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川军民团结抗日

    按照中日两国《重庆约书》‘三十年一换契’的约定，1931年9月24日，第一个租期届满，1927年开始，我就联络驻防合川等地的师长，同学同事潘文华，唐式遵与重庆工商界朋友卢作孚、康心如、溪致和等共同倡议，要求收回日本租界。我们在重庆和四川各地组织各界人民向政府请愿，向全国通电。我取得四川省督办，军长刘湘的默许后，重庆地方政府将收回日租界的要求，呈报给刚成立的南京中央政府，并未得到答复。可是，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南京的“炮轰南京事件”，东北的“万宝山事件”，四川的“炮轰万县1926年九五惨案”和日舰抓捕华工，毒打巡警，枪杀民众等暴行，将我部官兵和重庆军民的爱国热情推向了新高潮。我与重庆的一批爱国人士在江北、巴县、北碚联合各界成立了“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运动筹备会”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誓死收回日租界！”“坚决收回王家沱！”还实行了严密的组织和有计划的行动，如“重庆各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运动筹备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如何动员各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如何召开群众大会；如何进行请愿示威；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和罢市；如何实施与日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等五个具体办法。由于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日本专门从汉口调集军舰到重庆江面玄耀武力，以图将四川广大军民的抗日情绪打压下去，但是，四川军民反而更加团结，人人坚决不买日本商品，雇员坚决不为日本洋行当差，产业工人坚决不为日本工厂做工，有关行业坚决不为日本商船和军舰供煤、供水、供粮、供副食品，装卸工人坚决不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力夫脚夫坚决不为乘日本船的乘客搬运行李，黄包车夫坚决不拉载上下日本船的客人。我与重庆军民站在一起，在整个重庆真正实行了全面，彻底地与日本“经济绝交”。

    我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主编的《新蜀报》载“1927年8月22日，重庆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发出公告：“警告航运业公会，所有航行于川江挂日本旗的‘挂旗船’必须自动取下日本旗;警告煤炭业公会,即日起停止供应日本船的生产用煤和生活用煤。”之后，日本雇用的中国商船，全部取下了往日飘扬的日本国旗，所有日本船只都失去了燃料供应。9月1日，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雇员、雇工宣布罢工。9月13日，在日本船上任领航的中国高级船员全部上岸。群众组织“反日大会”还将个别与日本人合作的“洋奴”押解游街,宣布“名誉死刑”，警告继续与日本人合作,将对他们以“反革命论处”。9月25日，我与重庆各界民众两万余人集聚在夫子池开会，全面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是日，全城市面关门，家家门上张贴“誓死抗日”四个大字，家家铺面“下半旗”为万县和南京两地死难同胞志哀。

    七、智斗日本领事 惩办洋兵犯罪

    重庆民众觉醒了，我思考作为一名驻防重庆的川军将领和地方官，我应该做的事情。

    每逢西洋节，即十二月的圣诞节，驻重庆各国领事馆的洋兵终于等到了休假日，他们出来酗酒闹事，趁机在公共场所和大街上调戏妇女，还常常出手打人，重庆各界强烈要求军政当局予以惩治。辛亥革命后的重庆正值移民高潮，各地同乡会很多，创办川江民生轮船公司，后来被称作“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和中美合资美丰银行中方董事长兼总经理康心如与巴中同乡会共同出面，要求我以重庆地方军政府拿出对策。“重庆的事情，中国人不管，难道还要外国人来管吗？重庆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我已经调派一个团驻守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只要日本人出来制造骚乱，依重庆地方条令约束，严惩不贷！” 我回应各界代表说，“请报馆记者，巴中同乡会王鳌溪先生，代我撰文一篇，题目‘敬贺各国圣诞节新年，并预告各国外交卫兵长官’作为圣诞新年贺词，在重庆各大报刊上登载，请政治部主任漆南薰先生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公开告知我国的法典和传统习俗，请予尊重。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的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我们要不失道理，四川有句俗话，‘杀人要把人喊醒’。今后，他们若无其事，不把我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全当一回事儿，我再惩办不晚。”

    据当时报纸记载，我授意的“西洋节贺词”见报后，日本和其他外国洋兵在公共场所骚扰和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件，有所收敛。

    这是我与重庆地方政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策略，与凶残狡诈的日本侵略者周旋。

    我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变化，终究有藐视中国独立和主权的不肖之徒。一天，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卫队水兵四人，以醉酒为理由，赤身裸体在朝天门借酒肇事，轮流强奸中国妇女，又一次激起了民愤。

