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发文、钟学勤（口述）
    古世培、熊强、古仕林（初步整理）
    肖世翔、肖英红（重新整理）

    肖发文（1917——2000）男、汉族、私塾二年级；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扎西镇小坝村半林组人；1935年2月上旬，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进行“扎西扩红”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多次负重伤。历任红军第5军团37团通讯班班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班长，解放军步兵358旅炮兵营排长、副连长、连长，步兵第1军炮兵团1营营长，步兵1师炮兵营营长等职。1943年秋，在延安劳模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劳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出席表彰大会。1944年荣获“贺龙炮手”称号。曾三度率部入朝作战并帮助战后恢复建设，一直担任六十三军炮团团长，负责侦查地形，指挥前线作战；其间，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各1枚。1956年7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59年5月，转业到四川省绵阳四机部涪江机器厂工作，历任厂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厂长等职，绵阳地区人大代表。1980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一  参加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的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极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而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影响下，无数劳苦大众踊跃投身革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扎西（威信县的俗称），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隅，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享有“鸡鸣三省”的美誉，隶属于昭通市。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失利，“北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于2月4日转兵折入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的滇东北威信（扎西），党中央从2月5日起至10日止先后连续在威信县境内连续召开举世闻名的“扎西会议”（即水田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石坎庄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扎西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的“统称”）；“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自此走向胜利”。中央军委根据《扎西会议》决定精神之一，于2月10日颁发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依新颁布的编制表编为充实团，精简机构，并决定其多于人员经过选拔与补充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同时，开展了“扎西扩红”工作，当时在扎西就有3000多劳苦大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于民国6年（即1917年）出生于威信县城扎西镇郊区小坝村半林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冯氏在本人生下我三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间。后母熊国贞约1928年到肖（我）家。父亲肖泽安，1954年4月逝世。

    我八岁时在本地黎寿昌个人办的私塾学习了两年，初步了解《百家姓》的部分内容，并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由于家庭十分贫穷，不得不中断学业，被迫在附近的祠堂租地十余亩耕种为生，但是生活过得仍然很窘迫，又在当地背煤炭卖和到长官司（旧城）帮人背纸求生；因此，穷日子过得很艰难，常常是食宿艰苦，衣不蔽体，冬天四肢冰口到处可见。大约在1932年，扎西居民谢光聪在簸箕坝帮吴幺老板娘做活，我认识谢后，并随同他到了吴家做工，谢光聪见我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做工满意，于是便把他的女儿谢彩云嫁给了我。以后爱人在家（半林）做活。我和父亲从吴家背酒到镇雄大湾子卖。父亲重朋友，讲义气，赚了点钱，常把老本吃得精光。由于付不起吴家的利息，大年三十刚把肉煮好，吴老板便派人来把我抓走，第二天谢光聪知道此事，便一脚踢开吴家的门，强令吴家放了我。以后我和父亲商量，投靠谢光聪家，便住在镇雄县坡头镇林口任国安家（谢有一妹妹出嫁在林口），在此租地种植，年终收成很好；第二年（1935年2月初）我背包谷到四川叙永县两河换盐巴来吃，回到半林后便听人们说：“红军，共产党来了，朱毛厉害”，我就悄悄的到树林里去看。看见路上行走着很多的人，相隔甚远而连成长线，有的背抢，有的背铺盖，有的背锅，看上去他们是非常的疲惫。不像人们传说的“见人就杀？”，我看不是这样。于是我对其他人说：“我要到扎西去看！”，这时就有人阻拦我不要去扎西看红军；我说：“我不怕！”，于是就装成卖柴的进城（扎西），当时我和一个姓周的（名字记不清楚）一起背起柴到扎西，走到放哨处，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卖柴的！”。他们（红军）说“卖柴的可以进去”。当我们把柴卖给他们后，他们就叫我们坐一会儿，便拿钱给我们，当怕我们拿着他们付的钱不好用时，干脆拿这个给我们，一看是大烟，每人两斤左右，之后又叫我们吃饭，吃完饭后，他们说“你们不回去了，跟我们推下磨”，老周说：我要回去！我说：你去你就把我的烟一起带走。后来他们问我“你当不当红军？”，我问“当红军做什么？”他们说“打土豪分田地”。我想有地还不好吗,就说要当！便参加了中央红军，之后就与他们走了，当时的情况是扩大红军三千几，浩浩荡荡四川行。正如后来（1935年10月）定一、拓夫合编的《长征组歌》中唱的“二月来红军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成立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2月14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扎西境内。虽然已经进入了初春，但是乌蒙山区的天气仍然是寒冷，我跟着大部队迎着冷飕飕的、寒风刺骨的天气，艰难的走在胜似烂田一般的泥泞崎岖的山间羊肠小道上，从县城扎西走了一天便到了川南叙永县分水岭，插长坝，出枧槽，当我们出了枧槽便和敌人交战，然后进入了贵州省。在参加“二、三、四渡赤水”战役中，经过中央红军老战士的教育和手把手的教我，使我这样一个对枪械的“门外汉”，从第一次打枪时，把枪抬高，就打到天上去了；抬低了，打矮一点又打到土里去了；反反复复的训练我：瞄准靶心，对准敌人打。以后慢慢便学会了，掌握了射击作战本领。当时，我们吃饭除了当地缴的粮食外，中央红军还把从江西出发时后勤都备有白洋，用来向当地老百姓购买粮食，吃不完的就用袋子背上，打仗时为了轻装上阵，又用剪刀把袋子剪烂，让米漏掉。参加“挥师北上，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战斗时，我们部队到了娄山关，敌人的飞机一天要来好几次，老战士就叫我戴上草圈，我才知道是做掩蔽用的。第二早，听说娄山关已经攻下，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又一天，我们在贵阳附近参加“兵临贵阳逼昆明”的激烈战斗中，天空上天然有一棵手榴弹在我的身旁爆炸，幸亏当时我是处于卧位而幸免于死。

