作为有4个孩子的父亲也曾几次向伯父提出要把我过继给他，伯母也很愿意要我。他们都认为，把这个长得像自己母亲的小侄女留在身边，对从小失去母亲的伯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慰藉。我记得有一次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妈妈还专门到西花厅来给我做动员。她说：“咪咪呀，你看你七妈长得这么胖，你也长得这么胖；她长得这么白，你也长得这么白，你就给她做女儿吧。”（伯父大排行七，周家晚辈称伯母为“七妈”）但是伯父没有同意，为此他专门把我父亲找来谈了这件事。他说：“我要是要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又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伯父不希望我被惯坏，也看不得他任何一个侄子晚辈受委屈，他就是这么一个既严格又公正的人。事实上，伯父特别喜欢孩子，每一个他见过的孩子，他都对人家特别好。后来许多童年时接触过伯父的同志在回忆他时都会说一句：“我小时候，总理特别喜欢我。” 我相信那不是他们的夸张，而是他们切身的感受。

    ● 西花厅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几件小事

    下面我再讲讲我所记得的西花厅里执行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几件小事。

    195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伯父在前客厅招待外宾，好像是苏联的客人。那会儿苏联不是老大哥嘛，跟咱们关系好。天很热，招待科的同志特地给外宾准备了冰激凌。外宾走后，伯父也回办公室了，我和哥哥才能上前院去玩。刚好看见招待科的叔叔正在把一个装冰激凌的大铁桶抬出来，准备运回招待科。他把我们叫过去，顺手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冰激凌。反正冰激凌也不能留了，回去也要处理了。那个冰激凌特别好吃，奶油味很重。而当时一般老百姓都是没有条件吃到这么好的冰激凌的，顶多在街上买根水果冰棍、小豆冰棍什么的。伯母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那个招待科的叔叔就被伯母批评了一顿，以后我和哥哥也就再没机会吃到这样美味的冰激凌了。

    还有一次是秋天，西花厅院子里的大海棠树结了许多海棠果。一个姓宫的卫士叔叔比较喜欢和小孩玩，他找来一只大号的搪瓷缸，煮了一缸子海棠，又放了一大勺白糖，送给我和哥哥吃，我们都说这个煮海棠真好吃，他听了特别高兴。结果这个宫叔叔也受到了伯母好一通批评。他也不敢再随便摘树上的海棠给我们吃了。那时西花厅的院子里开始只有海棠，后来才又种了梨树、核桃树，还有两株石榴。每年果子打下来，伯母都会将大部分上交国管局。伯母说：院子里的树是公家的，结了果子就应该上交。剩下的小部分，伯母自己花钱买下来，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还会派人去送一点给我父母和弟妹吃。

    还有一次是1952年夏天，我们那个六爷爷要过80大寿，伯父在西花厅给老人家做寿，除了我们一家，还有六爷爷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是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晓枫，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后，伯父又带大家一起去颐和园游船。在颐和园，大家都上了船，船要开了，我却要上厕所，伯母没办法，只好留下宫叔叔和另一个冯叔叔在岸边等我，然后再带我划小船去对岸赶大船。那天是个阴天，昆明湖里种了大一片荷花，荷花已经不多了，只有绿色的荷叶在湖面上连成了一大片，我们的小船就这样在绿色的荷叶中穿行向前。船走到一半，下起了蒙蒙细雨。宫叔叔人很机灵，一看下雨了，顺手就摘下一片荷叶顶在了自己头上。其实当时那个雨很小，还不至于打伞，宫叔叔就是淘气，他们都才20岁出头，是很年轻的小战士。但划船的冯叔叔不高兴了，他批评宫叔叔说：“你忘了咱们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摘荷叶，要是让总理知道了，非关你禁闭不可。”宫叔叔一听这个，赶快就把荷叶扔进了水里。我在一边好奇的问什么是关禁闭，宫叔叔逗我说：“就是关小黑屋。”两年后，宫叔叔因为另有任务，调离了西花厅。

    现在同学们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看到的那个仿制的西花厅的房子是很漂亮的，的确有个王府的样子。但是在我小时候，西花厅的房子是属于年久失修的旧房子，所有的门窗、回廊，该绿的不绿、该红的不红、一片灰秃秃的没有颜色。而且油漆也已经斑斑驳驳，抠哪儿哪儿掉渣儿。我有时候坐在前院的不染亭的廊凳上玩，手欠，老是不由自主地想用手去抠柱子上的油漆渣，一边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不把这些地方重新油漆一下呢？客人来了多不好看呐。可是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伯父去世，他也没有允许搞维修，西花厅的大院，就那么一直灰秃秃的。只是1959年，负责照料周总理生活的老秘书何谦叔叔趁着伯父去外地开会时，把接待客人的前客厅装修了一下。伯父回来后大发脾气，自己又专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这些我当时不知道，只知道他很不满意给他装修了前客厅，因为他说过一句话：“我跟他们说，你们去看看我那个西花厅，弄得跟宫殿一样。”他还说：“只要我当总理，国务院就不能盖楼堂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