    事件发生后，我部官兵义愤填膺，我下令将肇事者立即抓获归案，并通知所在国领事馆前来接受处理。

    日本领事加藤义三不得不来到我的司令部，先是道歉后是谢罪，还想将人领走，他说“叶将军，不，学生加藤的中国书法老师良一君，学生的管理无方，大日本帝国给您添麻烦了。四人的，交给无能的学生领回惩罚吧。”

    “我给你们的新年贺词看见了吗？”“学生的看到。”我幽默地说，“加藤先生，你们日本帝国，从‘明治维新’崛起之后，听说是讲法度的国家，我的朋友在贵国进修过法律，向我提出要学习你们管理国家的制度和经验，而我国自古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度可鉴。凡事依理据章，做事有法有度，是我处事的原则。关于这一点，你我个人私交多年，你应该清楚。而且我也不能拿我的国家利益与你作个人私谊来交换，请加藤先生理解。如果我带头不遵从法度，你们日本国在重庆侨民的生命和商业财产，何以得到合法的保护？如果中国人民闹起事来，反抗你们士兵的胡作非为，到那时候，连你的领事馆和加藤先生你本人，我都不能依法行使职权来保护了。”我最后一句话，绵里藏针，“请你理解，这是中国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以及我本人的态度，请予配合，接受依法查处，贵国在重庆的商贸活动才能正常进行，不然，你们所有的四川山货，包括麝香，虫草，天麻，虎骨等名贵药材和裘皮毛，均出不了重庆的海关码头，你们每一天的经济损失，回去核算吧！”我一席话，让日本驻重庆领事加藤理屈词穷,无功而返。

    当时大清朝的“清律”虽然被废除，民国的“六法全书”正在编撰，两年后才出台，我坚持了中国政府应有的立场，我背后有重庆和四川军民的强大支持，有《新蜀报》等舆论工具宣传“适用法律属于中国内政，外国人不得横加干涉。”

    中日双方在重庆博弈的结果是，我依据“重庆地方管理条例”法规“处日本水兵四肇事者各拘留十日，处罚金各五百银元。”日本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计穷力竭了,他报知日本政府，“在中国重庆，不是在东三省，可由日本任便宰割。”

    八、重庆日本租界之光复

    惩办犯罪的日本水兵后，我向重庆各界强调，“日本租用重庆的租界三十年，到1931年9月24日期满，我重庆地方政府不与之续签专条。只要1901年的租界条约到期，将自然失效。重庆南岸的日本租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收复回来。”

    四川和重庆军民的一致行动，令平时趾高气扬的日本领事胆颤心惊。日本国政府密电回复日本驻渝领事：“从速装载日本侨民回国，离渝时严防华人示威”。日本领事下令全部日本侨民登上“云阳丸”客轮待命，禁止任何日本人外出，不准任何日本人有挑衅举动。狂妄残暴的日本人在重庆从此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追忆到此，我可以得意地说，重庆的日本租界，当时绝不敢挂出“中国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通过重庆军民的长期努力，日本不得不派出特使清野河太郎，赴重庆协商，处理和看守租界内的财产。实际上在1927年秋，我驻防期间就收复了重庆日本租界，恢复了行使中国主权，并接管了防务。

    从外交程序上，完整地从法律上收回日本在重庆的租界，于1931年9月24日按时实现。那天，我与一万余名大巴山子弟在北伐胜利成功和收复重庆日本租界后，响应中央裁军号召，主动争取到解甲归田，已经回到大巴山务农，务工，经商，卢作孚和康心如联名发给我一封电报，“今天上午，日本国驻重庆领事馆领事加藤义三，带上他遗留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卫队，登上了租用的德国商船‘克思’号，驶离重庆。”隐居巴中的我，看到这个电报，让我与大巴山区退役的万名官兵们高兴不已，重庆南岸的王家沱日本租界，终于从外交法律上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叶良一1972年5月写于巴中政协，嫡孙光宗笔录。）　

上图：1958年12月15日照片，前排左一，为驻防重庆的川军将领叶良一，他晚年参加新中国建设，一直担任地方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一直担任地方人大和政协驻会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坚持工作到九十岁逝世。

    整理者简介：叶光宗，男，1955年生，前排站立者，中共党员，四川省巴中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干部，抗日将领叶良一嫡孙，巴中市政协文史研究会会员，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