    长征中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具有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克敌制胜的“精气神”；特别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回想起来，中国革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同正义的战争、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是分不开的。当部队走到了金沙江边时，我很想去砍一根甘蔗来吃，同志们便阻止了我，说不能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我也就未动。渡金沙江是用竹竿编制成竹排渡过去的，打了邓锡侯部队后，每人得一条军毡。记得当年爬一座大山，口很干，有钱也买不到水喝，许多同志差点因缺水而倒下，幸亏到了天泉，才使同志们得以解渴。休息一天多，用水碾碾米，准备干粮，翻越夹金山，当时连长说想办法带点辣椒，我说“刚才我看到老百姓的家里面有一串挂起不敢拿，怕你们说”。后来去找，无人在家，就放上几个白银，便把辣椒拿走了，每人分几个。我问连长“拿来做什么”？连长说“明天就知道了”。后来才知道夹金山氧气稀薄，人受不了，用辣椒嚼可减轻缺氧，当时我也顺利的过去了，但仍倒下了几个同志。翻过了夹金山后，就遇到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大家互相骂着，开玩笑，但我听不懂。到了荣领司藏民地区，准备20天干粮过草地，干粮主要是刮榆树皮烤干，擂成面，与青稞面混在一起。我得20斤左右，估计不够吃，又用白银跟藏民买上一点，结果藏民没有要钱，送给我20斤豌豆，每次进餐都必须有命令，不能随便吃。下午出发，没多远就遇到草地（自然条件相当大恶劣），行走时必须照着草窝大的地方踩，否则。稍一不慎就会掉下去，有的同志掉下去便无法爬起来。当时我的炒面打湿了，霉烂很凶，发出臭味，我只好吃豌豆，吃完豌豆就扯车前草吃，有的同志生病没法医治，加上饥饿，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死了，从江西出发长征时一直跟随着大部队前进的许多江西大汉（中央红军）就是这样永远长眠于草地；虽然过草地时，发生的战争较少，但是因为饥寒交迫，被饿死的红军战士较多。有的是先遣侦察部队过草地时扔下的牛肚、牛骨头，已经发绿了，后面过草地的红军战士由于没有“食物”吃，只有把这些已经腐烂变质的牛肚、牛骨头，放在水里冲几下后又当成“食物”弄起来吃充饥。可见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既面临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又面临着“没有吃的”的生活艰难考验。

    我们原是红一军团朱德总司令同志带领的部队，听说草地快要走完时，因又遇到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是我们就被编到了红五军团；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和方针，企图“伪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于是就下令不准我们部队继续跟着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前进进行北上抗日，而是非要南下四川，结果部队又倒回了四川。部队第二次过草地，又回到了阿坝、甘孜面临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考验，张国焘部队打天泉县，我们打驻康定的国民党李焕兵部队（李的部队名字记不清楚）。当时，雪山上风很大，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风刮起走了，后来我们部队被李焕兵的国民党部队打散了，有的红军战士就只有钻进深山老林躲避敌人，当出来烤下火时，用手一摸下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了。有一次我由于太饥饿，又带点病，同志们把我抬到藏民的厕所里，还算命大没有死，过几天就慢慢的好了。他们就找了一点胡豆磨成面给我吃，立刻就随军前进。

    1936年，贺龙、任弼时带领的红二军团和肖克带领的红六军团一起来到了甘孜与我们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时。我们四方面军的口号是“欢迎二六军，羊毛几十斤”，捐献羊毛给他们做衣服穿。当贺龙和肖克带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甘孜后，张国焘感觉到自己就有一些“降不住”贺龙，因为朱德、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和路线，所以坚决要求带领部队到陕北找到毛泽东，开展“抗日战争”；于是，张国焘被迫取消“伪立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于是我们又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有一次，我的干粮给马驮，我去检查另一个山头的部队去了，口袋摩擦在岩上，岩石把口袋刮破，干粮漏掉许多，之后别人吃半碗，我就只能吃一汤勺。此次还好，10多天就走出了草地，到了腊子口，甘肃的陇西，有人告诉我们快要过黄河了。

    我们在河西走廊经历了最惨烈的战斗，虽然失利了，但是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张国焘的部队是八八师。我们三七一团、三九一团是四方面军是3O军。八八师在红四方面军中武器装备较好，枪弹堆在河边，但敌人的工事是早就修好了的，有几艘船到了河中央就沉下去了，我们的船到了离对岸不远就跳下来浮水，我不会游泳，这时江西籍红军战士就用手把我拉过去。过了黄河，到了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此地气候比草地恶劣得多；由于，张国焘指挥部队确定的行军路线不对，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追截，我们的兵力无法扩充，弹尽粮绝，突围跑了一个晚上，又进了围子，工事还没有修好，马步芳反动武装部队的骑兵就来了。天天如此，气候寒冷，水泼出去立即冻成冰，有的同志呼吸时胡子也被冻成冰。我们在河西走廊来回和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周旋，是整整一个冬天，红九军团全部被消灭，红五军团只剩下我们团的残部，动员当地人参军，是人们思想动摇，都不愿意参军，说要参加的话你们到苏联拿武器回来。董正堂带领骑兵团，当时我是排长。没有进高台，我们留在山丹，山丹出城就是万里长城。一天，董正堂部队出去，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在前面伏击，下马与我们作战。下马他们就不如我们了，我们把他们赶出长城。正月初一打下高台，董带领了一个炸弹队，子弹打完了就用炸弹。之后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又返回来，董军长在长城上喊：“让他们进来，进来后再收拾他们”，敌人听见不敢进来。敌人有个规矩，缴获了红军的一支枪或俘虏一个军官，就奖给多少钱。当我发现有一个敌人背了7支枪，还想再捡一支时，我就举起大刀，一刀就将这个敌人的头劈在地上。最后，我们一个营从河西走廊只回去几个人，可见战斗之残酷，回想起来时大家都在掉泪。

