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芳华，纯洁无暇；心系西花，情思依然。

    纪东将军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出版不久，我就拜读过。几年过去，当这本书以《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为书名再版后，我又一次捧读，新鲜如初，再度被其深深地打动和感染。

    很多人写过周恩来，但我感到纪东笔下的周恩来别有风采，与众不同。他让我们获取了许多发生在周恩来身上的、之前又尚不知晓的细节和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有着常人喜怒哀乐的周恩来，一个既是伟人又是凡人的周恩来，一个相忍为党、为国、为民而甘愿负重和无私奉献的周恩来。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文献价值、艺术品位和教育意义的好书。

    诸多珍闻，蕴含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纪东是幸运的。18岁那年，初中毕业的他从西安应征入伍，成为建国后中央警卫团首次面向全国招收的警卫人员之一。25岁那年，又来到开国总理周恩来身边担任秘书，陪伴伟人走过了人生最后也是最艰难的岁月，也使他得以有机会目睹和亲历许多一般人无法看到和难以接触的重大事件与核心内幕。

    这本回忆录，记录的便是纪东从1968年8月走进西花厅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时的全部经历。视角独特，史料翔实。他以自己的观察、经历、感受和思考，多侧面、多角度地描绘和记述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生命旅程中苦涩而辉煌的最后八年，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珍闻。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少数人甚至有非议和误解。在书中，纪东以其亲眼所见解密了这样一则“秘闻”：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是周恩来饱受“文革”痛苦煎熬和艰辛磨难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周恩来对于“文革”的无奈，透射出周恩来处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心境，也是他以自己特有方式排解内心苦闷、发泄心中积郁的一个有力佐证。这一罕见的史料弥足珍贵，连党史部门和周恩来研究专家都感到新鲜，是研究晚年周恩来的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类似珍罕的史料在书中还有不少，如：周恩来对于极左行为忍无可忍而爆发出来的一次“国骂”；周恩来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引导：“不能用极左批评极左”，“有实践经验同经验主义是两回事”等等，都是周恩来对“文革”中存在的种种倒行逆施所表现出的抗争与不满。

    在“周总理与烟”这一章节里，纪东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了他亲历的一幕：在毛主席提议召开的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所谓右倾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面对江青一伙的猖狂攻击和一些同志无端的激烈批评，平素不吸烟的周恩来向坐在旁边的人要了一支烟，捏在手里不停地揉捻，直到把那支烟捻得粉碎……

    从不吸烟的周恩来，把一支烟捻得粉碎！透过这一细节，我们同样不难看出这位共和国的“当家人”，在“文革”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所面临的艰难、所饱受的痛苦，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程度。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面对这般恣意围攻和无端指责，他不可能也决不会拍案而起、奋力还击。对于向来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任何情况下都是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周恩来来讲，他只能以这种无言、无声、无语的方式渲泻不满，表达愤懑。这可以说是周恩来的秉性，也可以看作是周恩来的涵养，但更重要的是周恩来的情操和风范所在。对此，纪东在书中也作了精辟到位的评说：

    “‘忍辱负重’四个字是总理在‘文革’中的真实写照。他把一切‘苦’和‘难’都吞下，屈和辱都抛开，他忍住内心深处血与泪的交织、愤和怒的奔流，用生命拉‘车’，昂着头前行……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顾及人们会不会理解自己，怎样理解自己；也没有去向人们解释自己，向历史表白自己；他只把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留在了人间……”

    鲜活事例  展现伟人博大胸襟和崇高风范

    能在伟人身边成长，是人生的一大财富。退休之后的纪东，担任了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生平研究会副会长。除了这本佳作之外，他还经常到机关团体和高校向人们宣讲周恩来精神极其丰功伟绩与崇高风范。他认为，在周总理诸多优秀品质中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是无私，周总理是把实现人生理想和应对现实完美结合的典范。

    《非常岁月》很值得一读，也经得起再读。全书尊重事实，忠于历史，以确凿的史料和客观的讲述，让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周恩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着怎么样的人格魅力，有力地回击和匡正了社会与网络上的一些流言及谬误。它不仅让人了解历史，熟悉伟人，而且可以学习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学习他卓而不群的高超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学到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客观公道的处事方法，等等。正像周恩来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廖心文所评价的那样：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可以多角度地理解；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读，都会给你收获，都会启示你人生的路应该怎样去走。

    书中有多处讲述周总理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体贴人的生动事例，读来极为震撼深受感染。比如，他牵挂着“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当接到李富春、蔡畅住地冬天供暖不足的反映后，他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并有感而发道：“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

    周恩来善于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反对意见的人，并经常鼓励年轻人提意见。而面对批评和反对自己并被事实证明是批评反对错了的同志，他不指责，不疏远，更不记恨，而是从大局出发，继续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不计较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而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但宽容他们，而且体贴、谅解他们，甚至安慰、鼓励他们。这是多么宽广博大的胸怀和度量啊！读了纪东的这些记述，我们更能理解过去老听人讲的为什么周恩来的对手和敌人也对他敬佩三分。

    《非常岁月》中所记录的周恩来的言行举止，除了反映他在处理党政军大事和国务活动中的外，也有表现他在日常生活里的。这使得本书的内容和话题不光是严肃的、深沉的，也是温情的、活泼的。

    周恩来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只是因为繁重和超负荷的工作使得他难以像常人那样能够自由自在地去享受，但他也会以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调节和放松，比如在高兴头上，他会吹吹口哨自娱自乐；有时工作累了，他会随便找张纸来写写画画，以此作为排遣；当遇到工作人员因为马虎对工作造成影响时，他也会火上眉头动怒发脾气。

    “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当看到书中周总理从越南出访归来，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旁若无人地将在家迎候的邓大姐揽到怀里，来个热烈的拥抱和“亲吻”的场面时，我们为两位老人历久弥新、老而弥坚的温馨和浪漫发出会心一笑；而当读到病榻上的周总理微微招着瘦弱无力之手、用尽全身气力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对几个来看望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说道：“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的记叙时，又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