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能全，1913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的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陶能全历任鄂豫皖保卫局战士、班长，红25军军部交通排排长，陕北残废医院管理科科长，中央军委警卫营特派员，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管理科科长，军委三局合作社主任，热河军区供给部军械科科长，热河回民支队供给处处长，冀热察辽兵站站长、运输大队长，第四野战军六分部辎重团副团长，东北军区空军后勤部油料处主任。参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1958年9月，陶能全同志转业，任安徽省淮南电业局副局长，淮南发电厂副厂长、党委委员。1982年5月经国家水电部批准离职休养。

    懵懂少年投身革命 机智勇敢数负重伤

    1929年6月，在红军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下，经乡苏维埃干部刘芝义和陈光英介绍，年仅16岁的陶能全加入了当时还是秘密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乡苏维埃的少先队工作，担负送信、传话、了解情况等工作。同年8月，工农红军在根据地扩军，乡苏维埃动员青年参加红军，陶能全加入了政治保卫局当战士，负责传达命令和通知等工作。

    一天深夜，陶能全骑马去传达命令，路过一个白天刚刚镇压恶霸地主和反革命的山坳。马在几具尸体旁停下不走，嗅了好一阵子，突然受惊直立起来，把他摔在死尸中间，虽然极度恐惧，但他仍不忘使命，紧拉着缰绳不放，从尸体中间爬起来翻身上马，完成了任务。还有一次，他外出没带武器，遇上一个敌人的侦探，他灵机一动，把手放入上衣口袋，做出有手枪状，竟把敌探俘获，押回了保卫局。两个月后，机智勇敢的陶能全升任班长，其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群众团体——中国反帝大同盟。

    当时，陶能全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看守犯人，也参加了一些小型战斗。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东、豫南、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陶能全加入红25军。1930年10月至1931年12月，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的诸佛庵、牛皮帐、五保的老小八团等战斗以及苏家埠战役等。其间，1931年11月，由于工作努力，作战勇敢，被保卫局党组织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后，随县保卫局撤至山里打游击。

    1932年3月，陶能全所在的保卫局到达河南省商城县城附近的杜家祠堂整编，加入徐海东、吴焕先领导的红25军第73师保卫队，继续担任班长，负责保卫师首长。在整编的当天，73师保卫队便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激战了3天3夜，徐海东负伤，陶能全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把徐海东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背了出来。

    1932年5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准备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同年8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73师保卫队奉命在湖北孝感担任掩护任务。陶能全和战友们死守铁路旁的工事，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此战，只有他一人存活，其余同志全部牺牲。战斗中，陶能全头部和腿部负伤。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大腿胯盖骨里，没有取出，伴随他一生。接着，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致其头盖骨负伤，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继续战斗，直到掩护任务完成。随后，拖着伤腿，独自一人爬着离开铁路线，后被赶来接应的红75师的战友救起，送到黄麻交界处的红25军医院医治，康复痊愈后又回到部队。

    1933年11月前后，时任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红25军由安徽、河南向湖北转移。一次路经敌人据点，战斗中，陶能全的大腿根部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被送到小蘑菇医院救治。徐海东的夫人周少兰（周东屏）同志当时就在这个医院当护士长。医院的条件和环境极端恶劣，周边都是敌人。敌人来了，医院就要转移到山洞中去。伤势略好，陶能全就和几名轻伤员担负起保卫医院和掩护工作。

    1934年4月，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好转，红25军主力返回，陶能全回到红25军军部任排长，在黄安、麻城地区游击了两个多月。11月，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在甘肃渭水一带，陶能全又一次负伤，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腿。在延安枪伤痊愈后，调任瓦窑堡残废军人医院管理科科长。

    1935年12月，被组织安排到西北保卫局训练班学习三个月，这是陶能全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正规的学习，这次学习收获巨大。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是我工作的新开端、新转折。这次学习不仅使我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还启发了阶级意识，提高了阶级觉悟。”1936年2月，陶能全从训练班毕业，被分到红5团团部任特派员。同年12月奉调延安，任中央军委警卫营特派员。这段时间，陶能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得到毛主席的关爱。一次陶能全参加救火，表现十分勇敢，军装被烧得不成样子。主席见了，特批一套新军装给他，陶能全十分感激，放了很久都舍不得穿。

    1936年，党内开展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其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一批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一度认识迷茫，想离开延安，另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抗大校领导的指挥下，陶能全奉命带领警卫战士控制了这批将领。后经毛主席做思想工作，这批红四方面军将领认识了错误，回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来。这一事件在2010年12月31日出版的《报刊文摘•周末》第8版有较详细的记载。文章披露，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甚至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院。于是，许世友等人打算离开延安，去其他地方打游击。在事发前，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将此事报告给了抗大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又报告了总支书记邓富连，邓向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作了报告。莫文骅又报告了林彪。后林彪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将策动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事后，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刘世模被判刑1年，洪学智被判刑8个月，王建安被判刑6个月，后均撤销。

    在延安时期，陶能全参加了在劳山营救周恩来副主席的战斗。1937年4、5月间，周副主席偕张云逸同志率队去西安主持国共合作谈判和红军改编问题。他们乘坐的卡车在行至劳山时，遭遇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袭击。毛主席闻讯命令火速营救。主席的电话直接打到警卫营。当时，营长吴云辉和政委龙开富都不在，是陶能全接的电话。一拿起电话，他就听出了主席的声音：“警卫营，赶快找你们营长或政委接电话。”“报告主席，营长政委都不在，我是特派员陶能全。”主席提高了嗓音：“周副主席在劳山遭到敌人伏击。由你负责立即组织营救，亲自带队马上出发，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陶能全放下电话，立即集合队伍，快马加鞭赶赴现场。在离劳山口约3里的地方，突然听到树林里传来周副主席那熟悉而洪亮的声音：“小陶，我们在这里。”陶能全和战友以及兄弟部队终于营救回周副主席等4人。此时，敌人已经逃跑,周副主席的随行人员大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