    以后我们就到了富营进行战斗，董军长带领两个团朝前打，此时正是1936年12月12日，仗打得正惨，听说西安捉到了蒋介石，我们就发电报到党中央，要求把蒋介石杀掉。

    6月1日，敌人反攻，开始没有拿下高台；20日又反攻，打开高台后，血流成河，我们进去两个团和一个军部（后勤机关），共2000多人全部战斗至死，董正堂军长英勇牺牲。

    从富营突围那天，离此40华里的高台炸弹响如炒芝麻，心想不能突围，因伤员太多。他们抱着我们的腿不让走，但只能丢下突围。第二天接近30军，当时30军的政委是李先念，西路军是徐向前的总指挥,陈昌浩的总政委。总部组织两个骑兵师援救，沾不上边，到半路就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阻断，我们的子弹打完，敌人就往城墙上爬，用石块和砖头打下来，有时将梯子打断。当时高台有个国民党的保安团，兵工厂制造炸弹的工人与部队同行，工人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活捉，虽然未被残害，但是工人们的手是制造炸弹炸他们的，所以把工人们的手全砍掉了。以后我们还是从富营突围出去了，比较激烈的一仗是打杨家营，总部说，没有枪，石头也要拿一块，锄头也要拿上一把，李先念在此指挥，消灭了马步芳部队3000多人，但马步芳知道，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已没有了，仅有我们3O军还有少红军指战员在坚持进行战斗；之后，我们就往山里黑水寺大庙撤退，然而敌人从三方面来夹攻，但是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双方都死了不少人；之后，我们便到了祁连山。

    过祁连山时，比我们三次过草地还要艰苦得多，除了冰河、冰山，就是沙漠。这是1937年2月份的事。5月份到了新疆，气候非常恶劣，刺草一下可把脚刺穿，大腿腰部到处可见冰口，部队被敌人打散后，党中央立即通知徐向前、陈昌浩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马上离开部队，否则将被敌人活捉。红军（独立团）中的一些女干部战士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活捉后，就被带到青海，强嫁给国民党马步芳反动武装部队的军人，姿色差一点的就嫁给老百姓。我们“突围”到了祁连山后，就把部队编制成若干支队迷惑敌人，花了一千多大洋买了一批羊群，合并其他做成干粮，继续往西前进。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知道后，又来继续骚扰，我们丢了一些羊肉继续走。一天，我遇到了一头牦牛，去捉未捉到，牦牛把我背了一里多路，最后下来时脚被刺了个大洞，差点赶不上部队。到西安，看到庄稼很好，但是四城已被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占领了，总部下令攻打，我们与李桂芳抬梯子上城墙，刚刚往前送，敌人一枪打中我左侧口腔，牙齿被打掉。后来无法攻下，又后撤退往西走，我们3O军是张国焘部队的主力军，二六七团、二六八团到新疆是张国焘个人的目的和主张。我们走到西安附近的一条河边，看见一地主老财赶着马车向前跑，我们想夜间行走的肯定不是好人，于是就把他打下来，但结果一样用也没有。缴获一些金条、元宝到了半路也甩掉了。到了江家弯子，晚上休息。想再也没有追兵了，可刚躺下，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骑兵部队又追上来了，敌军两路将我们包围在中间，我们就用沙包做掩护，与敌人战斗。敌人用六O炮打。我感到身上湿湿的，用手一摸，原来是伤口在流血。敌人见我们人不多，团长又被打死了，便放声说:“你们上不了新疆了，投降吧，我们会给你们出路的！”我与一个团政委，他是江西人，比较年轻，但他非常疲惫，行走非常困难。由于当时我们都是各个部队组合而成的，相互之间也不熟悉。我就对他说：“我扶你走，有我就有你。”政委不同意，推我出去阻击，我刚走不到二十步，政委就自杀了。听到枪响，回头一看，政委已经牺牲。

    我们就剩下了这几个人，然而敌人的骑兵来了又要分散，一天夜里我到了一个山坡，发现了一栋房子，看见屋子里面有灯光有火，有几个人，不像是敌人，是我们红军。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在扎西入伍时的班长，具体名字我记不得。当他邀请我说：“我们去找老百姓，当老百姓算了”。我说不行，怕找不到就已经饿死了。他说：“看我大腿上，绑得有大洋”。我说：“等我方便一下来商量”。这样我就走了，没有与此人再接触。继续沿着沙漠走，又遇到一群人，是我们红军，一共有七八十人!我们选了个连长，仍继续往西边走。到了一个村庄，老百姓误认为我们是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来了，马上驮起粮食就跑。我们也误认为他们是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我们部队又分散开来；之后，我又遇到几个人，大家继续往西走，遇到有马站的地方，就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干粮后又走，慢慢的人逐渐多起来，我们想可能快要到新疆了。听说新疆有一个叫盛世才的军阀，是国民党督办。与我们红军合作的苏联领事馆就在新疆。之后，我们走了几天，果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碉堡，抬头一看，上面架着一挺机枪，楼上有人问我们：“你们是什么部队的？干什么的？如实招来，否则开枪打死你们！”我们队伍中有些人也较大胆，回答说我们是“朱毛部队！”楼上的人听后没有吭声，随后下来几个人，便是陈云、毛泽民他们（党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之后我们换了衣服。

