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 ，深刻挖掘其军事文化内涵，对于弘扬抗战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打造青州抗战文化品牌旅游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

    青州抗战是在全国抗日斗争的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一）局部抗战时期，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青州军民，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进行声援抗战，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爱国群众衷心拥护和响应，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虽然这时中共青州地方党组织被反动派破坏后尚未恢复，但各地分散活动的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进步知识青年满怀爱国主义激情，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他们迅速组织起秘密的和公开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成为了团结和领导青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不仅领导人民揭竿而起，反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而且领导和影响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青州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二）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拒绝。7月8日，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国民党第29军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共同抗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声援第29军抗战。

    青州各界人士在青州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声援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努力和全国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抗日。10月，胡维鲁、彭瑞林、李曦晨、李云鹤等共产党员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来到益都，寻找地下党员，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在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主持下，建立了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书记胡维鲁。先后与益都北部战前的共产党员牛瑞庭、陈德义、王宗东、陈凤九、刘逢源及益都南部的战前党员冯毅之、陈锡德等取得联系，或为其恢复关系。为抗日救亡活动准备了的干部。从此，益都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共益都县委的领导下，青州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成立后，迅速扩大，到1936年6月，就由初期的1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民先队的组织遍及青州，成为推动青州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三）沦陷时期的青州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同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运送大量物资，有力支持、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9日，日军占领益都城。恢复了“青州道道尹公署”，汉奸方永昌重任“道尹”（3月5日，伪山东省公署将全省分划为4个道公署和2个市公署，其中鲁南道，方永昌任“道尹”，设公署于益都），成立“益都县公署”，汉奸丁逊斋重任“知县”。又先后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朱良、口埠、郑母、赤涧、大尹等村镇设立据点，建立“爱护村”，发“良民证”，成立“新民会”，进行奴化宣传。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铁路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伤亡近百人；在城北连续“扫荡”朱鹿、良孟、段村一带，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失。1月10日，中共益都县委建立。面对日军的暴行，全县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黑铁山起义”、“牛头镇起义”的影响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县委抓住有利时机，组建抗日救亡团，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杨家营村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率领下，先后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组建了十二中队、三十六中队、十七中队、十三中队。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建立了益都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西南山区由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同中共益都县委委员冯毅之一起，与淄河流域的吴鼎章等国民党游击队建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击毙了妄图投敌的翟汝鉴部副司令李思亮，拉出一部，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在城北，县委派人到国民党徐振中部做统战工作，以徐部之一中队为基础，组成了“益都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38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清河特委胶济铁路以南各县划出，成立中共淄博特委。从此，益都县以铁路为界分属两个战略区。铁路以北地区始称益都县，后为益寿临广四边县、益寿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中共清河地委、中共渤海区党委领导；铁路以南党的组织时称中共益南工委、中共益都县委、中共益临工委、中共淄河县委等，其工作先后隶属中共淄博特委、中共鲁中区党委领导。两地区党组织分别在其上级领导下，发动群众，同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同时，运送大量物资，有力支持、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铁路以北，党组织于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将益都县陈景三中队与临淄大马岱李梦鼎中队合编为益北大队，活动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缘地区。同时在该地区活动的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在益北纸坊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是春，县委根据中共清河特委苇子河会议精神，抓紧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条件较好，我党又有一定基础的益七区、寿五区、临二区、广二区先后建立了区委。中共清河特委进驻这一带地区后，对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具体指导，使益、寿、临、广地区成为中共清河特委领导全区抗日工作的中心基地。10月，根据斗争的需要，撤销益都县，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马巨涛任书记，杜振东任办事处主任。在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的领导下，工、农、青、妇各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并建立了四边县“六大队”抗日武装，及四边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在铁路南，中共益南工委组织群众开展适合山区特点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1939年10月，经第一区党委二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南工委，建立中共益都县委。同时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二、三、五区联合区工所。随之，建立了益都县参议会和县政府。

    1940年，在铁路北，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壮大，先后组建了区中队、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发行了“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建立了益北抗日高小，使根据地初具规模。4月，四边县撤销，建立中共益寿县委和益北行署。9月，召开了益寿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韩洪甫为县委书记和出席清河区党代会代表。同时，军事斗争形势也非常有利，益寿军民在取得8月份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10月份又配合山纵三支队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反共顽固派徐振中部300余人。11月，在阳河、河头阻击战中毙伤日伪军4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长途奔袭计划。一连串的战斗胜利鼓舞着益寿军民。12月，掀起改造地形高潮，共计挖地道、抗日沟1000余公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在铁路南，形势比较严峻。日伪军在淄河流域增设据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向淄河流域大局进攻。益都县大队在长秋、上张、下张、窦家崖、孙家岭、西崖头等战斗中，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进犯。不仅如此，党组织于8月份改编了游散在西南山区的杨敬坤部，建立了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同时，刘明训、何子健带领第二游击大队在城东平原坚持斗争，进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益东行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由消极抗战到积极反共，益寿、益都两县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5日、18日，相继发生了“东朱鹿惨案”和“刘集事件”， 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同志及近百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6月，中共益七区区委书记周永胜等同志被伪徐振中部杀害；月底，中共青州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益都百余名党员群众被捕。为应付严峻的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调整充实了益寿县领导力量，并在党员中开展了形势教育和反自首、反动摇、反逃跑活动。在铁路南，中共鲁中区党委为加强淄河流域的领导，于7月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淄河流域广大革命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同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

    1942年，铁路南北两地区形势继续恶化。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四边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军民反复“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据点20余处。由于日伪顽的联合“清剿”，我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丁亦民壮烈牺牲，大批干部群众遭杀害，尤其是“七·一大扫荡”后，四边县全部被“蚕食”，昔日的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变成了“一枪打透”的狭小地带。铁路南吉吉顶失守以后，李家峪等13个村庄被“蚕食”， 中共益临工委、四联办及县大队也被迫撤到淄河以西活动。此外，党内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更使我两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是，益临边区及四边县党组织和人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英勇顽强，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斗争。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县委书记李荆和、县长赵治安率县独立营一个排就地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并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情报站和秘密联络站，干部实行“职业化”，与可靠的党员群众加强联系。8月，建立了四边特务大队，这支精干的武装，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采取“翻边战术”，开展小型活动，实行“麻雀战”，不断袭扰敌人，在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艰苦环境中，站住了脚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同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益东工委，在敌占区六、八、九区一带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四边县的对敌斗争。在铁路南，虽然环境更加困难，我党政军民仍坚持了下来。7月，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部奇袭马鞍山，沟通了中共益临工委与中共泰山地委的联系。11月，两千余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六门重炮的配合下，对我马鞍山发起疯狂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我40余名伤病员及抗战家属，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