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四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在潮汕地区受到严重挫折,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红四军,扩大了井冈山的斗争,建立了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与郭滴人、张鼎丞、邓子恢发动的农民起义队伍一起,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到一九三一年与赣南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留下的部队向鄂东南发展,以后扩建为红八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地区弋阳、横峰农民起义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0年秋成立红十军。以后赣东北和闽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形成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湖北黄安、麻城的农民起义队伍,创建了鄂东根据地,以后又与豫东南、皖西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红一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曾发展到四万五千人。一九三二年秋,主力转移到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的部队在徐海东、吴焕先率领下成立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长征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在洪湖和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领导的武装力量分别成立红二军和红六军,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后转到湘鄂川黔地区。在广西左右江地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一九三○年二月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另外,彭湃领导建立了海陆丰根据地。王文明、冯白驹领导建立了琼崖根据地,吴光浩、徐朋人、曹学楷、周维炯、徐百川等人领导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由此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10支红军部队。在从这里走出的红军把由此诞生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著名革命歌谣唱遍全中国,成为大别山英雄儿女英勇斗争的生动写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拥有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30万人,根据地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建立了30个县市革命政权。经过八年抗战,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的广阔区域,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行政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成为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到抗日战争时期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创建大别山解放区,革命烽火在鄂豫皖边区熊熊燃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红旗始终不倒”的崇高荣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是全国唯一保持30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的革命老区。
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于1930年春诞生于新县箭厂河,全军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193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决定将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划归鄂豫皖区,令活动于该地的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方面军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它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开始组建。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现为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余人。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不久,又建立红九军,全军共有6个师。红四方面军成立初期,在12月下旬其攻克鄂东重镇黄安获重大胜利后,《红色中华》报道中即称红四方面军为“红军第四军团”。1932年3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此役采取围点打援和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的战略战术,历时48天,共计歼敌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缴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炮44门,电台5部”,还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胜利。
1932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部分。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除留下红七十四师和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编成红二十五军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之外,军部和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转战陕西南部,取消各军番号,西越京汉铁路线,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四方面军突破漫川关,越秦岭,走关中,涉汉水,数破敌重围,转战5000里,终于胜利结束了西征。红四方面军挺进川陕后,迅速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革命政权、500万人口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再一次击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的六路围攻,歼灭大量川军部队,并缴获众多武器等物资,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到达顶峰时期。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在长达19个月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曲折,往返雪山草地,大小战斗千百次,先后打击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终于1936年10月10日在甘肃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打通“远方”的光荣任务。在艰苦卓绝的西征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进行了顽强战斗,先后毙、伤敌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马元海以下2.5万人。1937年3月,虽然这次西征由于战线长、补给匮乏、众寡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结论
1934年11月16日,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列队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长征部队,并因此被誉为“北上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便衣队与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三年中,红二十八军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地方武装、便衣队基本上就地坚持斗争,牵制敌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使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会见新四军领导成员时,握着高敬亭的手说:“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你们的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很了不起的。”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和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4个团、3100余人。3月8日,新四军四支队召开东进誓师会,随即分别从七里坪和信阳县邢集出发,成为首批奔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的新四军部队。5月12日,新四军四支队先遣队在巢湖以南蒋家河口西岸,出敌不意地伏击日军巢县守备队,当场击毁两艘日军汽艇,毙伤敌46人,缴枪11支,残敌狼狈逃窜。蒋家口战斗打响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第一枪。蒋家口战斗首战告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华中军民的抗战信心。“蒋家口战斗,是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敌后的第一仗,是新四军进敌后的第一仗,拉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幕”[1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将军的故乡”, 由此诞生了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王宏坤、王建安、刘震、李克农、陈士榘、陈再道、陈锡联、周纯全、洪学智、郭天民、韩先楚、郑维山、秦基伟、皮定钧、李德生、尤太忠、刘华清、万海峰、王诚汉等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名将。为党和人民造就了一大批党军政领导干部,仅红军时期团级以上、抗战时期师级以上、解放战争时期军级以上的干部就达2512人。大别山是将军的故乡,从“1955年至196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70人,占当时全部将军总数的百分之35.5。红安、大悟、新县、商城、金寨、六安是被誉为将军县”。从鄂豫皖这片大别山里走出了共和国的1位元帅、2任国家主席和570位开国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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