    我们非常庆幸，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回家”了！纵然，现在是死也有一个栖身之所了。

    二  在新疆

    1937年5月，我们离开陈云部队以后，到了新兴峡。当时，由于国民党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保护我们，他手下的一个师因此不满，便公开起来反对他；于是盛世才就派飞机和部队配合我们去攻打。我们是坐汽车去的，这回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当我们的部队开到时，反盛世才的人已全走光。晚上，他们反扑回来，我们又撤回新兴峡。我们的红军当时虽只有200多人，但由于受沙漠丘陵的阻碍，反盛世才的部队不敢到新兴峡来。李桂芳(连长，外号“钢盔",因头部七次中弹未死而得名)说:“让我去收拾他们。”他带一个尖刀连插入敌人中间。敌人的阵脚大乱，我们就乘机将他们一举歼灭，俘虏的敌人押回新兴峡。大约一星期后，陈云、毛泽民下令我们去迪化(今乌鲁木齐)。我们乘坐几十辆车子到达后，被改编为“盛世才新兵营”。驻迪化东门外，旁边是盛世才军官教导团。时间稍长，盛世才部队就识破我们说新兵营是“共匪”。此时因抗日受挫到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多人回来和我们编在一起,虽然我们是“共匪”，但是他们也不敢杷我们怎么样。我们四百多人分成四个大队，分别学习文化，装甲，汽车驾驶和无线电。我们是骑兵，半年功夫就学会，由于成绩较好，曾受到过当官的表扬。半年后改成炮兵，那时叫旧炮（山炮）。我虽然没有文化，但虚心好学，头脑灵活，进步很快，每次比赛都是第一名。

    1938年秋，参加野外训练。

    那时，因盛世才有钱，加上苏联的援助，我们的生活开得很好，每天都吃大米饭、炖鸡、炖羊肉等。

    有一天，我们正在野外训练，红军西六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两位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心情非常激动，都想听领导讲几句好话，因为我们被整得太惨了，又打了败仗，两万多人只剩下现在的几百人。两位领导也觉得十分惭愧，上台后都讲不出什么话来。

    后来，陈昌浩去苏联疗养，徐向前回延安。我们这帮人中有文化的，身体好的便去学习飞行驾驶（约有四五十人），我没有文化，就没有去成。

    三  从新疆到延安

    1939年秋，在新疆的红军部队全部调回延安，盛世才派一个参议员护送我们，当时，正逢苏联援华抗日，几百两汽车一路同行，浩浩荡荡往延安方向出发，车子都用羊毛毡篷布封盖防寒，只将其中一辆的篷布开一个小口，一个人伸出头来观望，起放哨作用，看有无敌人和后面的车子是否跟上。车队到达甘肃省高台县城小憩。我悄悄溜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故意问一个老太太这里以前是否打过仗，老太太当初不敢说，后来回答：“你们年轻人懂个屁”。

    第二天。到山丹，甘肃省“办招待”，名曰办招待，实际上是要杀人，毒害红军。苏联领队打招呼：“大家先不要动筷子，等我看了再说，”他知道饭菜里有毒，于是高喊：“叫你们的头头出来！”不一会儿，办招待的头头出来，被苏联领队扇了几个耳光，说：“你们要杀人，就明来，不要暗算。”接着就叫我们走了，要不是苏联领队，我们已经被毒死。

    到西安，安排我们住纺纱厂。纺纱厂里面全是工人，不整共产党，纺纱厂的八路军办事处运馒头给我们吃。
以后，苏联领队到南京去了，西安就不再供给我们的汽油。纺纱厂和八路军办事处到处找汽油找不到，就把车子缩减，原一车30人改坐一车50人。

    丢下部分车子，离开西安，到达洛川地带，当地国民党军队意图害死我们，叫我们去洗澡。盛世才派的丁参议喊部队不要去洗，等他进去看一看，若他们要动手，就给我们信号，有动静我们做好准备，直插省政府。丁参议看没有动静，就叫部队出发，往延安继续前进。

    我们脱掉毡鞋，换上胶鞋，做好战斗准备。那时我们精神振奋，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

    当走到离延安不远的地方时，汽油全部耗尽，车子再也启动不了。于是丁参议到国民党区发报给延安，叫延安送汽油来。参议去，国民党不得不让发电报。电报发出去不久，延安就派人把汽油送来了。

    到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接见驾驶员，并盛情款待。盛世才的驾驶员们看到共产党并不像平时所说的那样凶狠，而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于是他们都不想回去了。后来经领导做思想工作，说不回去不行，不回去盛世才要造谣，他们才含着眼泪依依不舍的离开延安。

    四  在太行山上

    我们到延安不到一个月，遇到了彭德怀在山西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要人，于是我们又全部往晋东南太行山出发。

    途中脚磨起血泡，仍保持前进。

    渡过黄河，到达晋西北的临县，贺龙抽人打球，能打球的就留下来，共留下10多人，贺龙派一个旅护送我们，通过阎锡山朱怀兵的地盘时，敌军与我们发生交战，我们要求参战，但是不准，怕到彭德怀处找不到人交差，所以由贺龙的部队和他们打，贺龙部队最终将阎锡山朱怀兵部队打退。

    到同普路，过汾河，河里大部分是泥潭，需用侦察兵插标记才能通过。

    过了汾河过铁路，有的人过了铁路还不知道，听说后还想返回去看一看铁路是否是铁铺就的，非常的搞笑。

    到晋东南太行山后，我们住在东井村，这时生活比在新疆时差多了，每天就吃黑豆，往里边撒点盐巴就吃，不久许多战士就病倒，天天都要抬几具尸体出去埋。当时我也病了，屙出一些血不像血，水不像水的粘液。那时我是连长，一天下午，我叫通讯员护我出去走一下，走到城门，遇见一老人，两鬓斑白，他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并叫我到他家里去坐一坐。到了他家之后，原来这位老人是个老中医，他给我诊脉后，开了一个处方，但又怕我付不起药费，我叫通讯员回团部批，团长胡兴看是给我看的药方就批准了，药煎好服下几个小时后，病情就有所好转，当天夜里，肚子就不再疼痛，这时想吃点东西，主人便叫女儿煮了一碗面条给我吃。第二天就不在屙那样的血浆了。

    病好以后，就参加“百团大战”战役。本想打算战斗一结束，就赶回来感谢老人，然而，等“百团大战”战役结束后，我们还没有到东井村，那里就已经被日军“扫荡”，当我拿着两瓶罐头去看望老人时，可惜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很惨无人道，窑洞门窗全部被摧毁，锅瓢碗盏被砸得稀烂。

    到了夏天，我就带了一个连去割马草，晒干冬天备用。任务是十万斤。当时每人还发两团羊毛，自己纺成线制毛衣过冬。

    五  南泥湾开荒

    没多久,党中央就命令将我们炮兵调回延安，保存实力。于是,我们又向 延安出发。

    部队到达蟠龙，接到上级通知，说朱总司令给炮兵找了一个好地方，并要求大家不必带武器去。什么好地方？后来才知道是“南泥湾”，“屯地养兵抗日”。

    炮丢下，牵着驴子走。到达南泥湾一看，这哪里是好地方，到处荆棘丛生，野狼成群。到了陶包玉，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大家去砍草来做房子，挖窑洞。一星期时间，各班就把窑洞挖好。

    我们离津浦湾三五九旅有20多里路。以后接受任务，缩编人口，我由连长下来任班长，去接受了几个山头，响应党中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号召，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的道路。

    第一年很艰苦。第二年我们就把原来的荒山野岭改造成大米粮川，人称“陕北的好江南”。高梁、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廷安购去的猪仔也长得很膘肥。1943年秋评劳动模范时，我被评为了“劳模”。到廷安开劳模表彰大会，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

    “南泥湾”的生活虽比以前明显好转，但还是相当的艰苦。我们每天大多是在凌晨三点钟就起床，然后上山开荒。由炊事员送饭。有的同志一天可开三亩，而我只能开二亩半。秋天烧木炭，我是能手，天天自己砍柴自己烧窑。我一天要砍万余斤柴，烧制出几千斤木炭。有的人没有经验，不把木炭烧成灰烬，就是没有燃过，我严格掌握好火候，见烟就灭火，恰到好处，所以就被评为“劳动英雄”。

    冬天练兵，我也取得较好成绩。由于气温很低,早上去打炮筒，不小心手就要凝在炮筒上，然而我仍然获得“贺龙炮手”的光荣称号。

    六  在华北战场

    1945年秋的一天，我正在烧木炭，窑还没装满，营房来通知，说什么都不要了,赶快回营房擦炮，检査驴子的掌，明天就要出发。回到营房才知道，原来是日军巳宣布投降，要我们离开南泥湾，到晋西北贺龙一二〇师去。
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下五个师17000余人，从山西省临汾、浮山，冀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企图控制晋东南。为保重抗战胜利果实，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1000余人，发起“上党战役”。

    我们几天功夫就赶到黄河边,那时正是汛期。撑船的人相 当紧张，唯恐损害着共产党的部队，渡过黄河就去攻打文水国民党阎锡山的反动武装部队，我主动请示黄兴庭旅长。要求去侦察地形，我说： “如果相信我，你们准备好攻城部队，我准时把门给你们打 开”。果然黄旅长就同意。

    我越过一道涵沟，观察好地形，回来带几个兵转到西城门，把墙打通,支起四门大炮。只打了20发炮弹，敌人的主要工事就被摧毁。大部队乘势冲进去将敌人全部俘虏。里面有大烟、 纸烟，我拿了几条纸烟。后黄旅长对我说：“你还真有办法”。

    1945年10月中旬，蒋介石令傅作义部主力约50000人，沿平绥路东犯，企图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中央军委决定集中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主力39个团共53000余人，发起“察绥战役”。10月18日，以卓资山为会师目标发起攻击。我们攻打卓资山，炮火映红了半边天，许多人的耳朵被炮弹震聋，我的耳朵也被震流血，听力明显下降。几天后，敌人又占領卓资山。我们把炮架在高山上，才把 敌人轰退。 10月25日，敌人撤至归绥、包头地区。卓资山之战后，随着进攻绥远，我们住城外八里庄。傅作义部队的炮火十分厉害，尽在空中狂蹈乱舞，所有树木都被炸毁，我们挖洞隐蔽。才幸免于难。我们去拆铁路，惹得傅作义部队乘火车直追我们。 10月31曰，完成对归绥地区的合围。11月10日晚上，部队紧急集合，我还以为是在搞演戏。不用管他,所以连行李也未带。然而却是真的，要部队行军到包头(绥远至包头360里），且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部队走得精疲力竭，身上被雨淋湿后很快就凝成冰。11日晚到达包头附近，安排我们驻黄草湾，炊事员为我 们准备好几只羊，说吃了羊肉再打包头，第二天凌晨起来一看。锅面上漂浮着大量的羊毛和羊粪。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随便洗一下就吃，吃后就去围攻包头。

    步兵己准备好,我们打了几十发炮弹。敌人的灯就被打熄灭，我们两个营阻止城外的敌人增援部队，一个营冲锋进去。 把敌人围起来，但来不及缴枪。天亮，敌人看没有几个人。又和我们打起来，我建议用山炮打六三弹,打了两个小时，敌人被 大量杀伤，城外敌人便丧失了战斗力。然而因敌我势力悬殊太大，连攻三次都未拿下，于是我们的部队就撤出战斗。

    12月14日，我军撤出对归绥、包头的包围。

    丢了包头后，去打大同。大同城外有座天主教堂，我们就住在教堂里。外国人不敢打我们。我们天天和大同的国民党军来回骚扰。大约20天外围全部被扫尽，最后剩个车站拿不下，为了打车站的一个水塔(里面住敌一个营），我们不知牺牲了多少战友。后来我们就拿人躲在铁桶里，背炸药去炸(炸药爆炸后三十里外的玻璃都被震碎)。仍没炸开，最后用辣椒浇上汽油点燃来薰，才把敌人呛逼出来投降。

    接着去打大同的西关。我们用话筒喊:“你们若有本事，毎天派一个班出来，我们拼刺刀。”敌人来一个班死一个班。拼了几天，不敢再来,于是拿下北门。我们刚作好攻城准备，就接到命令，部队撤回。

    七  在西北战场

    1947年春，蒋介石令胡宗南指挥34个旅，共23万人，于3月12日兵分两路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推进。华北的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奉令调去参加延安保卫战。

    我们从大同撤退，傅作义部队就紧追不舍，追了两天未追到。行军途中，当地老百姓十分拥护共产党的军队，纷纷往我们的桶里、兜里塞馒头、鸡蛋、香烟等，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

    大家听说毛主席号召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走了十多天，终于到达了延安。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亲自接见我们，并作了讲话。毛主席说：“胡宗南要打延安，是调你们来打胡宗南的。”于是大家群情激奋，士气高涨。

    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的反动武装部队开始正式进攻延安，而此时党中央早已撤离。敌人以五千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延安一座空城。

    有一天，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调我们到青化砭,那里驻满部队，说要在这里消灭敌人。可是大家一看,到处冷冷清清，毫无敌人的一丝影子。一些人说:“不要慌嘛，毛主席用兵如神。他自有办法，大家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几天以后，敌人果然来了。 3月 25日拂晓，敌军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时，孤军深入青化砭以南我军伏击圈内，我军以六比—的绝对优势，突然袭击，只激战一个多小时，就全歼敌三十一旅3000人，活捉旅长李纪云。所以，“延安转战”首战吿捷。

    原来我军于3月18日主动撤出延安后，以第一纵队少数兵力伪装主力向安塞方向引诱敌人，得六个旅的兵力隐蔽埋伏在在廷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敌军为我少数部队佯动所迷惑,以整编第一军五个旅向安塞方向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另以第三十一旅(欠一个团）由姚店向青化砭地区摸索前进，担任侧翼掩护，没想到敌军进入了我军设计的“伏击战”圈套，然后被一网打尽。

    4月上旬，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至蟠龙、瓦窑堡之间隐蔽待令。4月中旬，敌人发觉我军主力在廷安东北地区，遂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九个旅向延川及其西北进犯，另以瓦窑堡地区的第一三五旅自子长南下，企图夹击我军。 4月12日，敌人九个旅向蟠龙以北进犯，我军以两个旅阻击，另以四个旅设伏于羊马河地区。14日上午，敌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进入我军伏击圈。我军立即发起攻击，再下一城，全歼该旅4700 余人，活捉其代旅长麦宗禹。“延安转战”二战又获大捷。

    5月2日至4日,打蟠龙，敌人的一六七旅就在此山上， 我们进行炮轰，攻克敌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全歼该旅及地方保安团共7000人，活捉旅长李昆岗，并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延安转战”三战三捷。

    蟠龙战役后，部队撤到周五洞 （一个山沟）， 开祝捷大会。 后又去打西华池，途经沙漠区域,那里的盐水本不能喝，但因口渴得无法，只好忍着喝。只有赶驴子到几十里外的水源地去驮,而炊事员却把水桶搞坏了，驮几天未得一滴水。沙漠行军,晚上不能亮火，一个司务长太疲倦，用一根麻杆当烟抽，遭到当场制止。

    8月，敌人用飞机给榆林运武器，被我们发现，就用炮把敌机打了下来。中旬，我军主动撤出围攻榆林的战斗，将主力聚集在沙家店待机歼灭敌人，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以一部份兵力阻击敌人第二十九军等部，集中主力六个旅于沙家店地区围歼敌人三十六师。8月18日至20日，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 6000人全部歼灭，敌师师长徐宝漏网潜逃（后在宝鸡被击毙）, 打沙家店的那天晚上、部队很是吃苦，天上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上山时,洪水把石头和南瓜都冲滚下来了，山上驻着一个师的敌人，他们扔下的手榴弹在山腰爆炸，在这祥恶劣的环境下,部队丝毫没有停止进攻，敌人真把我们无可奈何。

    战斗结束，天已大亮。山头拿下,雨也停。战士们个个成了 泥巴匠，我们走到一座庙，实在冷得受不住，就进去劈木板烧火烤。大家正在围着火堆热烈谈论战斗的激烈场面时,余秋里政委来了，他说我们违反了纪律。我们向他报吿因为太冷了 ，他笑说:“我也很冷，让我也来烤一下。”

    沙家店战役牺牲了我们的营长苟家申，他于1930年参加红军的,资格老，作战勇敢，待人和气，那都是些沙漠地,一脚踩去 一个坑，苟营长正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冷不防被敌人飞来的一顆炸弹炸得四分五裂,头部和四肢各在一处。我们找来几块木板镶钉成简易匣子，草草葬在此地。

    沙家店战斗结束，我们便渡过无定河，往清涧县前进。我骑在驴子上，由于太疲倦，不小心摔跌下来，部队用担架把我抬到清涧县。

    1947年冬，在清涧县练兵。12月从延安直插南泥湾，1948 年春，又从南泥湾插向瓦子街。部队在崇山竣岭中前进，连羊肠小道也没有一条，杂木，荆棘丛生，先遣部队一边开路边一前进，晚上就在山沟雪地里露宿。团部通讯员通知出发，踢我—脚,醒来被盖上全是雪。爬起来又继续前进。到前面爬上一座山，不准再前进，我到山顶一看，胡宗南的部队分四路纵队整齐开来，这是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四个旅，是彭德怀有意将他们调到瓦子街來便于我们消灭的，2月28日，当敌人到达宜川西南瓦子街时，被我军包围攻击。第二天(3月1日)战斗结束，敌军四个旅全被歼灭。

    《毛泽东选集》上记载,二十九军是无意落网。原来在2月 23 日,西北野战军集中五个纵队75000人，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围宜川城，主力则聚集于宜川西南地区，准备围歼援敌。26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四个旅果然沿洛宜公路前来增援宜川， 28日无意间自投罗网，被全部歼灭。

    原宜川敌人有一个旅和我军作战。我们准备拿下二十九军四个旅后，再去找那个旅。 3月3日，我军乘胜攻克宜川，将该旅一举歼灭。

    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三万人，战斗结束时，二十九军长刘戡被击毙。

    当天(3月3日）天未亮，我到瓦子街就遇到黄兴庭旅长, 他说：“正找不到人,给你一个任务,村里有300多名伤员, 快运到树林里隐蔽，天亮敌机要来轰炸,”我去砍树条、藤子。刚运完伤员天就亮，然而敌机没有来，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一个王牌军会失败得这么快。中午，我们又将俘虏兵象赶羊群一样往山里赶，以迷惑敌机,下午敌机来了，但看到遍坡都是穿黄衣眼的，是他们的人,所以不敢轻易丢炸弹，后来觉醒，可为时已晚。

    宜川、瓦子街战斗结束后，我们向马兰方向撤退。在马兰休息一天，继续出发，插到平原。

    4月17日,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留一个纵队在洛川拖住敌人第五兵团,主力四个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府（凤翔，宝鸡地区）挺进。宝鸡是敌人的总后方，然而内部空虚。火车站上堆满布匹，军装，大米，各类肉类等。足足有十多里长。这里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

    4月26日，我们从几山扑下来，没用多大功夫，就把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全部解决。车站只有一辆铁甲车，原沙家店战役脱逃的敌三十六师师长徐宝就躲在里面。我们用机关炮弹轰打，直到将徐宝轰死在里面。

    攻克宝鸡，发了点财。部队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西府战役后，四川方向有敌军来增援，我们便于4月28日撤出宝鸡，往咸阳方向转移。原安排毎人背一顆炮弹，带一匹咔叽布。到半路因无法承受就甩丟了，前面甩下的东西阻着后面的路，走起来很困难，但必须前进。要不然增援部队赶上就要挨打。到咸阳，未进城，敌机发现，但未炸着我们。

    西府战役可把人累坏了 ，战士们编歌：宝鸡宝鸡，去时象只公鸡，回来象只草鸡。

    过了咸阳去泾川，快到泾川时被胡宗南部队包围阻截。我军派二十七团上去打不开,退下来后不久，彭德怀带警卫队来到，问团长打得怎么样，回答说:“很好”，不敢说是退下来的， 随着马上进行第二次冲锋，一下就冲开缺口，于是部队便进行突围。我因太疲倦，不小心和警卫员一起睡着了。醒来后，部队已到前面去。晚上看不见，我和警卫员就混在敌人中前进， 过了泾河上山，敌人停下来休息，我们便乘机溜走。走到不远处，看见一个窑洞，外面睡着许多人，旁边有个㽀子，里面装满大米饭，我们就用帽子撮了一帽子饭边走边吃,回过神来再仔细一瞧，哟！不得了，睡的全都是敌人，好在他们因太疲倦，连哨兵也睡着了。我们不慌不忙把饭吃饱，丢给敌人四颗手榴弹（炸死约10多个人），敌人一片混乱，我们赶紧往远方前进，接近马兰时，终于追上自己的部队，他们说：“正到处找你们俩呢。”

    在我们打宝鸡的时候，敌人撤出了延安，开往洛川。彭德怀就安排好部队在洛川等候，将撤出的敌人一举歼灭，延安收复。

    我们从马兰出发后，部队进行适当休整。到黄龙山，在蝴蝶山打了一仗。一天下午，太阳偏西，突然飞来胡宗南的两架大轰炸机，可能因测量有误,炸弹尽落在敌方前沿，铁丝网被炸开。我们乘势冲上去，将敌人歼灭。要不是飞机来，我们恐怕还难以冲上去。

    蝴蝶山之战后,去攻打魏家桥。此地驻敌人一个旅。我军于半夜火速开去一个团，敌人守两面，中间空虚。我们乘虚而入，支起大炮，几发炮弹就把问题解决，未费多少功夫。

    魏家桥解决以后,就是渭北战役。几十门大炮架在梁上， 向敌人开火。后来打坏一门炮，请示旅长，旅长说烂炮也要弄回来，否则砍我们的头，后来仍把烂炮弄回来了。

    接着是攻打凤翔城，没过几天，胡宗南的青年军(在印度经过特殊训练) 增援,于是我们把部队撤到四周隐蔽起来。到早上八九点钟，我们用望远镜看，青年军驾驶着小汽车来了。他们看凤翔城没人，就准备返回去带部队进城。我们从四周突然包围袭击,将青年军一万多人全部歼灭，并缴获不少武器。

    凤翔战役后，过渭河,驻眉县，作好第二天打宝鸡的准备。 我们只用一天多时间就把宝鸡拿下。

    此后，部队全部集中在西安附近。这是1948年收麦子的 时候，曾记得肚子饿了，还摘麦子来吃。原打算吸引敌人到西安来会战，但没有来，部队于是进行修整。

    1949年3月，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宣布：一年左右打垮蒋介石。部队的土气高昂。我们受命攻打兰州和西 宁。西宁是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后胡宗南又从广州调国民党六十五军到西安附近，进驻泾阳。此时，彭德怀率领的十八、十九兵团从山西过黄河归西北。十八、十九兵团全是榴弹炮。国民党六十五军想往渭县撤,我们抢先把渭县占领，后被十八、十九兵团逼得走投无路，有的被赶到河里，国民党六十五军全军溃败。

    我们的部队继续往黄河以西追击，国民党马步芳的反动武装部队就顺着六盘山往兰州撤，被十八、十九兵团消灭在六盘山。我们在古关同国民党马步芳的骑兵师交战，基本上全歼了这个骑兵师。

    以后继续往西宁进军，十八、十九兵团去兰州。当我扪到达西宁时，马步芳已仓皇逃到台湾，剩下的残兵败将跑到草地上躲藏，西宁正式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八  抗美援朝

    1950年，一兵团司令王震率领的二军进驻新疆，我们的一军在西宁。任务是修青藏公路。当时，由于领导的关心，我在西宁医治我的牙齿。那时1947年3月5日晚,我们从延安撤出时，由于阻击敌人，我严重负伤。黄兴庭旅长请老百姓把我抬回驻地后，发现我的牙齿大部分被打掉。以后很长—段时间，吃饭疼痛。在西宁，医生把我的整个口腔的牙齿镶好，我便想吃东西，我叫馆子炒点肉给我吃，可哪能吃，痛得不得了。过一久才慢慢适应，于是我主动要求出院。

    1951年夏天，军参谋长杨文安通知我，要我与一个炮兵参谋长带兵到朝鲜实习。接到通知后，我们就从西宁出发，经兰州、西安、北京、沈阳后，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当时的气氛很是紧张，飞机整天在空中来回骚扰。我们渡过鸭绿江后到达朝鲜的马凉山，安排我到六十三军炮团实习团长，在马凉山打了几仗，一个多月实习完后又回到西宁。

    过几天，就正式带部队入朝鲜。临走前，估计到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中国了，于是叫爱人来合个影，并将所剩下的东西都打包裹寄回家。1952年冬天，到达朝鲜，安排我到志愿军一师，在马凉山守阵地。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官，住在距离马凉山30里处的板桥洞，晚上下半夜到前线巡逻。那时炮火稀疏些，我们主要是侦查地形。有天走迟了点，天快亮时，敌人一反扑，把整个山头炸得一团糟，我们未去成就折回师部。马凉山前有个52号阵地，被敌人猛攻占领，所有电话线切断，前后方失去联系。有个营长回来报告说52号阵地丢了，我们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是判断的。师长吩咐赶快报告军部，军部下令想尽一切办法拿回来，师长是徐力书，政委徐文礼。我跟师长和政委说：“现在是判断，你们舍不舍得干？”他们问：“干什么？”我说：“就当52号阵地丢了来打呗，原上面驻守的我们一个连，你们舍不舍得打，如果阵地真的丢了，就打敌人，没丢，就打我们的那个连。”我们用炮轰半个小时，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全部被歼灭，躲在洞里的我们的一个连又出来守阵地，52号阵地虽然保住，我却挨了批评，说我无辜浪费了炮弹，我说只要守住阵地，不丢脸就是。

    1953年7月停战，这时干部们思想有些混乱，说这样长时间都没死，担心这几天被打死不合算，于是敌我双方都看好时间，一到宣布停火的那一刻钟就都不再打炮。

    停战约半个月后，吴师长通知我，叫我回国。我回到辽阳，在那里学了一年的文化（语文、数学、政治）。考试还考得不错，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